吳伐楚入郢之戰與安陸

雪岸

吳伐楚入郢之戰，古史稱“吳入郢之戰”。《中國春秋戰國軍事史》稱之為“吳破楚入郢之戰。《中國上古軍事史》稱為“吳伐楚入郢之戰（柏舉之戰）”（之所以對“柏舉之戰”以括號標注，筆者以為大概有人認為此戰乃關鍵一役。但其畢竟是一役，以此役之名替代一場戰爭之名，有失偏頗）。此次戰爭，是春秋（前769年-前476年）384場戰爭中的一場大戰爭；也是春秋后期（前546年-476年）250多次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是吳國一系列爭霸戰爭中的大戰之一；是對楚國長期推行霸權政策的一次沉重打擊；是春秋時期楚國遭受外來征伐，在楚國境內進行的最嚴重的一場戰爭；也是楚國外失諸侯之心，內政混亂，且前線將領不齊心，士卒無斗志，雖有良謀不能實施，導致最大失敗的一次戰爭。同時，它還是吳國從統帥到將領及先鋒群體運用實踐《孫子兵法》，以少（吳軍3萬）勝多（楚軍20萬）的一次最經典的戰爭。

吳伐楚入郢之戰戰前形勢和吳軍進攻戰略決策是：楚因自平王（前528年即位-前516年）至昭王（前515年即位-前490年）聽信讒言，內害忠良，外欺諸侯，招致內外怨恨，國勢衰弱。吳王闔閭則延攬人才，重用伍員（伍子胥）、孫武等兩大賢臣兼著名軍事家，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為討伐楚國，吳先后滅曹、滅鐘離（前518年）、滅徐（前512年）；然后行“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之計，軍分三部，輪番侵楚，疲楚誤楚，以致以后幾年間，楚國無歲不有吳師，楚軍被弄得筋疲力竭；討伐越國（前510年），掃除后顧之憂；又大敗楚令尹囊瓦之軍，再乘勢攻占曹邑（前508年）。至此，楚在大別山東部的城邑屬國悉為吳所有。定公五年（前507年），被楚令尹囊瓦扣留過三年的蔡侯為報仇求救晉國。第二年，北方十八國諸侯在晉國的主持下，會于召陵，商討伐楚。由于沈未與會，會后蔡發兵伐滅沈。楚因蔡滅沈，便出兵圍蔡。蔡派人到吳求救。吳王正欲謀伐楚，便聯合蔡唐，由闔閭統帥、孫武、伍子胥、伯嚭為將，以入郢為目的，以出其不意、千里空襲、尋找戰機、決戰決勝為計，出兵伐楚。

說到吳伐楚入郢之戰，不能不說到安陸。安陸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古以來還有一句話就是安陸乃“兵家必爭之地”。吳伐楚入郢之戰進程中幾次涉及安陸，就是明證。道清此議題，當然應從《左傳》記載的戰爭路線地望說起。

《左傳·定公四年（前506年）》云：“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后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云中。......王奔鄖......（鄖公）斗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左傳》記載吳伐楚入郢之戰的過程明確，給出的關鍵地名也能讓我們勾畫出交戰雙方行軍作戰的路線圖。問題就在于《左傳》記載的具體關鍵地名，由于物換星移，朝代更替，舊名屢改，且當時又有一名數地、一地數名，難與后名今名對號，以致后世一些注釋家各抒己見，意見分歧。尚需要根據歷史軍事事件地理大勢，祥加剖析，仔細甄別，認真考證。

《左傳》記載的吳伐楚路線是：淮汭舍舟，越過三關；吳自豫章，與楚夾漢；自小別始，兵至大別；陳師柏舉，突襲獲勝；及于清發，半渡而擊；乘勝追擊，敗楚雍澨；五戰入郢，占領楚都；涉睢濟漢，昭王奔鄖；鄖公保護，送昭王于隨。

筆者以為，按《左傳》記載的這一路線，安陸與吳伐楚入郢之戰關聯之處有三，即一為“自豫章與楚夾漢”；二為“從之及清發”；三為“王奔鄖”。

一、“自豫章與楚夾漢”之“豫章”乃安陸之“章山”

“自豫章與楚夾漢”，是吳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遠程千里突襲，意在尋找決戰戰機之計。在此階段，豫章便成為吳軍行程的關鍵地點。

豫章在何地？杜預注“豫章”云：“漢東江北地名。”由于其指向范圍過大，后世雖有史籍注解，但至今有的研究者，從“豫章”開始，到“三關”，包括“淮汭、小別、大別、柏舉、雍澨”等之今地界定意見分歧，致使所劃定吳伐楚入郢之戰路線大相徑庭。據高崇文《江漢考古》2003.3總第138期《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今人大致有以下幾種異見。

其一，豫章在襄樊說。石泉先生（前武漢大學教授）將豫章定在今襄樊市東北40里的白河與唐河交匯處。同時將小別、大別、柏舉、清發、雍澨認定在襄樊東北的漢水東部一帶。認為此次吳伐楚入郢之戰路線是：吳師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國境內登陸，會合蔡師，共同西進，越過楚方城南端的隘道（所謂城口、三關），到達唐國，會合唐師，繼續沿今唐河岸西南進，自豫章大陂進到漢水北岸，與楚夾漢對峙。在漢水東部的小別、大別、柏舉、清發、雍澨擊敗楚軍，渡過漢水南下，攻入位于今宜城的楚郢都。

其二，豫章在安徽說。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一些傳統諸說，認定豫章在安徽的淮河南部的鳳陽縣、定遠縣與淮南市交辦地帶。認為：吳師自豫章奔襲三百里，約行至霍邱、固始之間，再奔襲三百里，就達到冥隘（冥陒）所在的義陽三關，攻下冥隘，取道隨棗走廊西進，在襄陽市以東地區與楚夾漢而陳。并將小別、大別、柏舉、清發等地認定在襄樊、棗陽到隨州西南部一帶，再由隨州西南進軍至今鐘祥一帶，渡過漢水，向南攻入位于今江陵的楚郢都。

其三，曾侯與編鐘銘文“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略同于襄陽說。《江漢考古》2015年第3期總第138期《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的作者高崇文，引用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師“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的進軍路線，贊同石泉先生豫章在襄樊，且小別、大別、柏舉、清發均在襄樊的觀點。他引用清華簡《系年》之記載“楚平王即世，昭王即位。......晉與吳會于為一，以伐楚，門方城。......楚昭王侵伊洛以復方城之師”，作佐證。最后他似乎覺得不能自圓其說，又加了一句：“此雖不一定是楚昭王十年吳師伐郢之戰事，但也可以說明吳攻楚多是由淮河西進攻入方城再向南攻楚郢都。”

“豫章在襄樊說”、“豫章在安徽說”，與史上尤其是明、清研究者多用的“豫章即安陸章山”說，以及對其他幾個古地名的今地界定相左，如此標新立異進行考證，令人難以認同。再則，就大范圍而言，吳伐楚入郢之戰是從吳地集結兵力北至淮河開始，至舍舟淮汭，突破三關，直插豫章的進軍路線，并不與曾侯與編鐘銘文“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相矛盾。

豫章究竟在何地？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圖經》云：“豫章，即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之章山也。”明、清研究者多用此說，并斷定“大隧、直轅、冥阨”三關，即指南北朝時的義陽三關，即今河南信陽以南、湖北應山以北的桐柏山脈的九里關、武勝關、平靖關。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禹貢》內方山，一名章山，今德安府城東四十里有章山，即 吳人與楚夾漢之豫章也。”清·道光《安陸縣志》云：“章山：安陸東有章山，即豫章山。《明史··地理志》。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即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周氏《楚寶》。”清·康熙《鼎修德安府志》：“內方山，即章山，口名豫章，在府北四十里。《左傳》云：'吳師自豫章與楚夾漢。’李白豫章書此也。”清·沈清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在引用《輿地紀勝·圖經》所云后續云：“《名勝志》唐李白娶安陸許氏，及流夜郎，妻在父母家，有寄內詩云：'南來不得豫章書’，亦謂安陸之豫章也。按《水經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紀要東南荊州府東南二十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按漢水與夏水通稱為漢，故酈注又云：'自臘口下沔水，兼通夏目而匯于江，謂之夏汭。’以豫章口解此豫章于本句為當而下有濟漢之文，則非江陵之豫章口也。”

有史籍云，李白豫章書之豫章為南昌（洪州）之豫章，非安陸之豫章。余暫存疑。除去此條，其他所述之史載足可明證。

由此可以斷定：吳軍此戰從淮汭舍舟登岸始，突破應山等地之三關，千里行軍，直插安陸東部之豫章，與楚夾漢，為自小別至于大別、師陳柏舉等戰役奠定了基礎。之所以說吳軍經安陸的東部，而不是西部。吳楚夾漢的地點當在漢陽、漢川一帶的漢水兩岸。吳軍此時目的僅在與楚夾漢。名聞青史春秋晚期兩大軍事家孫武、伍子胥，深知以兵力三萬對二十萬，又是在敵方國土作戰，要“因糧于敵”、“兵貴勝不可久”，必然精心謀劃，抓住戰機，搶占先機，出奇方能制勝。

當然，面對吳與楚夾漢之策略，楚軍也有應對之策。據《左傳》記載載：楚國左司馬戌對令尹子常說：“您沿著漢水與吳軍周旋，我集結方城以外的軍隊，去淮汭毀掉他們的戰船，堵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處險要通道。然后，您便渡過漢水發起攻擊，我領兵從后夾擊，一定能把他們打敗。”這本是一個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的高明的作戰方案。二人商定妥當，決定分頭行動。司馬戌走后，武城黒對子常說：“吳軍木制戰車沒有遮蓋其他東西，而我們在戰車上蒙了皮革，現在又逢下雨，作戰不宜太久，要速戰速決。”史皇對子常說：“楚國人本來就討厭您而喜歡司馬戌，如果他在淮上毀掉吳國戰船，并封鎖了那三處要道而回。這就等于他一個人戰勝了吳國。所以您必須要速戰速決，不然難免災禍。”于是，子常聽信讒言，擅自改變原商定計劃，渡過漢水，擺開與楚交戰陣勢。這樣做，楚軍便轉優勢為劣勢，正中了吳軍奔襲千里，尋找戰機的圈套。

縱觀這場戰爭，吳從從定公四年冬，吳、蔡、唐伐楚合兵開始，到出敵不意，馳軍千里、速戰速決，并于十一月庚辰攻占郢都，時間不到兩個月。

順便要說到的是，吳、楚兩軍夾漢之后“自小別至于大別”，小別在何地？

清·光緒《漢陽府志》云：“小別山一名嶒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據清·同治《漢川縣志·沿革表》，漢川平王時屬楚，定王二年屬鄖邑，“楚子封斗辛為鄖公，《左傳》定公四年吳子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敬王十四年仍屬楚鄖邑，“吳入郢，楚子奔鄖，與鄖公辛奔隨。”清·同治《漢川縣志·形勢》云：“舊通志云：'漢川縣口扼雍梁，引吳越合沔水涢水之流，連大別、小別之山。’”清·同治《漢川縣志·山》云：“小別山，在縣東南十里，形如甑，亦名甑山。《左傳》吳子伐楚，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是也。”

既如此，吳軍此戰的行程又一個關鍵地點，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漢川“小別山”，在春秋晚期屬于鄖邑（縣），也就是安陸的疆域范圍之內。

二、“從之及清發”半渡而擊之“清發”乃涢水安陸河段

要說“從之及清發”半渡而擊，還是要從此戰之前的柏舉之戰說起。《左傳》云：“吳軍“（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此前，“自豫章與楚夾漢”，就吳軍而言，舍舟淮汭，越過三關，揮兵千里，至于豫章（安陸章山），入楚腹地，意在尋找戰機。對此，楚國令尹子常卻背棄與左司馬戌商定的良謀（即子常率師扼守漢水西岸，與東岸吳軍周旋，阻擋吳軍渡河；司馬戌則北上集軍，出淮汭，焚吳船，斷吳后路，再南返三關，從背后偷襲吳軍；然后子常軍渡漢水，正面反攻，楚兩支大軍夾擊吳軍），為貪已功，改變防御和作戰計劃，擅自揮師渡過漢水，沿小別山，到大別山追趕吳軍，一路上與吳軍打了三戰，三戰皆失利。子常見吳軍精銳難勝，意俗出逃，被大夫史皇勸阻，不得已率軍退至柏舉。再說由于子常軍倍于吳軍，吳軍自小別至于大別，邊戰邊撤，途中雖有小規模的三戰三勝，卻沒有戀戰，直到軍到柏舉時，方與從大別退回來的楚軍對陣。

從《左傳》得知：吳軍清發半渡而擊是柏舉大戰的后續戰役，是吳軍乘勝追擊楚國柏舉之戰之敗軍之戰。“自小別至于大別”到“二師陳于柏舉.”、“及清發”，這一條路線的關鍵地名是小別、大別、柏舉、清發。小別前面已經說過，此處專說后三地。

大別山在何處？史上對大別有多種說法，一曰在漢陽縣（龜山），即江夏界；一曰在六安國安豐縣；一曰光州東南：大蘇山，古大別；還有霍丘州西南，西南有大別山，北濱淮，史河、灃河俱流入焉，等等。以上均非“自小別至于大別”之大別。安徽大學古籍研究所崔恒升《文獻》1998年第1期《<禹貢>、<左傳>地名大別、小別考》，在分析《禹貢》、杜預注、司馬貞索引《史記》、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江南道三》”、洪亮吉《卷施痢文甲集·釋大別一篇寄邵編修晉涵》、汪之昌《青學齋甲集·小別、大別考》、楊守敬疏《水經注·沔水中》、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之29-30春秋圖等關于小別、大別地望后云：“從'自小別大別，三戰’看來，小別至大別還有一段距離，小別在漢川縣附近，大別是指大別山南麓的麻城市境內而言，其間經過黃陂縣境。因此，我們認為'三戰’一在漢川附近，一在黃陂，一在麻城市境內。”崔恒升又云：“楚師“濟漢而陳（陣），直至大別，又從大別回郢都，一往一返，基本上是在一條直線上，而甑山和麻城市正好同這一條直線相重合。因此，可以斷定：小別當指甑山，大別當指大別山南的鄂東北的低山丘陵，即湖北黃崗地區以及孝感地區的孝感市和大悟縣等山地。”筆者完全贊同崔恒升“大別是指大別山南麓的麻城市境內而言”的論斷。

柏舉又在何處？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吳楚陳于柏舉，柏舉：“漢東地，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今麻城縣東六十里有龜峰山，山勢嵯峨，上有白黑二龍井，即舉水之源也。一名龜頭山，又縣東三十里有柏子山，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安徽大學古籍研究所崔恒升《文獻》1998年第1期《<禹貢>、<左傳>地名大別、小別考》之結論云：“'從二師陳（陣）于柏舉’來看，'柏舉’，《公羊傳》作'柏莒’；《谷梁傳》作'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東北，即今之龜峰山。據李吉杜甫《元和郡縣志·江南道三》'黃州麻城縣’條云：'龜頭山在縣（指麻城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析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龜頭山即龜峰山。可見楚師到達大別山蔍時，與吳一戰又失利，從而困于絕境，無法繼續前進，只好退回到柏舉。”

柏舉大戰是吳伐楚入郢的關鍵戰役，也是清發半渡而擊的前奏。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十八日），吳楚兩軍在柏舉擺開決戰陣勢。吳軍統帥闔閭的弟弟夫概王在早晨向闔閭請示，要求發起進攻，他分析當時楚軍情況，認為“楚國的子常（主帥）不講仁愛，他的臣子沒有人會拼死作戰。如果先攻打他，他的士兵必然奔逃，然后我們派大軍跟上，就一定能戰勝他們。”但吳王闔閭不同意這么做。夫概王認為“臣義而行，不待命”。其意思是，人們所說的“只要所作所為合乎道義，為臣就不必等待命令。”如此，現在我決心拼死一戰，完全可以進攻楚國的郢都。于是他就率領自己部屬五千人，主動出擊。經過猛烈突擊，兵無斗志的子常部卒被沖潰奔逃，楚軍全線潰亂，吳大軍乘勢發起攻擊，楚軍大敗。子常不敢回楚，逃往鄭國；史皇乘廣車（主帥兵車）戰死；楚將（楚大夫）薳射也為吳軍所俘。

下一階段，吳軍便轉入清發半渡而擊，經雍澨又擊敗楚軍，而后長驅直入，占領郢都。柏舉一役戰敗楚軍后，吳軍跟蹤追擊，追到清發。前有漢水支流清發，后有追兵，潰逃的楚軍，在被吳軍俘虜的薳射之子薳延的帶領下，被逼只得渡河再逃。

清發：《水經注》“涢水南逕石巖山北，即春秋吳從楚師及清發。蓋涢水兼清發之目矣。”《元和志》“安州安陸縣涢水，故清發水也。注入沔，謂之涢口。”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杜注清發水名。臣謹按水經注涢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亦謂之清水。晉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作亂，于其下，籠彩鳳以惑眾。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將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于江夏，即春秋時吳從楚師及清發者是也。涢水在德安府附郭安陸縣西北，石巖山在城西八十里。”所謂石巖山是位于安陸縣城南之山，誤。

“從之及清發”的清發，就是安陸的涢水段。根據地形分析，清發半渡而擊戰場應在應城與安陸交界處之北，安陸古城之南。那里河面較闊，河灘也寬；加上又是冬季，屬河流枯水季節，河水不深，成為最適宜軍隊渡河之地。楚軍殘部在薳延帶領下，決擇在此地渡河。

吳軍部隊要趁楚軍阻于清發而攻擊，夫概王制止說：“一個被圍困的野獸尚且要垂死掙扎，更何況是人呢？如果讓他們感到怎樣都難免一死，他們就必然同我們拼命，把我們打敗。假如讓他們先渡過河去的人得以逃生，后面的人必然爭相渡河逃命，這樣他們就沒有斗志了。等他們有一半人渡過河時，就可以改動攻擊了。”吳王闔閭聽從了這一建議，指揮吳軍待楚軍半渡之時才發動攻擊，果然又一次大敗楚軍，使柏舉之戰突圍出來的楚國殘軍幾乎折損一半。這正是《孫子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戰術又一次在清發半渡而擊的成功實踐。也使以安陸的清發水段，作為吳柏舉大戰后“清發半渡而擊”之地，成為歷史上“半渡而擊”的經典戰例的戰場。

三、“（昭）王奔鄖”，鄖公斗辛護送昭王至隨國

《左傳》在記載清發半渡而擊后云：“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意思就是，遭吳軍半渡而擊時已渡過涢水的部分楚軍殘部，薳延又帶領他們撤退到雍澨東部某地，架灶做飯，稍事休息。不料正在此時吳軍趕到，楚軍顧不上吃飯急忙奔逃。吳軍吃了楚軍做的飯以后，又繼續追趕，趕到雍澨，又將薳延帶領的楚軍殘部擊敗。

就是在如此情勢下，楚國也不乏一心為國勇于犧牲的忠臣。楚國的左司馬沈尹戌先前發方城外之兵疾進淮汭，欲去搗毀吳船，剛行到息地，聽說楚子常的軍隊已敗，為救敗軍遂迅速回援，在雍澨將遇到的吳軍打敗，不過他自己也受了重傷。當初司馬戌曾在吳國做過闔閭的臣子，因此深以為做吳軍的俘虜可恥，對部下說：“在我死后，你們誰能保證不讓我的腦袋落入吳軍之手呢？”吳句卑說：“我地位低下，能不能勝任呢？”司馬說：“可惜我以前竟然沒有重用你。你當然可以。”司馬戌帶傷率師與吳軍力戰三陣，終于敗亡。句卑用衣裳包裹了司馬戌的腦袋，藏好司馬的無首之身，帶著司馬戌的腦袋逃走了。

雍澨：《元和志》“?湖一名翁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吳人敗楚于壅澨，即此是也。按此說非也。吳既舍舟登陸，必不復涉大江。”《方輿紀要》：“澨水在安陸府京山西南八十里，下流合縣前河，通于漢江。或以為春秋時雍澨。”《匯纂》：“京山縣西南三十里有三澨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當以《方輿紀要》及《匯纂》為準。

吳軍在雍澨再敗楚司馬戌回援的楚軍以后，大舉西進。為加快進軍速度，吳軍挑選身強力壯、走路快捷的士卒三千五百人，組成前隊，奮力追擊。又經過三次戰斗，于十一月己卯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進抵楚郢都城。

也就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這一天，楚昭王臨陣逃脫，放棄抵抗，丟下臣屬和守城部隊，慌慌張張地帶著胞妹季羋、畀我逃離郢都，渡過睢水。緘尹固和昭王同乘一條船。昭王讓他把點燃的火把系在大象的尾巴上，讓大象群沖向進攻的吳軍，昭王才擺脫了吳軍的追擊。

十一月庚辰，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國軍事史 兵略》云為十一月二十九日），吳占領楚郢都。吳軍將領按照職務的高低分別住進相應的宮室。闔閭的兒子吳軍先鋒子山住進令尹的宮室。夫概王準備攻打將其趕走，子山害怕，趕忙讓了出來，夫概住了進去。進入郢都的吳軍上下只顧貪圖享受，放棄對楚軍殘余及還分布在全楚各地的楚國地方政權機關及部隊進行圍剿，為此后被被楚、秦聯軍打敗，趕回吳國埋下了禍根。

轉入此節正題。《左傳》云：楚子涉睢濟江，入于云中。......王奔鄖。......斗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睢：《方輿紀要》：“沮本作睢，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口口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涴口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按此昭王涉睢，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云，涉睢濟江入云中。杜預曰西走者非。”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楚子涉睢，杜注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口口。臣謹按孔穎達曰：睢，地名，睢水出發河山，在郢都之西。楚王避吳而西走。”

鄖：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鄖亦作?。今德安府治，即故鄖都也。”又：“（德安府）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子國。?，一作鄖，又作?，俱讀曰云，后屬楚。”又：“鄖城今（德安府）府城。春秋時鄖子國也。楚滅鄖，封斗辛為鄖公，邑于此。......《史記》：楚昭王十年，吳入郢，昭王亡至云夢，走鄖。是也。”《水經注》：鄖水經安陸城西，故鄖國也。蓋亦因涢水為名矣。”《方輿紀要》：“楚王城在德安府云夢縣東。昭王奔鄖城，因此名。”

據《左傳》記載：楚昭王渡過睢水，過江進入云夢澤。有一天，昭王正在睡覺，遇到一伙土匪襲擊，土匪用戈刺殺昭王，王孫由于連忙用背擋了上去，結果被砍在肩上。昭王不得已繼續逃亡到了鄖地。鐘建背著季羋跟在后面。由于蘇醒以后也趕了上去。鄖公辛的弟弟斗巢準備殺了昭王。他說：“當初，平王殺了我父親，現在我殺他兒子，難道不可以嗎？”鄖公辛說：“國君討伐臣子，國君的命令就是天意。如果死于上天的命令，你能仇恨誰？《詩經》說：'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只有仁慈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逃避強暴，欺凌弱者，不能算是勇敢；乘人之危，不能算是仁慈；危害君王招致滅族之禍，不能算是孝道；一舉一動不能落得美名，不能算是聰明。你如果一定要殺害國君，我就殺了你。”于是，鄖公辛便和他的弟弟巢護送昭王逃到了隨地。

鄖公辛，何許人也？清·王掞《春秋左傳傳說匯纂》：“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斗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斗辛居鄖，以無忘舊勛。”由此可知，鄖公辛乃楚國史上大名鼎鼎的廉政、勤政、軍政雙修，為楚國振興立下汗馬功勞的一代令尹斗子文的后人。

后續的史實是：楚王在鄖公斗辛兄弟的保護下逃到隨國。吳兵追至，昭王在隨國的保護下隱藏下來，得以保命。吳軍不獲楚王，只得退兵。

受到楚縣（邑）鄖公辛以及隨國的保護，給楚昭王創造了復興大楚的機會。歷史事實果然如此。楚王在隨隱藏以后，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國求救，秦派兵救援。而吳進入郢都以后紀律松馳，吳王闔閭被勝利沖昏頭腦，全軍上下貪戀楚國財富和女色。作為主要將領且是闔閭的得力助手、參謀的伍子胥，也只顧掘楚王墓，鞭尸復仇，成為縱使吳軍施暴的領頭羊；孫武也許因局限于“因糧于敵"，對入郢之吳軍大行掠奪掄劫之風，或有視而不見，或有不有效制止之嫌；或許因闔閭只顧在楚宮花天酒地，貪圖享樂，對孫武的勸阻置之腦后，甚至完全不給孫武進言的機會，以致入郢之吳軍既不乘勝剷除楚國除郢都以外尚存的軍政勢力，又對秦、楚合謀聯軍反攻喪失警惕，應對遲緩，以致連遭失敗。加上越國乘機侵吳，國內夫概王政變，吳軍只得撤退回國。昭王也回到郢都。吳伐楚入郢之戰的尾聲到此劃上了句號。

參考書目：

《左傳》、《史記》、《水經注》、漢-趙燁《吳越春秋》、宋·鄭樵《通志》、宋·章沖《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宋·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宋·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宋·金履祥《資治通鑒前編》、明·李賢《明一統志》、明·周圣楷《楚寶》、《方輿紀要》、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清·王掞《春秋左傳傳說匯纂》、《元和郡縣志》、清·馬骕《繹史》、清·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清·沈清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清·邁柱《湖廣通志》、《中國春秋戰國軍事史》、《中國上古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春秋軍事史》、《中國歷代軍事家》、孫武《孫子兵法》、《中國歷代軍事戰略》、《中國軍事史·附卷·歷史戰爭年表》、《中國軍事史·兵略》、《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軍事謀略學》、清·康熙《鼎修德安府志》、清·光緒《漢陽府志》、清·道光《安陸縣志》、清·同治《漢川縣志》、趙爾巽《清史稿》、李玉潔《楚國史》。

參考資料：

     高崇文《江漢考古》2003.3總第138期《曾侯與編鐘銘文所記吳伐楚路線辨析——兼論春秋時期楚郢都地望》、安徽大學古籍研究所崔恒升《文獻》1998年第1期《<禹貢>、<左傳>地名大別、小別考》、胡光明、李全操《唐都學刊》2018年3月第34卷第2期《論吳軍入郢之戰》、王玨《軍事歷史》2013年第3期《孫武、<孫子>與柏舉之戰有關問題辨正》、王玨、王繼訓《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12月第21卷第4期《吳師放郢之戰初期戰局》、王玨《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重析吳師入郢之戰的初期戰局》、雷晉豪《歷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說“淮汭”與“豫章”：吳師入郢之役戰爭地理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