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被很多讀者視為一部“淫書”。的確，書中有不少低俗的描寫，對于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確有不良影響。但如果因此而簡單地把《金瓶梅》定義為“淫書”，卻未免有失偏頗和武斷。因為小說中低俗的描寫并非《金瓶梅》的主要內容，在這部看似記載家庭瑣事的巨著中，展現出一幅明代中葉以后城市居民生活的風俗畫卷。其中不僅描寫了西門慶這樣豪門巨富的家庭生活細節，也表現了更為廣闊的市井生活圖景和官場中暗腐的情形。西門慶是個亦官亦商的暴發戶，既不是世代官宦的貴族子弟，也不是專沽什一之利的一般商人。他是個以巧取豪奪來的財富為基礎，廣泛結交官府，自己也終于躋身官場，腳踩兩只船的惡棍。由于他的這種特殊身分地位，便為小說作者在描寫西門慶府中生活的同時，大量夾敘明代官場的黑腐情形提供了方便。
小說這一回“徇私情亂判盜竊案”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寫西門慶如何營私舞弊，放走盜案同伙，冤屈無辜百姓的情況。
這樁案件主要在小說第七十六回夾敘，所費文字并不多。在正式敘寫案件以前，前一回已有兩處地方預先點到。
其一是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平安就稟道：“今日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
其二是吳月娘和潘金蓮大鬧的那一天，作者又提到“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過午牌時分才來家。”
這兩處地方提到的審問“賊情”就是七十六回西門慶徇私亂判的這件案子。
案子的當事人叫何十，出面向西門慶求情的是他的哥哥何九。作者寫何九來求情也并沒有寫他直接見到了西門慶，而是由王婆出面求告了潘金蓮和西門慶的管事奴才玳安。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西門慶到潘金蓮房里看了帖子(何九托王婆呈上來的“說帖”)，只是若無其事地對跟隨的人吩咐了一句：“明日到衙門中稟我。”
第二天，作者是這樣寫西門慶審理賊情了結此案的：“西門慶到衙門里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可見在何九托情以前早已多次對他們用刑)，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按照王婆對潘金蓮介紹的情況，何十被拿在提刑院府里，是因為被強盜“攀”為窩主，“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準他就是了”，最后還特地表示，“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
何十是不是真窩主，其實不用多費躊躇，一眼便明：他若不是窩主，何必來走西門慶的門路，又許下重謝。
而西門慶辦這件事也真夠爽快，他并不像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的其他貪官那樣，還要裝模作樣的審理一通，再找個理由駁回原告，開脫罪犯(例如當年清河縣知縣受理武松控告西門慶潘金蓮王婆謀害武大郎的案子)，也不像另一些貪官那樣，當時不動聲色，裝作一本正經，事后再設計陷害好人，開脫罪犯(如張都監后來處理武松醉打蔣門神的案子)。西門慶審案活脫脫表現出一付惡霸作風。他對強盜，沒有走他門路的強盜，只用刑具說話：“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他對窩主，走了他門路的窩主，干脆“開出來放了”。放了一個，自然得找個頂缺的，使案卷完滿。這就看誰倒霉，這個倒霉鬼就是弘化寺的一名和尚，理由是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西門慶的徇情枉法做得干干凈凈，毫不含糊。作者寫到這里，不禁感慨系之地嘆息道：“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世道人心如此，夫復何言！ 
西門慶為什么這樣輕易地就開脫一名罪犯，用一個清白無辜的和尚來頂替呢？難道僅僅只是因為何九許諾了“重謝”嗎？其實，何九事成后買來的禮品只是“一匹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壇酒”，并不算什么厚禮。個中奧妙西門慶和何九自然明白。這就涉及到當初謀害武大郎時何九對西門慶罪行的大賣放，實際上他們早已勾結，默契在先。這又牽涉到《金瓶梅》作者對《水滸傳》某些人物的改造。
《金瓶梅》是反映中國封建時代的病態和墮落的一部世情小說。但它不是籠統地反映整個封建時代，而是表現它的某個特定的階段，這階段便是明代中葉以后至明末。
雖然《金瓶梅》故事背景設置在宋朝末年，但是研究發現，這部小說是以宋喻明。但作者顯然是為了逃避文網和世人詬病，便借了《水滸傳》的某些情節加以升華擴充，把故事的背景置于北宋末年，成就了這部偉大巨著《金瓶梅》。《水滸傳》有關情節有的保留有的改造，舊有人物亦復如是。基本保留原樣的人物如武松、王婆，在原有基礎上大加充實，使其更加豐滿的人物如西門慶、潘金蓮，雖然保留但加以改造的人物如本文提到的何九。當然，更多的還是《水滸傳》原書不曾有過的新人。
《水滸傳》中的何九叔作為清河縣的團頭仵作，不失為一個正直的公吏。他雖說：“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惡徒，把持官府的人”，不敢拒絕他的十兩銀子，卻敢于在武大郎尸身焚化之后，去揀了兩塊骨頭，用紙寫明年月日期，和銀子包在一起，偷偷藏在家中。后來武松回來，他便把銀子和骨頭交與武松，作為西門慶與潘金蓮王婆通同毒殺武大郎的一個見證。武松到官府首告時，他也曾到公庭作證。在那個時代那樣的環境中，能夠這樣奉公執法，不畏強暴，不貪賄賂，也就算得十分難能可貴了。
但《金瓶梅》中的何九就不同了。《金瓶梅》對于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并謀害武大郎的情節雖然基本上照抄《水滸傳》原文，但卻把何九寫成了另一幅面目。他不僅收受了西門慶的十兩銀子，驗尸時又得了王婆的錢。
兩個火家指著武大郎尸首說：“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
這分明是中毒而死的征兆，何九卻昧著良心說：“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
一面就“七手八腳葫蘆提驗了，裝入棺材內”，第三天就抬到城外，把棺材并武大郎“燒得干干凈凈，把骨殖撒在池子里。”他果然按西門慶的吩咐，將這件惡性謀殺案，“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過去”了。他料定武松回來不得善罷干休，在武松回家前的三天就“走的不知往那里去了。”以致武松找不到人證。
可以想見，這個本來與西門慶并無特別瓜葛的何九，因了賣放西門慶的謀殺罪行而與西門慶有了何等不同尋常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兄弟犯了罪，他不找別人，偏偏找了當年西門慶的同謀王婆一起來走西門慶的門路。而王婆必然會找潘金蓮求告，如此這般。既然西門慶當初曾得何九之助，今日賣放何十便是理所當然的了。所以何九走西門慶的門路并沒有費什么周折，也并不破費多少錢財，西門慶徇私判案，也無所疑忌躊躇，便輕輕了結了。
作者在寫這樁公案時，所費文字極為簡略，而其中當年的馬泊六和害人同伙王婆見潘金蓮的一段倒占了大半篇幅，作者的用意不言自明。西門慶一聽說王婆何九來求，自然心領神會，必當如當年何九一樣，“一床錦被遮蓋過去”。作者雖然并沒有直接描寫西門慶的心理活動，但前后事情的關合奧妙已盡在不言之中。讀者剛讀至本書第六回西門慶買囑何九的文字，或許會納悶，從武松打虎至潘金蓮藥鴆武大郎的幾回文字，《金瓶梅》幾乎全部照抄《水滸傳》，何以唯獨把一個并不十分重要的人物何九的形象加以改變，讀到第七十六回，方知作者用意。像西門慶這樣一個市井惡徒，他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么法紀可言，他的許多惡行是在官府的庇護下做出來的。謀害武大郎之后買通衙門逍遙法外就不用說了，其它如：他因嫉恨蔣竹山入贅李瓶兒府中，遂買囑草里蛇魯華等訛詐、毒打蔣竹山，又串通夏提刑對他嚴刑拷打，致使蔣竹山被逐出家門。又如為了霸占宋惠蓮，他設計陷害來旺兒做賊，并用一百石白米買通夏提刑賀千戶，把來旺發往徐州充軍，等等。
他既勾結官府在市井中為惡，則市井中惡人到官府求告他，他還有什么不通融的呢？讓西門慶這樣的人做理刑千戶審案，就如同讓強盜監守庫房一樣。明朝的吏治黑暗到如此地步，王朝還有什么希望呢？統治集團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或者說為了維護階級自身的根本利益，都需嚴格認真地遵守執行法律，即令對于本階級的成員也絕不能寬容例外。而《金瓶梅》除了四十八回寫了一個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布比較清廉正直外，其他幾乎都是貪官污吏。那樣的世道人心怎不讓人失去信心？這樣的王朝怎能不亡？無怪作者嘆道：“宋朝(應讀作明朝)氣運已將終，執掌提刑忒不公。畢竟難逃天地眼，那堪激濁與揚清。”作者以悲哀和絕望的心情注視著眼前沉痛的現實，真切地感到明朝大勢已去，氣運將終，難逃滅亡的命運，而毀掉明朝江山的不是別人，正是統治集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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