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戰事發生，傅作義、湯恩伯兩部收復了百靈廟，我們也大為興奮。

日本人因為自熱河補給偽軍李守信部，不太便利，不如由天津用火車運到張家口，再轉運張北方便，所以，便把軍火裝箱偽裝商貨，由一家轉運公司出面經運。

先是小規模地運，后來竟大干起來，我得了情報，便下令截留。

一日，又運來一批，我便派人在張家口車站戒嚴，一面不接日本特務機關長電話，說是出門了，這批軍火，一共有五百支三八式步槍，四門沈陽兵工廠的一四式野炮。這四門炮比湯玉麟的炮還新一點，射程也遠一點，抗戰八年，我一直帶著和日本人作戰。

次日，大本找我交涉，我堅不承認說：“我從沒有扣你們的軍火，你也沒有告訴過我要運軍火，我只是得到了下邊的報告，查扣了某某轉運公司的一批商貨?！贝蟊倦m糾纏數日，但自知理虧，終也無可如何。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我們頗為震動，二十九軍的高級人員，齊集北平，我自然也應召前往。宋先生在這事件上表現得非常堅定，擁護蔣介石的決心，毫不動搖，二十九軍也決不會當漢奸，于是，促成了日本提前侵略中國的決心。

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在1936年已經換為田代中將，部隊也增加到一個混成旅團，旅團長河邊少將。駐兵的范圍已遠逾《辛丑條約》規定的范圍，至是更陸續增加兵力。

1936年冬天，日軍在平津舉行大演習，參加的有一萬多人，以北平、豐臺為假想爭奪目標，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宋先生氣憤之下，二十九軍也舉行大演習。參加的部隊，有三十七師、一三二師和若干特種部隊，總兵力在五萬人左右，向日本表示不惜一戰的決心。

日本軍力繼續增加，到了1937年2、3月間，已在三四萬人左右。這些都是在關東軍一、三、五、十一幾個師團中抽調出來的，一律采取戰時編制。

中日的外交交涉，我們雖也就“華北通航”“開辦龍煙鐵礦”“滄石鐵路”等做了些讓步，但是日本人志不在此，乃提出了“華北明朗化”，壓迫宋先生表明態度。

宋先生也相反地提出，要日本人先取消殷汝耕的偽政權，以示誠意，雙方的條件，南轅北轍，自然無法談攏。于是，日本人不斷地增兵，不斷地制造事件，以為侵略的借口。

宋受不了日本人的壓迫，但又怕“小不忍，足以亂大謀”，便借省親掃墓，回山東樂陵老家，使日人暫時失去交涉的對象。行前，他把交涉事務交給秦紹文負責，軍事交給馮仰之代理。

仰之這時已兼任河北省主席，但是因為三十七師負責北平防務，所以他常在北平。二十九軍的副軍長雖自紹文任北平市長以后，就換了佟捷三（麟閣），可是軍長的公事，多由仰之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著軍長。

自從二十九軍接防平津，因為局面擴大，昔日西北老友來幫忙的很多，諸如石漢章（友三）自濟南來，任冀北保安司令；高建侯（樹勛）自江西來，任冀南保安司令；石筱珊（敬亭）自泰山來，擔任總參議名義等。

而且，部隊實力也急劇增加，除了我們舊有的四個師，每師轄四個旅以外，還有騎兵第三師（師長鄭大章）、獨立二十五旅（旅長阮玄武為方振武舊部）。還有獨立四十旅、騎兵十三旅（均為“抗日同盟軍”舊部，駐在察哈爾由我指揮）。另外，還有個特務旅，一個軍事教導團，再加上冀、察、天津的保安隊，總兵力不下二十萬人。

二十萬人兵力不可謂不大，可是要布防在兩省、兩市，尤其因為《辛丑條約》允許條約簽字國，在山海關到北平駐兵的關系，日軍已深入堂奧，所以也就備多力分。

到了五月間，日軍進關部隊已到三個師團左右，據北寧鐵路的消息，后面還有兩個師團待運。察北商都日軍也有顯著增加，天津海河連續發生浮尸。事后證明，是日本人在海光寺兵營修筑工事，然后把雇用的工人殺之滅口。我們覺得事態嚴重，一面戒備，一面告誡部屬鎮靜應付，免為借口。

果然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借口一個日兵失蹤，進攻宛平。三十七師的吉星文團起而抗戰，驚天動地的盧溝橋事變遂乃爆發。

事變發生后，紹文、仰之以宋先生不在北平，而日本人這次又來勢洶洶，覺得責任太大，便叫我和藎忱到北平來商量。

這時，南京的指示是要“應戰不求戰”，我們開會的結果，是先設法拖延時間，把分散的兵力集結，各據點決不放棄。所以，便叫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隊接替宛平防務，抽出三十七師來集中兵力。

一三二師急自河北各地向北平以南集中待命，三十八師的劉振三旅和騎兵師的張德順旅固守廊坊，并阻斷平津交通，不叫日人繼續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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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三旅長在二十九軍中，與吉星文都屬于“少壯派”，他以一種“不講理”的態度，不理什么《辛丑條約》，以電話威脅北寧鐵路局長陳覺生（親日派）不準再為日軍開兵車，否則出了事不負任何責任。

這時，日軍仍繼續進攻宛平，我們便又命三十七師的何基灃旅，利用青紗帳（高粱田）向日軍襲擊了一次，使日軍受了不小的傷亡，對宛平的攻擊，乃暫停頓。

我也回到張家口，部署察省防務。大約7月中旬，宋先生趕回北平，本來南京叫他先到保定，不必和日本人直接談判。宋這個人的短處，就是過于自信，自信得有些剛愎。他認為在這種時期，不回北平和部下在一起，是一種膽小的表現，所以仍然回到北平。

這時，一三二師也在永定河以南集結完畢，宋先生命該師的石振綱旅接替北平城防。三十七師得以全部在城外集結活用，石旅的兩個團長，一位姓趙，一個是舍弟汝珍。

宋先生回來后，又召我到北平，商量萬一戰事無可避免的作戰計劃。我們決定，一三二師的一部守北平，其余的和三十七師進攻豐臺和通州之敵。三十八師進攻天津海光寺，一四三師自南口出擊，進攻昌平、密云、高麗營等地，遮斷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到了7月下旬，秦紹文和日本人的交涉，雖然舌敝唇焦，但日方不可理喻，絲毫不肯讓步——堅持宋先生表明態度，一是脫離南京政府，一是離開北平。

這時，有一部分日軍，自盧溝橋徒步開來北平，要自廣安門入城。舍弟汝珍的團擔任城防，自然拒絕他們進來。有一個日本軍官上城交涉，雙方一言不合，一位張營副用刺刀把這個日本軍官從城上“捅”下城去，城上城下立刻發生戰斗。

因為我軍居高臨下，日軍傷亡很大，不支退去。當晚，在永定門外，也發生激戰。于是日本人又得了“口實”，表示決定“強硬行動”，在北平的日僑在三千人以上，也武裝起來，集合在東交民巷日使館兵營。

宋先生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子亮，你趕快回去，照計劃做，8月1號行動?！边@天是7月25日，我接了這個電話，便連忙回察。因為時間倉促，僅奉家母一人同行，其余妻子均丟在北平，搭乘平綏路的特別快車回張家口。

不知消息如何走漏，火車一進沙河車站，日軍便起而襲擊。所幸防軍阮玄武旅竭力抵抗，才能通過，到了南口我的防地，才得到安全。

我回到張家口以后，便分命所部向南口集結。到了7月28日，接到北平的報告，日軍大舉進攻三十七師。三十七師也向豐臺反攻得手。廊坊的劉振三旅也向路過的兵車攻擊，頗有斬獲，一時士氣民心極為振奮。

我覺得戰事提前爆發了，便命南口方面的部隊準備出擊。哪知當晚又接得報告，南苑陷落，佟副軍長、趙師長陣亡。宋先生、秦紹文也辭職，所有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主任、北平市長等職務，全由張自忠代理，政委會也改組了，容納了一批親日分子。

此如晴天霹靂，使我大為困惑，藎忱決不致當漢奸，更不會出賣宋先生，可是事實如此，如何解說。一時部隊也大為憤怒，把張藎忱的相片（二十九軍部隊都有旅長以上將領相片掛在各級本部）統統撕毀。

大約二三日后，石振綱旅自北平突圍到了察哈爾，我問他們，他們也莫名其妙。只知道南苑因為趙舜臣剛到，一三二師部隊還沒有進去，都是些軍直屬部隊和一部分騎兵防守。日軍以飛機大炮掩護著步兵猛攻，佟副軍長、趙師長先后陣亡，部隊潰散。

宋先生離開北平后，張藎忱叫他們換軍裝改保安隊，他們不愿意。又過了兩天，召見石旅長和兩個團長，見了面只說了一句話：“不成了，你們趕緊走！”當晚，他們就突圍出來。我們對藎忱的誤會，一直不解。

后來在冀南作戰，又見到宋先生，才知道藎忱當時完全是以“跳火坑”精神，自我犧牲。希望他在北平和日本人周旋，掩護宋先生離開，爭取時間。

以后，仍有很多對藎忱不諒解的流言，但是看后來三十八師改編為五十九軍以后，宋始終命副軍長李文田代理，虛位以待藎忱回來。

平津失陷后，我進退失據，察哈爾的形勢，已突出成了三面受敵之勢。我向南京請示并請增援，蔣介石即命已集結在平地泉的十三軍湯恩伯部，和另外的一個高桂滋師，兼程入察增援。

湯、高兩將軍在八月三日先來會晤，我率領察省府各廳處長到張家口以西三十里路的孔家莊去歡迎，就在車站開了個會，研討當時的狀況，并分配防務。

首先，我先把察省的態勢報告說明，分析敵人犯察三條途徑。一是由南口進犯懷來、涿鹿，二是由獨石口進犯宣化，三是由張北直犯張家口，然后大家研究如何布防。

高桂滋因為兵力較弱，愿意擔任獨石口一路。我則希望任南口方面，因為這時我的部隊大多在南口集結。而在民國1926年時，我曾以一師兵力獨力抗拒張學良、張宗昌、吳佩孚等二十萬之眾，達四個月之久，地形非常熟悉。

但是，湯先生考慮了一下表示，他愿意守南口，因為我是省主席，應該守衛省垣。會議之后，部隊分頭用火車輸送，8月5日，湯部已完全接替了南口防務。

接著，日酋板垣率第五師團8月7、8日就開始進攻南口，該方面立即發生激戰，我們這面決定也向張北攻擊，由傅作義協力我進攻。

大約在15日左右，南口陷敵，湯軍在居庸關、八達嶺等高地繼續浴血苦戰。傅部的陳長捷師和一個馬姓的獨立旅，轉移使用于那方面，張北便變成了我獨力進攻。

日軍死守不退，關東軍自熱河大舉增援，日酋東條英機，時任關東軍參謀長，親率兩個獨立旅團、一個汽車牽引炮兵聯隊、一個戰車聯隊，向我反撲，我這一面被迫變攻為守。

到了8月25日，懷來已現敵蹤，張家口亦陷重圍，師長李金田受傷，旅長馬玉田、團長劉田戰死。部隊傷亡達五六千人。27日，我奉令“于必要時破壞鐵路橋梁和機車，向察西南轉進”。當晚，我們開始突圍。

在張家口戰役中，中央擢升我為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察哈爾守備軍團長，所部一四三師及察省保安隊也擴編為一個軍，番號是六十八軍。

說來很巧，由二十九軍擴編的三個軍的番號都和“七七”有關，馮仰之的三十七師改為“七七”軍固不必論。張藎忱的五十九軍，五、九加起來是“十四”。我的六、八加起來也是“十四”，而十四是“七七”的合數。不知是巧合，還是承辦人員具有深心。

這時，宋哲元也就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除我以外的二十九軍其余部隊，都集中到津浦路去作戰，后來，又增加了一個六十九軍，軍長是石友三，騎兵師也擴編為騎兵第三軍。

石后來在河北打游擊，升任冀察戰區總司令，兼察哈爾主席，可是他仍然不能克保大節，以致身敗名裂，實在令人浩嘆。

假如佟、趙二人不死，石是當不上軍長的。佟捷三（麟閣）是河北人，在馮玉祥先生舊部中，和我、韓、石、孫等資歷一樣，他為人溫文儒雅，性情也最平和，和我的私交篤厚，有如兄弟，我們兩家也是通家之好。

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時，馮先生曾命他代理察哈爾主席，二十九軍回察后，宋先生留他任警務處長，后來繼秦紹文為副軍長。南苑之役，他騎馬往來指揮，被日人機槍打斷了腿，流血過多不治身亡。

趙舜臣（登禹）是山東菏澤人，一直都是宋先生的部下，勇敢善戰，曾多次負傷，因而染上了嗜好，不過打起仗來仍然非常驃悍。喜峰口之役，他又受了傷。南苑之戰，舜臣持刀督戰，被日軍機槍打在胸部，當場殉職。

1938年初春，宋哲元親自指揮我們，向平漢路側擊，一度收復邯鄲、順德，前鋒且進抵內丘。日軍自安陽向大名反攻，守軍師長何基灃自殺未死，我們后路被截，便向魯西轉進。

后來，宋帶著他們到道清路去作戰，我則留在魯西，不久，宋先生因病辭職，輾轉到四川綿陽去養病，1940年病逝在綿陽。

說起綿陽，對宋先生是個可紀念的地方。1915年年底，宋先生家里送他夫人常淑清女士到防地來結婚，可是部隊奉命出發，婚期展延。部隊一路走，家人一路追，直到1916年在綿陽才有一段安定，宋先生和常女士便在綿陽匆匆地結了婚。

抗戰期中，我每逢去重慶述職，途經綿陽，在川陜公路上，都要去宋先生的墓上憑吊一回。

1940年，張藎忱在湖北襄河東岸的宜城縣殉國。藎忱1937年自北平潛行抵津，間關返回抗戰陣營，即抱定以死報國的決心。1938年回到五十九軍，臨沂之戰，大挫強敵，以后所至有功，到他殉國時已官拜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兼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加陸軍上將銜。

殉國后，靈櫬運抵重慶，蔣介石一再親臨致祭，并頒長文悼念，之后，馮仰之接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我旋接替孫仿魯（連仲）兄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我們雖不隸屬于同一戰區，但戰場毗連，所以也可以說是守望相助，這局面一直維持到1948年。

藎忱是山東臨清人，身體很好，頭腦靈敏而深沉，治軍極嚴，他有句口頭語，罵部下時一開口就是“我扒了你的皮”，所以，他的外號叫“張扒皮”。

不過，因為他能與部下甘苦與共，因之也極為部下所愛戴。他的生活很嚴肅，記得他和他夫人因故失和，十余年夫妻不交一語，回家去衣食等細事，都是幾個侄女打整，但是，他并不以此借口在外面亂來。

抗戰勝利后，蕭仙閣在北平經商失敗，得了腦充血，不久逝去。馮仰之調到徐州，任徐州綏署副主任，兼第三綏靖區司令官。我則調到開封任鄭州綏署副主任，兼第四綏靖區司令官，東西相望，嗣后又同兼華東“剿總”副總司令。

1948年徐蚌會戰，我的部隊過徐州南開蚌埠，我個人去徐州參加各兵團司令官會議，便住在仰之的家里。

仰之比我小兩歲，人很樂觀，言語詼諧，生活灑脫，有一種風流倜儻的瀟灑氣概，凡事都很民主。所以，他的兩個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灃權力都很大，在徐蚌會戰方一揭幕，便率領一部分隊伍變節。

仰之聞報氣憤之極，我便陪他一起去“剿總”，晉謁劉經扶（峙）上將請罪，劉經公豁達大度，不愧忠厚長者，對仰之反而安慰一番，叫我陪他回來，收容部隊。

在這種情形下，仰之自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便辭職回南京待罪，所余部隊隨邱清泉兵團作戰，覆滅于青龍集。

徐蚌戰役，三十三集團軍突圍出來的殘部猶有數千人，政府把他們編成一個軍，叫吉星文任軍長。后來，撤退到福建撥歸我指揮，到這時候，舊二十九軍又都會合在一起了。

吉星文（字紹武），盧溝橋一戰成名，國人均以民族英雄目之。他人很沉穩善戰，1949年隨我來臺，受過幾次訓，因為他能打仗，當局派他到金門去擔任“防衛副司令官”，1958年八二三炮戰陣亡。

我、仰之、紹文在臺先后退役，在中和鄉找了一塊地皮，打算住在一起。后來，紹文因為他夫人多病，家里人口又少，住鄉下太不方便，只有仰之和我搬去。

我和仰之對門而居，仰之每日傍晚必站在門口，大聲叫我出來聊天。每日我們種花為樂，不意一天早起，馮家的人匆匆來告訴我，仰之突然患病，已送到中心診所，等我急忙趕到中心診所時，他已不治去世。

火化之時，蔣介石也親臨致祭。去年紹文也病故了，是病于肺癌。轉眼已是“七七”的27周年了。這27年的變化動亂極大，二十九軍的老朋友，一個個先我而去。

走筆至此，老朋友們的英武雄姿，一一呈現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