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帖》，紙本，摹本，現藏于上海博物館。

釋文：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修齡”是王廙次子、王羲之從弟王胡之的字，“重熙”是王羲之妻弟郗曇的字，“安”是晉太傅謝安。帖中言“不知安所在”，可知謝安其時不在上虞。謝安屢舉不起，當時在朝士大夫嘖有煩言，至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之語。今又不知其所在，故云“未審時意云何”。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未行而卒，事在東晉永和十二年（356）。據帖中所記，王胡之、郗曇二人之事皆發生于356年，《上虞帖》的寫作當在此年。

帖文大意是，得到來信，感謝問候。我昨夜以來，腹部十分疼痛，致使不能與您見面，非常抱歉。想在出行之前告別，修齡（王胡之）來過一些時日，今日已在上虞縣，月末就會上路。重熙（郗曇）明早就會西去。與他分別，痛不堪言。不知道謝安現在何處，不知道他對當前時局有何看法。未聽到他的意見，非常令人不安。

《上虞帖》，又名《夜來腹痛帖》，收刻于《淳化閣帖》《澄清堂帖》《大觀帖》等刻帖中，明代詹景鳳的《東圖玄覽》、清代安岐的《墨緣匯觀》著錄。

《上虞帖》為《宣和書譜》所載《得書》三帖之一，明代藏于晉王府，旋歸韓逢禧。清初為保和殿大學士梁清標所藏。清代嘉慶時期為翰林商載所收。后又歸大興程定夷。1969年10月移上海博物館，被定為贗品。復查時，負責書畫鑒定、傳拓工作的萬育仁認為此帖不像贗品。1975年，經謝稚柳鑒定，又經上海博物館科學實驗室用軟X光透拍，顯現出南唐內府的收藏印“內合同印”朱印和“集賢院御書印”墨印，于是斷定此《上虞帖》為唐摹本。

唐摹倒是唐摹，但摹得真不算好，與刻本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詹景鳳稱之為“唐摹之絕精者”，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我們考察刻本與摹本的異同，其實就可以理解筆法的精粗。比如第二行的“恨”字末筆，刻本是頓筆后推出，而摹本動作不到位，末端還帶一個尾巴。

再如“想行”二字，刻本“想”字的末筆先有一個向右的動作，然后向左出鋒牽“行”字，而摹本“想”字的末筆直接就向下寫去了；“行”字的末筆，刻本帶一個彎曲，相當于兩端弧線相連，而摹本只有一個弧線。

像“便西”“與別”四字，刻本中的點畫有塊面感，筆勢有橫撐感，而摹本筆致較單一，類似于鋼筆字，就是因為橫撐感不足，所以字的姿態沒有完全出來。

前人提到“言”字，刻本作四點是對的，而摹本少了一點，實際上已經是錯字了。筆畫都能夠漏掉，怎么能稱得上“唐摹之絕精者”呢？

第六行末“何”字的末筆，刻本鋪毫漸收，力量感很足，而摹本失勢乏力，最后幾成鼠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里就不再多列舉了。

筆鋒是否一直發揮著彈性，右向圓轉點畫是否能放得開、收得住，是判斷用筆高下的明顯標志；每一筆是否能“到頭”，或者說“送到底”，即書寫徹底完成后再自然接續下一筆，既關系到書寫者駕馭筆的能力，也關系到書寫者的心態和素養，甚至可以說，臨帖能不能日有所進，靠的就是這些細節，所以書寫者一定要注意。

我經常說時了了，寫時草草，功性兩虧，所以進步甚慢，甚至進而復退，深以為苦。

每年暮春深秋，或乍暖還寒、乍寒又暖、頻繁減衣添衣之時，我常常會陷入莫名的焦慮，無端煩惱，生活似涂乙縱橫的草稿，正如書寫之上一筆未收，下一筆草草而起，結果滿紙狼藉。不能定，不能靜，不能慧，乃至于此耳。

《大觀帖》中的《上虞帖》則好看多了，但應該是修飾后的結果。比如末行的“人”字，末筆末端有個大疙瘩，《大觀帖》則給修成了一般的反捺。

《淳化閣帖》錯謬百出，摹刻也不甚好，王著招罵不少。而啟功謂南唐后主李煜曾用“向拓”法集摹歷代法書，成“仿書”十卷，此即《淳化閣帖》底本，王著照本上石，所以錯也不全在王著。

《大觀帖》由龍大淵主持，奸相、大書法家蔡京奉旨書寫標題，摹刻水平出《淳化閣帖》之右。但《大觀帖》一般每行都比《淳化閣帖》多一兩個字，恐怕就未必全合法帖原貌了。

記得我在臨王羲之的《小園帖》時，通過比較《大觀帖》和《淳化閣帖》，再結合王澍等人的考證，即認為《大觀帖》改變了原帖的分行，連分行都敢接，強人就我，太過分了。據說吳湖帆藏古畫，把若干幅變成統一尺寸，長者截之，短者續之，也是強人就我，亦太過分。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對于叢帖所刻，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了。所以書寫者學習書法之時，對不同的版本要相互比較，對前人后人的墨跡也要相互比較，許多知識都是建立在比較的基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