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及中國戰爭的形態發生極大變化。作為服務于戰爭機器的軍事后勤體系，在此過程中經歷了現代化的轉變。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考察相關轉變，對于面向未來的中國軍事后勤體制，不無裨益。

日益重要的軍事后勤

從理論上講,軍事后勤是由許多矛盾構成的一個復雜矛盾體系。在后勤的諸多矛盾中，供需矛盾是基本矛盾。供需矛盾在后勤活動中雖表現為多種情形，但軍事需求與客觀物質條件的矛盾是供需矛盾產生的前提和基礎。所謂客觀物質條件，是指國家或軍事后勤在一定時期內對軍隊的物資、運輸、醫療、修理等方面的供給和保障能力。其中，物資主要指保障軍隊作戰所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縱觀鴉片戰爭以來的近現代中國戰爭，隨著戰爭形態的改變，軍事后勤體系為處理好這一供需矛盾也在不斷發展。

鴉片戰爭時的清軍，其后勤保障從編組形式、管理訓練、組織指揮到方法選擇處處烙下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印記。同時，后勤保障沒有專門的后勤機構，即使有專職的后勤工作人員，也不編在部隊序列內。這種情況晚清時發生了改變，軍事后勤開始正式自成體系、建立自己的倉庫、醫院和工廠等實體。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汽車、輪船、鐵路乃至航空運輸，擴大了軍隊作戰的空間，后勤保障資源配置也逐步發展為主要依托兵站、倉庫組織后勤保障，解決部隊機動作戰和獨立作戰中的補給困難。民國時期的國民黨軍隊開始建立戰區，每個戰區設立若干個野戰兵站進行保障。抗日戰爭結束后聯勤體制建立，基地保障進入成熟階段。不過百年時間，軍事后勤體系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抗美援朝期間美國空軍對志愿軍后勤的絞殺戰

在戰爭發展史上，軍事需求始終是推動后勤保障活動發展的直接動力，戰爭規模和資源消耗、軍事斗爭的專業化水平，是后勤保障活動變化的重要原因。反過來，軍事后勤體系對戰爭的成敗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清廷的標準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中，其軍事后勤體系均在正常運轉，保障了前線部隊的糧秣、武器的供應，同時也實現了在一個戰略方向集結、投送兵力的任務。以浙東反攻為例，清軍從蘇皖贛豫鄂川陜甘8省調兵 1.2萬人增援前線——從調動到集結完成用時四個多月，比英軍從英倫本土調兵時間還長。由此可見，清軍在斷斷續續的兩年戰爭里連戰皆敗主要責任是其八旗、綠營正規軍的整體作戰能力遠遜于英軍。

然而，到了一百多年后的抗美援朝戰爭 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在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表現出的強大戰斗力，令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亦不得不認可。尤其在夜戰方面“聯合國軍”竟哀嘆“月亮是屬于中國人的”，無計可施的敵人轉而極盡其空中優勢，把轟炸、破壞我后方的物資補給作為重要的戰略手段。尤其是1951年夏秋，敵人發動“絞殺戰”晝夜轟炸我方的鐵路、公路和橋梁。美軍甚至揚言，要“摧毀在滿洲（指中國東北）邊界上的朝鮮這一端的全部國際橋梁”和由中朝邊界往南至戰線上的“所有的交通工具、軍事設施、工廠、城市和村莊”“阻斷所有的公路交通、鐵路交通”，一直進行到“戰術態勢或停火協議使我們必須做出改變時”為止。

敵機的狂轟濫炸，使志愿軍后方人員、物資等遭受嚴重損失，交通運輸線經常中斷，物資無法及時補充前線，作戰行動受到了極大限制。不難想象，若是“絞殺戰”的企圖得逞，斷絕補給的前線志愿軍將士將面臨多么艱難的處境。由此可見，軍事后勤已經上升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正是反“絞殺戰”的勝利，保證了志愿軍軍事后勤體系在敵絕對優勢空中兵力威脅下的正常工作，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軍演習裝備運輸依托國內發達的交通網絡

日漸復雜的保障體系

隨著戰爭形態從冷熱兵器交替逐步發展到熱兵器乃至機械化戰爭，維持前線戰斗力所需的后勤物資的類型與數量都在極大增加。在清代中前期，軍事后勤涵蓋的范圍不外乎人員(兵員)武器與錢（軍餉）糧（軍糧）。其中，人員來自常備軍(清代的八旗兵與綠營兵)或臨時招募的團勇，錢、糧由朝廷調撥，武器取自兵營武庫，大炮之類的重火器甚至可以臨時鑄造(鴉片戰爭時清軍即在廣東、江蘇鑄炮）軍事后勤體系相對簡單。隨著時間的推移。除兵員、錢、糧仍是軍事后勤體系的核心內容外，戰爭中軍事保障的內容已極大擴展。

以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僅半個世紀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至1895年）為例，當時清軍的武器裝備來源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向外商購買，二是從中國自己的兵工廠購撥，這與鴉片戰爭時的“全國產”有本質差別。不僅如此，清陸軍所用武器包括各種規格的步槍（前膛槍與后膛槍)，各種口徑的山炮、野炮，僅是日軍從駐守平壤的清軍處虜獲的戰利品，就包括克虜伯野炮、山炮等大小炮35門，步騎槍550支，單發后膛槍四百余支，以及大批炮彈、子彈。

另一方面，隨著近代海軍的建立，除了傳統的槍炮外，武器裝備的補給還涉及軍艦 艦炮及其炮彈，北洋艦隊所用彈藥分國產和進口兩類。其中，魚雷、水雷及其部件全部依靠進口，其他彈藥主要由天津機器制造局生產。據記載，該制造局“每年可制槍炮火藥一百萬磅……大小炮子數萬顆”。

此外，與傳統的風帆戰艦不同，甲午戰爭時的近代軍艦若要開動，作為船只動力來源的蒸汽機需要以煤炭為主要燃料。保證煤炭的供應，成為軍事后勤工作一項前所未有的內容。后來，隨著石油取代煤炭成為“戰爭的血液”，油料供應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950年7月13日，中央軍委正式做出《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其時，專門提出準備3個月的汽油，在部隊完成集結前先運1個月的汽油。

時至今日，軍事后勤補給物資內容愈加龐雜，主要分為五大類，即軍需物資類、藥品器材物資類、油料物資類、工業品生產資料物資類及營房物資類。在俄烏沖突中，雙方使用了數量龐大的無人機。從對無人機的大規模應用看，現代戰爭消耗已不再限于傳統的槍、炮和彈藥等，還包括新型高精尖武器（如無人裝備）。軍事需求的拓展，必然推動并促進客觀物質條件的發展，保障物資由普通的“糧、油、彈”轉變為“數據存儲、供電設備、電子芯片”等產品，保障戰爭所需的物資所占比重正在發生改變。

無人機成為重要的

軍需裝備除了后勤補給物資種類日趨龐雜外，隨著戰爭烈度的提高，所需的物資與彈藥的數量也激增。在歷時43天的上甘嶺戰役中，志愿軍供應前線各種物資1.6萬多噸，實際消耗1.1萬噸，僅彈藥就達5500噸，平均日消耗量近130噸之多。而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在不到三年的戰爭中，實際消耗彈藥超過1140萬噸，這是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不可想象的。

隨著武器裝備量的大幅增加，戰爭物資消耗量越來越大。二戰時，一個坦克師作戰的日消耗為 500 噸彈藥和300噸油、水及食品，而在海灣戰爭（1991年）中，一個坦克師的日消耗為5000噸彈藥、55.5萬加侖（注：1加侖約等于3.8升）油料、30萬加侖淡水和8000噸食品飲料。在波斯灣地區部署的50萬美軍，每天消耗的物資竟達萬噸以上。

在俄烏沖突中，雙方對炮彈的需求達到驚人的地步。烏克蘭方面曾宣稱，自己的軍隊在前線平均每月要發射11萬枚155毫米口徑炮彈。2022年，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100萬發155毫米榴彈炮彈，但美國保守黨專欄作家布拉德利·德夫林指出，美國每年只生產16.8萬發155毫米榴彈炮彈，2022年向烏克蘭供應的155毫米炮彈，已用去美國庫存的1/5。由此可見，科技的進步并未降低戰爭中的武器消耗量。

重要的動員投送能力

由于戰爭消耗的急劇增加。戰爭對經濟依賴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單靠軍隊自身的力量難以完成保障任務。因此，二戰后逐漸出現一種趨勢，即軍隊后勤力量與民間力量融合，依靠民間獲取軍隊作戰所需的大量保障資源，即軍事后勤保障的“社會化”。以美軍為例，海灣戰爭中，美國政府動員80多個經濟和技術部門為軍隊籌集作戰經費和物資；38家航空公司、幾十家海運公司、7個州的鐵路部門和數百家汽車運輸公司，為美軍提供運輸服務；73家公司供應食品、服裝和藥品，1/3的民用企業緊急生產沙漠地區作戰所急需的裝備和物資。到科索沃戰爭（1999年）、阿富汗戰爭（2001年）和伊拉克戰爭（2003年）時，美軍后勤保障中的民營成分進一步增加，其軍隊物資采購、運輸、儲存和分發，主要由民營企業承擔。進入21世紀后，美國防部50%以上的空運和85%以上的海運都由民間力量承擔，大量的日常生活服務、物資供應、技術維修、基地和設施維持都由民營企業負責。

當然，外軍的經驗不必也不能照搬復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擁有動員人民、依靠群眾的光榮傳統。1927至1949年間的革命戰爭，當時的軍隊沒有國家經濟支撐，缺乏穩定補給來源，物質條件極其薄弱，還要經常面臨敵人的軍事打擊和經濟封鎖。為此，我軍創立了新型的人民戰爭后勤保障方式。早在紅軍時期，我軍就把做群眾工作作為三大任務之一，通過分田分地分浮財，給人民群眾以切實的物質利益，爭取了人民群眾對革命戰爭真心實意的支持。在遼沈、淮海、平津戰役中，共有500多萬民工組織10萬副擔架，上百萬輛大車、小車和一百多萬匹騾馬，承擔前線部隊的物資供應和傷員后送任務，為我軍勝利進行大決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戰略空運力量成為重要的投送組成部分

與后勤保障相關的，還有戰爭所需人員、物資的投送能力。這個道理容易理解，因為動員各種手段生產、籌集的物資，無法及時滿足前線所需，也是枉然。抗美援朝戰爭前期，之所以敵方將志愿軍的進攻稱為“禮拜攻勢”，就是因為志愿軍的糧彈補給只能支撐7至10天。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在短短三個月，美軍先后動用軍用民用運輸機1100多架、大型船舶70多艘，向戰區投送兵力28萬多人，裝備物資約300萬噸，直升機700架，坦克1500輛，形成壓倒性的戰場優勢，為快速實施決戰創造了條件。可見，只有擁有強大的戰略投送能力才能掌握軍事行動主動，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軍事行動的進程和結局。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建成規模壯觀的高鐵網，利用鐵路投送能保障我軍向內陸大部分地區實施戰略投送，但受到線路走向及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約，快速機動和部署仍受到一定限制。在充分挖掘陸路運輸潛力的基礎上，加強海、空領域的戰略投送能力，顯然是面向未來戰爭的軍事后勤準備的題中之義。

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鴉片戰爭以來的180多年里，作戰方式和作戰環境不斷發生改變，如何與時俱進適應戰爭的需求，始終是軍事后勤體系的首要任務。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論斷仍不會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