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文明是由物質和意識組成的。

我們又都知道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與物質。

不過僅僅知道這幾句口號是不夠的，只有弄清楚物質意識體系背后的具體行為邏輯才能有助于我們日常的工作生活。

那么我們今天就以東大的崛起為例來簡單講講。

站在人類的角度，物質其實可以分成兩大類：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萬事萬物。

人以外的萬事萬物在人的意識作用下逐漸形成圍繞我們的商品世界。

人自身在人的意識作用下則形成社會組織。

由于人是斗爭和創造的結合體，意識也可簡單的分成兩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解決生產效率問題。

誰的自然科學越發達，它的生產效率便越高，商品世界便越豐富，在生存競爭中的優勢便越大。

社會科學解決任職權問題。

誰能將全社會最勤奮最具天賦的人才而不是某一小部分富裕群體用于科學研究，它的自然科學便越發達商品世界越豐富；

誰能將全社會最具領導力最有奉獻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某一小部分貴族群體用于社會管理，它的社會便越團結，戰斗力越高。

商品世界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可以簡稱為生產力。

社會組織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可以簡稱為生產關系。

又由于人是人類文明的主體，所以社會組織優先于商品世界，任職權優先于生產效率。

即要想發展生產力，先得改變生產關系。

所以馬克思所講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是說誰的生產力越發達，它的生產關系便越優越。

正確的理解是激烈的生存斗爭導致生產力具備不可阻擋的發展要求，但舊的生產關系會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將引發生產關系的轉變。

當然，改變生產關系歷來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嚴峻挑戰。

它不僅需要人們以極大的團結通過革命的方式打散甚至消滅舊貴族對任職權的壟斷，通過教育的方式強化并篩選任職資格，它還要求人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并持之以恒的將革命與教育進行到底。

革命、教育、持之以恒三者缺一不可。

重革命輕教育，新貴族將重新壟斷任職權。這是兩千年來農民革命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根本原因。

重教育輕革命，受過教育但不掌握任職權的人們將因陷入不斷加劇的內斗而徹底淪為統治者的幫兇與走狗。這是兩千年來儒家文化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社會面貌的原因。

齊國的稷下學宮為持續改革的秦國培養大量人才也是這方面的經驗教訓。

不能持之以恒，因此歷史只能螺旋上升。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同時導致兩個結果：帝國主義和產業轉移。

具體原因如下。

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后，生產力因生產關系的變化獲得極大發展。

一方面，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商品世界因生產效率的提升越來越豐富。

另一方面，商品必要勞動時間隨著生產效率的發展而縮減同社會可供應的總勞動時間不變之間產生的矛盾要求生產關系的進一步改變。

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意味著任職權將被新崛起的資產階級貴族重新壟斷。

于是，矛盾轉變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工業迅速淘汰手工業。

破產的手工業工人要么選擇聯合起來抵制機器工業，要么選擇加入機器工業。

上面講過，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所以抵制機器工業的選擇是行不通的，是注定要失敗的。

所以留給破產手工業工人的實際上只有加入機器工業一個選擇。

大量新勞動力的加入加劇了機器工業內部勞動者之間的競爭。

失去工作的勞動者為了工作只要求勉強維持基本生活的報酬，且愿意支付更多的勞動時間。

在崗位上的勞動者為了保住工作也只能向資產階級作出相同的承諾。

這種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激烈競爭被壟斷任職權的資產階級利用。

于是一個神奇的資本主義世界誕生了。

在這個世界里，生產力高度發達，商品世界極大豐富，失業者漫山遍野，勞動者將將果腹。

不要著急，量變會引起質變。

勞動者之間相互斗爭是因為各自追求的目標不一致，失業者追求的是工作機會，在崗者追求的是優渥的勞動報酬。

當事情發展到大多數在崗者也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聯合起來。

盡管此時各自追求的目標依然不甚相同，但一定會聯合起來。

資產階級的國家為了應對這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只能將目標對準外部市場。

這便是帝國主義。

與此同時，因無產階級斗爭而提升的勞動待遇嚴重地擠壓了資產階級的利潤，資產階級不得不尋求成本更低廉的勞動力市場。

這便是產業轉移。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作用下繁榮了二十年的歐美經濟再一次走到了危機邊緣。

這意味著，歐美又一次面臨帝國主義和產業轉移的需求。

東大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一契機。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東大開始恢復與歐美的聯系。

七十年代末，東大與歐美達成了以市場換技術的三贏協議。

歐美勞動者得到了優渥的待遇。

歐美資本家得到了豐厚的利潤。

而東大，為幾億勞動者請了一個學識淵博的老師。

有人可能要問，既然都是要向歐美學習，是否可以跳過前面艱苦的三十年，在二戰結束之后就直接拜師呢？

答案是不可以。

二戰結束后的美國確實有巨大的產業轉移需求，但是其控制的生產關系里最重要的一點叫做歐洲中心論。

即它的產業首先得滿足百廢待興的西歐的需求，連早已投靠歐美的日本都得往后排。

東大如果那個時候導向歐美不僅什么都學不到，反而將因為錯失生產關系大變革從而失去后面被東大牢牢抓住的這一次產業轉移。

有句老話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意思是如果要幫助一個人，給他一條魚是沒有用的，得教會他捕魚的技術。

道理非常偉光正，但并沒有多少現實意義。

現實的情況是，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首先是激烈的生存競爭，能幫助他人一條魚就已經難能可貴了，捕魚的技術是萬萬不能輕易傳授的。

所以「求人以魚不如求人以漁」才是正常的行為方式，即以乞丐的心態當學生。

兩千多年前張良與黃石公的典故就暗含著這一層意思了。

明朝初年的宋濂更是將詳細的方法論寫在了《送東陽馬生序》里。

改革開放對于東大而言，亦無異于重走了一次宋濂的求學經歷。

因為要學習，所以要忍耐。

連歐洲中心論這種意識形態滲透都得忍。

但歷史又告訴我們，重教育輕革命將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所以東大又不得不為將來推翻歐洲中心論早做準備。

按照「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原則，這種準備又必須做在人民軍隊里。

該怎么辦呢？

東大給出的答案是打信息差。

具體措施是準許軍隊經商和大裁軍。

在歐美眼里，這兩個行為都是東大在自斷臂膀。

原因在于軍隊經商必定導致軍隊腐敗從而喪失戰斗力，軍隊大裁員則會引發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

而且這兩個方面的危害也確實在東大出現過，尤其是因部隊轉業造成的「有關部門」問題是一代人心中永遠的痛。

但在東大這邊，這卻是強軍的起點。

通過經商開源、裁員節流的方式聚攏資金，既滿足了軍備研發的需求，又避開了歐美的監控。

當然，信息差不在這。

東大有把握的信息差是這筆資金能扎實的用于軍備研發，以及事后能以雷霆手段解決遺留問題的強大組織力。

當2012年前后遼寧艦下水、J-20完成首飛之后，東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實現了軍隊與行政部門的組織重建。

隨后的2013年，東大正式提出產業升級戰略。在此基礎上，“一帶一路”提上日程，用以團結全世界被排除在歐洲中心論以外的廣大南方國家。

同年，何新出版《希臘偽史考》。

自此，萬事具備只欠東風。

東大等的東風有兩股。

其一是排在歐洲中心論最末位的斯拉夫人。

其二是在歐洲中心論里承擔重要職責卻又與西歐日耳曼人涇渭分明的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