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贛省蘇維埃政府

1932年7月。我傷口痊愈，到永陽鎮找部隊要求歸隊。吉安縣縣長蕭恒嶺同志對我說，儒林赤衛大隊已編入紅二十軍，開到河西去了，你就留在縣委軍事部工作吧。

我在吉安縣委軍事部工作了幾個月。1933年2月，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向吉安縣委要干部，縣委決定調我去。3月，我來到湘贛省蘇維埃政府駐地永新。我在工農檢查委員會工作不久.在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工農檢查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檢查各個單位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情況。

在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工作期間，我經歷了兩次大的運動。一是查田運動，二是肅反運動。

1932年秋，湘贛蘇區遵照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的指示，展開了查田運動。我沒有直接參加這一工作。但在運動后期，我作為工農檢查委員會的委員參加了檢查貫徹執行政策的情況。主要是檢查和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行為。

在工作中，我認真學習了查田運動的有關文件，學習了分析農村各階級的方法，懂得了地主、富農階級是怎樣剝削貧雇農的，懂得了在土地革命中應該實行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的階級路線。開始學會了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教育群眾和戰士。在檢查工作中我們發現由于在“查田運動”中執行了“左”的政策，侵犯了中農的利益，以致發生中農逃走的現象。使我懂得了正確執行黨的政策的重要性。

從1931年8月起，在湘贛蘇區黨政機關和紅軍中展開了大規模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當時的省委領導主觀地認為在革命隊伍中混入了不少AB團分子，在肅反中采取了逼供信的錯誤方法，以后發展到亂捕亂殺。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什么是AB團，以后才知道AB團是國民黨的一個組織，AB是英文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

1933年2月，蘇區中央局聽了湘贛省委委員劉士杰(以后在湘鄂川黔根據地叛變)的匯報，認為湘贛省委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錯誤”，改組了省委。在這以后，肅反就更'左’了。我到省政府工作，正趕上這個時期，我看到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對待同志，然后加以殺害，感到非常震驚。最令人痛心的是，在干部和群眾中有很高威望的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也被殺害了。我還聽說我原在的儒林赤衛大隊被編到紅二十軍以后，有的同志也被殺害，

二十軍也解散了。當時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同志間也互相猜疑。

在這次運動中，我因為年紀小，家庭成分好，沒有受到傷害。但是，這種“左”的錯誤給革命造成的危害，我是深有體會的。在以后的幾十年革命斗爭中，我一直堅守一條原則，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批評教育要從嚴，但在組織處理時，一定要十分慎重。

1933年5月，任弼時同志被任命為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6月，弼時同志來到湘贛蘇區。他一到蘇區就找干部和群眾談話，了解情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發現了原省委存在的向題，逐步改正了肅反中的錯誤，糾正了在查田運動中查五代階級成分和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做法.保護了一批干部.穩定了局勢。

在紅軍學校

1933年9月，國民黨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湘贛蘇區的敵軍也于11月初向湘贛蘇區發動了進攻，形勢日趨緊張11月下旬的一天.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譚余保找我談話，他說:“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湘贛蘇區的'圍剿’，急需大批軍事干部，你過去打過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決定調你到紅軍學校第四分校學習。”

我聽說要進學校學習，非常高興，就痛痛快快答應了。譚余保主席還請我吃了飯。

紅軍學校第四分校是湘贛省委成立后不久，以原河西教導隊為基礎組建的。紅四分校主要是培訓紅軍中的連排干部，同時也有少數團營級干部在這里學習。和我同班學習的就有余導群、蘇杰等團級干部。

紅四分校共辦了5期，每期學制6個月。每期學員約二三百人我是第五期，學員最多時有500多人，分為軍事隊、政治隊、特科隊。

我被編入政治隊。

我去報到時，紅軍學校設在永新城外的石灰橋。當時的學校領導人是:校長楊茂，政治委員賀志高.副校長譚家述，政治部主任李貞。

紅軍學校從開辦之日起.就嚴格按照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辦教導隊的方針和古田會議精神治校。當時的辦校方針是“育人以嚴，教人以戰”，學校的管理教育很嚴，一日生活安排得嚴密、緊張而有秩序，從起床到晚上熄燈，活動內容一項接一項，幾乎沒有空閑時間。

嚴格的軍事生活，使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鍛煉，終生受益。

學習的課程有政治課和軍事課。政治課主要有政治常識、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紅軍中的政治工作。除去教員講課以外，省委、省軍區的領導同志有時也來給大家講課。軍事課都是按正規要求實施訓練，首先是進行基本動作操練，然后進行戰術訓練。訓練要求根嚴格，為了增強野戰能力，教員要求學員要連續跨過矮墻、獨木橋、外壕、高墻、跳臺5個障礙。學習筑城，要求學員半小時挖成一個跪式掩體，1小時挖成立式掩體。

開學1個月以后，學校領導同志找我談話，他說。現在紅校要擴大，急需一批干部，我們準備調你去軍事隊當政治指導員。當時，我已對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要求是否可在畢業以后再去。他說現在急需干部，不能等。最后他答應我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就這樣，我一邊工作.一邊堅持聽課。學完了紅校的全部課程。這次學習，對提高我的文化素質、政治水平、軍事技術都起到了很大作用，為以后擔負軍政領導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我擔任軍事隊指導員不久的一天早晨，我正帶領連隊出操，任弼時同志來到了紅軍學校。他中等身材留著短胡身穿灰色軍裝.顯得既文靜又嚴肅。他在幾位同志的陪同下，緩步向著我們的隊伍走來。在我連的隊列前，他停了下來，問我叫什么名字，擔任什么職務?我一一回答了。他又問我:“你說一說，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紅軍干部?”我不假思索地說:“要有覺悟，不怕死。”稍停一會兒又補充說:'.還要懂得戰術和軍事技術。”弼時同志點點頭說:“這兩條都重要，還有一條，要會帶兵.關心戰士、愛護戰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弼時同志，他平易近人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為了粉碎敵人“圍剿”，紅四分校經常配合主力部隊頻繁地執行各種戰斗任務。當時的情況是。有任務時就打仗，只能利用戰斗中的間隙時間上課，有時是白天修工事，晚間上課。

1934年2月，國民黨第十五師進攻永新。當時永新只有軍區警衛團和紅四分校。為了掩護省委、省政府和軍區機關轉移，我們紅四分校和警衛團在永新城外的七溪嶺、東華嶺節節抗擊敵人，使敵人每前進一步都付出很大的代價，保證了湘贛蘇區領導機關的安全轉移。

4月，紅四分校又配合紅六軍團進行了沙市伏擊戰。當時，紅四分校部署在禾水南岸。4月5日，當國民黨軍第十五師四十三旅離開永新進入沙市東部紅六軍團的伏擊圈時，大部被殲滅，一小部分敵人逃到禾水南岸。正好進人紅四分校的伏擊陣地，一些人被打死，剩下的都當了俘虜。這次戰斗，全殲敵人一個旅，斃敵600余人，俘敵100。余人，繳步槍2000余支，敵軍四十三旅旅長侯鵬飛被活捉，給我根據地軍民以極大的鼓舞。

沙市伏擊戰的勝利，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但未能改變湘贛蘇區面臨的嚴重局勢。在敵人重兵進攻下，根據地逐步縮小。省委為了保衛永新平壩子這一小塊根據地.提出了“為保衛蘇區流盡最后一滴血”的口號，蘇區軍民進行了緊急動員。紅六軍團和紅四分校集中在永新城外的幾座山上修筑工事，力圖以碉堡對碉堡，抗擊敵人的進攻。紅六軍團十八師主要部署在永新城東的金華山，紅十七師和紅四分校部署在永新城北的松山。修筑工事，體力消耗很大，當時糧食奇缺，大家普遍反映吃不飽。我就帶領大家到山上采楊梅、挖竹筍充饑。井岡山地區的老百姓說:..4月8，楊梅酸辣辣。”就是這個季節。

金華山、松山防御戰從6月初開始打響.歷時1個月。紅軍全體指戰員在黨的領導下，發揚英勇頑強、艱苦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頑強抗擊了敵人3個師的進攻，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由于執行單純防御路線，結果失敗了。紅六軍團于7月2日、4日先后撤出了松山、金華山，轉移到永新縣東南的牛田和津洞一帶。

從松山、金華山撤出以后，紅四分校接到命令。到井岡山一帶活動。事后知道，紅六軍團在離開永新后，湘贛省委、省軍區為了擺脫被動局面，曾計劃恢復以大小五井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以井岡山為依托，繼續在贛西南和湘南活動，以支持湘贛蘇區。為此，先派出四十九團去井岡山，隨后又派紅四分校前去支援。

紅四分校接到命令后，日夜兼程向井岡山進發。我們在進軍途中，得知敵軍已占領了黃洋界、茨坪等地，四十九團已經轉移。

為了尋找四十九團，我們繼續前進。由于敵軍的燒殺搶掠，我們所到之處，到處是殘垣斷壁，見不到一個老百姓。當時糧食已經吃完，籌不到一點糧食，只能嚼些草根充饑。后來把紅校唯一的一匹馬殺了，對于500多人的隊伍來說，一匹馬只能是杯水車薪。

行軍途中，我們還不時遇到敵人、常常是邊打邊走。經過十幾天的艱苦轉戰，從永新到遂川又回到永新。一進人永新縣境就接到命令，讓紅四分校立即到碧江州集中。

我們來到牛田碧江州，發現紅六軍團領導機關也在這里，并感覺有一種戰前的緊張氣氛。上級部署我們打草鞋、做干糧，不斷進行行軍、偵察、警戒訓練。軍團部還從紅四分校抽調不少經過訓練的學員到部隊任職。從種種跡象來看.要有一次大的行動，但誰也不知道向哪里去。在部隊行動的前一天，紅四分校召開干部會議，傳達了任弼時同志在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弼時同志提出，要進軍湖南中部，創建新的根據地。他要求各級干部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特別提出要防止在路線轉變關頭可能出現的驚慌失措和消極動搖情緒。號召全軍上下團結一致，發揚紅軍英勇頑強和壓倒一切敵人的光榮傳統。來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