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散 文 知青情結五十年 --————————-- 【黑龍江】許春波 歲月如歌也如梭,不經意間,當年下鄉當“知青”至今已經50年了。憶起50年前,心中雖已無五味雜陳,可卻也感慨萬千。50年前的一幕幕,以及4載“知青”生涯的一頁頁,如今仍歷歷在目。這就該是所謂的情結吧?我已系下了50年的“知青”情結。 與時代同行 50年前的1974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迎來了新一潮高峰,我所在的小縣城與各地一樣,老早就開始了應屆畢業生知識青年下鄉大動員。動員活動轟轟烈烈,金訓華、張勇等英雄形象,成為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沿著他們的光輝道路上山下鄉,自然成了我們理想的方向。 當年的我是班級干部、共青團員,又是三好學生,用句時髦詞還是“學霸”。在畢業動員中,我既要帶頭響應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又要幫助同學提高思想認識,還要做通家長的思想工作。在一片“上山下鄉
徹底革命”的口號聲中,我們這一群熱血青年,都寫下了志愿下鄉決心書,還以集體大紅字報形式,把決心書貼在了教室外墻上,發出我們響應時代召喚,到“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的最強音。 隨著我們畢業臨近,家長們思想壓力也在增大。各部門、單位都在組織動員學生家長支持子女下鄉插隊,同時也在緊鑼密鼓的組織籌建本系統的“知青點”。父親是名老黨員,又是單位領導干部,自然要帶頭送子女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好在我家子女多,家中已有二姐正在農村插隊,對于即將畢業的我,早有思想準備,況且我下鄉的意愿已決,爸媽也就順其自然,雖然也有不舍。 為了營造應屆畢業生下鄉插隊的浩大聲勢,縣革命委員會在縣城電影院組織召開了兩次畢業生下鄉動員大會,把“知青”下鄉氛圍營造的很濃。7月底,就在我們畢業走出中學大門的檔口,縣里邊又在最大的紅衛兵廣場召開全縣有8000多人參加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廣播動員大會”。縣領導做動員報告,往屆下鄉“知青”代表和應屆畢業生代表都在會上發言。臺上字句鏗鏘的發言表態,和臺下的熱烈掌聲,把全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推向了高潮。 接下來,我們已經報名志愿下鄉的畢業生,開始填報申請登記表、遷戶口。于是,縣“知青辦”的檔案柜里裝進了我們這一屆“知青”的第一份檔案資料;我們的名字也被從家中戶口本上遷出,時間定格在1974年7月30日。雖然,我們下鄉的時間確定在了7月底,可當我們真正走進“知青點”,卻已經是一個月后了。 從吃苦開始 1974年9月6日,這是一個令我終身難忘的日子。這一天,肇東“1974屆畢業生上山下鄉誓師大會”隆重的召開。會場就設在縣城電影院門前的正陽大街上。全縣參加誓師大會的各界干部群眾、中小學生1萬多人,把個寬闊的正陽大街站得滿滿的。人群中,還夾雜著一輛輛大卡車,卡車上載著一群群即將出發、胸戴光榮大紅花的下鄉知識青年。我,就是戴紅花的一員,與父親單位6名職工子女并肩站在一輛大卡車上。大會結束后,我們這些“知青”就在當天奔赴各個“知青點”,開始各自的“知青”生涯,當時的我,只有16歲半。 不過我只在當天去父親單位距縣城10公里的“青年點”走了一趟,便在第二天單獨去了老家公社的一處老“知青點”。這是一個座落在堿溝邊上的公社小畜牧場,也是小鎮較早的一處“知青點”,距離縣城70多里地。說是畜牧場,其實比生產隊還小,小屯只有20多戶社員,集體沒養多少家畜,也是以種地為主,只是沒有交公糧任務。早在1964年、1965年、1968年就有小鎮籍的知識青年分批下鄉落戶到這里,直到我來時,尚有十幾名老“知青”還沒有返回鎮里工作,有的已經到這里當了10年公社社員了。這些老“知青”,有的已在小屯安了家;有的還是單身,吃住在離小屯不遠的集體戶,年紀大的都已經快30歲了。長期的農業生產和“知青”生活,把老“知青”們磨煉得與農民社員已無兩樣。看到他們,感覺那就是自己將來的模樣,心里也就暗暗做著吃苦受累的思想準備。 “吃苦”,是我當“知青”的第一道關。最初的羊窩棚放牛生活,讓我飽嘗了雨打日曬、蚊蟲叮咬。草甸子上的羊窩棚,就我和同齡的羊倌小軍兩個人,我倆既要放牛羊,又要自己做飯吃。草甸子漫無邊際,早晨迎著朝霞出牧,傍晚趕著夕陽牧歸。晴天頭頂烈日無遮無擋,雨天被澆成落湯雞。草原上的蚊虻,咬人特別毒,身上經常是大紅包一個接一個,防不勝防,尤其是牛羊圈又緊挨著羊窩棚,蚊虻就特別的多。小土窩棚,低矮、破暗,不比縣城的家中環境;一天三頓飯,不應時應晌不說,自己糊弄做的飯也是饑一頓飽一頓,沒有菜吃,有點兒咸菜就飯就感不錯了。只是長身體好餓,好了賴了也得吃。好在我適應能力挺強,軟硬都能對付,也不怕吃苦。況且放牛的活兒也不算累,能在這艱苦環境中堅持下去,這就是我“接受再教育”邁出的可喜一步。 秋后,我們趕著牛羊群回到了集體戶,開始了不同于羊窩棚的大宿舍生活,吃飯也有了食堂。兩間房的單身大宿舍,南北兩鋪大土炕,住著我們10多人。除2名快30歲的老“知青”,還有幾個原籍山東、河北的單身漢和靠關系來這落戶的回鄉青年,我是他們中的小老弟。大哥哥們年紀大的30多歲,年紀輕的也就比我大幾個月。 大宿舍很空曠,再加上窗戶門年久失修,難免寒冷透風,入冬后格外的冷。取暖全靠燒火炕,可大通鋪的土炕,怎么燒也有不熱的鋪位。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窩里,好半天才暖和一點兒。我們都是被子上面再壓蓋著棉襖棉褲,最冷時睡覺還要戴上棉帽子,早上醒來,兩個帽耳朵都掛著白白的霜花。如今想來,要是再讓我去適應那環境,真不知還能不能堅持得住。 比起住的條件,食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去。場領導整天抓階級斗爭,根本不管群眾生活。說是食堂,其實也就是為我們單身漢設立的大鍋飯,沒有正經的大師傅,做飯人換了一個又一個,所做飯菜也就保證吃飽了不餓。食堂沒有管理員,沒能儲備足夠的秋菜,冬季老早就把一點兒土豆白菜吃光了。到了一開春,食堂的一天兩頓飯,都是清湯寡水。長長的苦春頭子,我們常吃著小米飯,只就一碗米湯,連咸菜都沒得吃。實在有點兒說不過去了,保管員就從庫里給出了幾斤黃豆,食堂老師傅每頓飯抓一小把黃豆用水泡一泡,撈完小米飯后把那一把黃豆撒進鍋里的米湯中,再撒點兒鹽,燒個開一攪和,這咋也比干喝米湯好一點兒啊!就是這樣,我和大哥哥們一道熬過了一個苦春頭子。如今想想那段日子,記憶別說多深刻。 在累中成長 相對于吃苦,農業生產各項農活的累,才是對我的真正考驗。1975年夏末,我完成了從牛倌兒向一個農民社員的轉身。也就是說,我用了一年的時間適應了農村生活,可真正接觸農業生產的各環節,才剛剛開始。 1975年8月初,新一屆畢業生“知青”結隊下鄉來畜牧場插隊,這里也便成了名副其實的公社“機關青年點”。新一批“知青”轟轟烈烈的到來,給這里增添了生機和活力,男生女生16人,還有一名帶隊老師,其中也有靠關系從哈爾濱、齊齊哈爾、縣城來的“知青”。隨著新“知青”的到來,集體戶的生活環境也發生了很大改變,食堂從外地請來了像點兒樣的大師傅,新青年的男女宿舍條件也不錯。 也就是從新“知青”來到不久,我的放牛生活也相繼結束,開始正式與新“知青戰友”一道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最先接觸的農活,就是至今難忘的夏收拔小麥。 正是北方夏季最熱時節,我和社員、知青戰友們一道,在金色麥田里揮汗如雨。那長在黑土地上的小麥,只有30公分高,我們要大彎腰才能把成片的麥子從土里一點兒一點兒連根拔起。我們的手磨出了多個泡,胳膊被麥葉剌出了一道道紅印,一出汗都煞得慌。半天下來,我們都是腰酸胳膊痛,兩手更是疼得鉆心。這是我下鄉以來最累的經歷了。可我不知道,更累的農活還在后頭。 比起拔小麥,秋收的割谷子,那可更是較勁。割谷子與拔小麥不同,那拔小麥雖是連根拔,可那是按每段30工分記工,拔一段掙一段工分,快點慢點自己能把握,頂天少掙點工分就是了。可這割谷子是上趟子活,兩個人6根壟,要隨著領工員割到地頭。即便是社員“放腰”,我們扶腿,也還是跟不上。看著社員們揮刀割地,并不費多大力氣。可我們揮起鐮刀割谷子,費了好大勁割出一刀,不是茬口高了,就是刀吃不透。割了一會兒腰就疼了,直起腰向前看去,到地頭還老遠了!又趕緊哈下腰繼續割。就這樣跟頭半腦的學著干、干著學,待我們收工回到集體戶,一個個累得都上不去炕了。 經過了拔小麥、割谷子的錘煉,到了春季種地時,受累也便是“家常飯”了。無論是刨坑、澆水,還是濾糞、點種、培坑,我們都輪流干了個遍。其中最累的要數拎大水桶澆坑,那一桶水有三四十斤,拎起來重得踉踉蹌蹌,可這一桶水只能澆上一埯雙株的八九個埯子,還要拎著水桶在五六根壟間奔走。不過,這春種雖也是上趟子活,可我們大都能跟得上節奏,不像割谷子那么費勁。 好不容易熬過了春種,緊接著就到了夏鋤季節,這又是一場考驗。最初的鏟苞米地,我們都不覺得怎么累,天氣也還沒那么熱。可到了薅谷子,這“烤”驗可真的是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大熱天,我們要蹲著在谷子地里除草,嚴格的說是薅草。我們要把兩三公分的小草從長得同樣高的谷苗中剔除掉,那小草長相與谷子苗難分伯仲,還是社員們教我們怎樣來區分草和苗的不同。草苗長的太矮,彎腰薅,時間長了腰疼;蹲著薅,一會兒腿就麻了。沒辦法,最后就只能坐在地壟溝一點兒一點兒往前尾,直到把苗眼兒中的草薅干凈。 想想那時的農業生產,哪一項活計都不輕松,譬如我所干過的刨糞堆、送糞揚糞、刨菜埯、種地鏟地、割地、打場等等,我們都要學會干,并且都要干好,怎么累也要堅持。而我們就是在這一次次勞累中磨練著,成長著。 學會了堅強 生活的艱苦,生產的勞累,對于一個青年人來說并不算什么,咬咬牙鼓鼓勁也就挺過來了。比起這些,政治環境中的困擾和郁悶則是最難受的,尤其是對于我們這些十幾歲的“知青”。 1970年代是個特殊時期,我們“知青點”所在的公社畜牧場,正面臨著一場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主導這場斗爭的是以場書記為首的“革命派”,被斗爭一方,則是以場原副書記為首的“地富反壞右”,斗爭從1975年一直持續到1977年。 其實,那一場尖銳復雜的斗爭,都是人為制造的。為了控制和鞏固手中的權力,場書記籠絡幾名“干將”為他沖鋒陷陣,組織貧下中農社員和“革命知識青年”,以“打擊革命干部”為罪名,向對立面的“階級敵人”展開激烈的“革命斗爭”。最嚴重時,將一名楊姓老“知青”黨員送進了監獄,原場副書記和會計撤職、開除黨籍,還有一名富農出身的壯年社員跳井自殺身亡。 斗爭環境的復雜嚴峻,雖與我們這些新“知青”本無關系,可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處于“階級斗爭”漩渦里,你想不卷進去都不成。領導天天晚上組織開會,發動社員、“知青”積極開展斗爭。我作為新青年中的老大哥,本就心地善良,不想卷入太深,也就沒能起帶頭作用。因而成了領導的心頭刺,幾乎每次會上都被不點名的敲打、批評。什么“階級立場不堅定”“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等等。 本就人人自危、自保的環境,年少又涉世不深的我思維更是敏感脆弱,對領導的批評鞭策、旁敲側擊極為反感,也很是郁悶煩躁。可壓在心底的憤懣又去向誰訴說?總要有個出口,去紓解內心的不快。自然,有著同樣遭遇的并不是我一個人,團支部書記淑霞和團支部委員學文正與我同樣處境。由于我們三個人都是“知青點”的團干部,在青年中的作用舉足輕重,這也是領導對我們不滿甚至惱怒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平時就走得很近的我們三人,經常在一起交流議論,來發泄心中的不滿和激憤。 我們的言行被領導一伙探知后,對我們的批評更加嚴厲,語言也更惡劣,我們的思想壓力也越來越大。為此,我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靠出謀劃策上位的現任會計,是領導的紅人“軍師”,得力的“斗爭”干將。因我沒有和他們站在一條戰線,于會計見了我就像黑眼蜂,旁敲側擊的敲打我,“有我在就別想上大學!”這就意味著,想被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我是無望了。更有甚者,縣里要召開全縣知識青年代表大會,公社給了我們“知青點”一個代表名額。李書記組織貧下中農和“知青”們開會評選推薦代表人選,在社員和“知青”中呼聲最高、也是最有希望被推薦的我,雖然群眾民主投票最多,還是被強權給“集中”掉了,最終沒能當成代表。受到打擊后,我的情緒一度很低落,原本積極要求進步的我,下鄉之初就寫下了入黨申請書,這種情勢下想入黨那也只能是夢想了。可以想象,一個十幾歲的進步小青年,思想上能承受多大壓力啊?!那可是比吃多少苦、挨多大累都難以承受的。 就這樣,我們一邊吃著苦、受著累,還要頂著政治壓力。可內心善真的我們,沒有去被當槍使,也決不違心的去“斗爭”,始終堅守著良心,保持著自有的率直,盡管有苦、有委屈也往肚里咽。當然,在“斗爭”的歷練中,在苦累的鍛打中,我們也學會了堅強,不向困難低頭,也不向毒惡屈服。 收獲了友情 當然,“知青”生涯的幾年間,給予我的不單單是吃苦受累,也不光是思想壓力,更多收獲的還有關心和幫助,還有人與人之間珍貴的友情。 從最初的羊窩棚生活開始,我就得到了羊倌兒小軍和前任牛倌兒馬哥的關心和照顧。是他們讓我學會了放牧牛羊的方法和技能,同時也與鄰村羊窩棚的牛羊倌兒結下了兄弟情誼,是他們幫助我度過了下鄉之初的孤獨日子,讓我很快適應了放牧生活。即使在后來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我們也同樣受到了一起勞動的社員們的照顧和幫助。是社員們教會我們從春種到秋收的各種農活,并且在多項勞動中常出手幫助落后的我們,比如鏟地時回頭接我們幾鋤杠遠,割地時也幫我們多割幾刀,讓我們感到地頭不遠的同時,心里也感受了一分溫暖和感激。 在與當地社員朋友結下情誼的同時,我們“知青戰友”間,同樣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中,也在艱苦生活磨練中,更在斗爭風雨歲月中,結下了深深的情誼。至今,我還真切記得,那個初春,我與肇彬一起晚飯后去練習刨糞堆;那個夏夜,我與思寧一起在瓜窩棚看青;那個夏日,我與云峰一起在谷地噴霧滅蟲;那個寒冬,我與學文兄弟擠在一個被窩抱團取暖;我和曉野更是經常配合出板報,我投稿他寫板報。還有,看電影,我們一道去十里遠的小鎮,半夜雨中往回跑;難得的雨休,大家一起打撲克,“臭打手”們放松地你賴他偷牌;參加公社匯演,我們“幾個小伙兒都一樣”,帥氣勃發唱響舞臺;打坦克班軍訓,我們在雪地上匍匐前進,荷槍實彈瞄準射擊;“春苗出土迎朝陽”“廣闊天地把根扎”,歌聲伴著我們的生活,也抒發著我們心中的情感。 那“知青點”一個個難忘的日日夜夜,那集體戶的一樁樁一件件,就像一根根細繩絲條,把這“知青”情結,牢牢地系在了我的、我們的心里,而且這一系就是50年。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可憶起當年的“知青”生活,內心深處起伏的不僅僅是難忘的回憶。那如熔爐般的“知青”歲月,不僅煉就了我們強壯的筋骨,也鍛造了我們強大的心智。可以挺直腰桿驕傲的說,我是“知青”,我是一名站得直走得正的“知青”,能成為一名“知青”,這一生我無愧、也無怨無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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