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中，既有的現實問題依舊突出：數據與業務的割裂、功能與資源的重復……造成的是業務流程無法動態重組，也難以支撐更高層次的組織變革需求。

正因為如此，構建一個以業務需求為導向的數據深度整合生態，就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惟有如此，方能推動跨領域技術的交叉融合創新，加快顛覆性技術突破，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

生態創新中心賦能新質生產力

2024年1月，在工信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中，就明確提出鼓勵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集聚產學研用資源，體系化地推進重點領域技術攻關。

同年10月，國資委黨委刊發的《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推動國資央企高質量發展》一文也指出，推動信息技術與傳統產業的全過程、全要素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向新質生產力的轉化。

熊彼得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明確指出，創新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盡管已經過去了百余年，這一現代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依舊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創新無疑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激發資本的循環利用，形成經濟結構的動態調整。例如，技術革新帶來的生產力飛躍，推動了產業升級，進而實現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的躍遷。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與發展，也同樣如此。我們看到，作為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對諸多傳統產業領域實現了煥“新”，為一大批企業帶來了脫胎換骨的轉變。

譬如，在全國160多個創新中心，華為云已經助力20余個產業集群門類得成功實踐，以具有創新及競爭力的領先技術，幫助諸多傳統行業的生產運營邁入到智能化，實現了生產力的極大躍升。

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正由形形色色的創新中心蔓延到產業前沿的第一線——這既是科技企業在當前的最大機遇，也是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優路徑。

與此同時，像華為云創新中心這樣的各類創新聯合體，被各方廣泛認為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它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提質增效，更催生了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對于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具有彌足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企業和機構發揮著各自的優勢，以生態之力加強產業的協同、應用場景的拓展、人才培養的落實等工作，“滾雪球”般為更多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賦能，使能客戶更多業務場景的融通創新。

至此，生態創新中心的模式，已是呼之欲出。

所謂生態創新中心，在2024年11月發布的《生態創新中心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中有所解構，云服務、基礎軟件、數據要素和智能技術構成了生態創新中心基本服務內容。政府，企業和研究機構共同建立數據融通產業生態，本著能力互補和技術耦合原則，組織底層組件、核心軟件和關鍵硬件產品研發，形成技術創新鏈。大中小企業共享市場生產資源，聯合拓展業務鏈條，提供一體化數字生產能力，形成數據要素融通、技術創新輻射、產業鏈條整合、區域數字協同四種能力，以及融合化、模型化、精細化、開放化四大特征，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

生態創新中心總體架構

四種能力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

一如前文所言，生態創新中心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核心目標，以釋放數據價值為根本遵循，匯聚生態資源，是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生產生態。

之所以在創新中心之前冠以“生態”二字，主要是由于歷經多個階段的發展，我們周圍各種名稱不同、形態各異的創新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產業生態的匯聚區和新高地，尤其是那種龍頭企業參與和牽頭的創新中心。

比如在國內星羅棋布的160多家創新中心，華為云就聯合了業內能力最強、水平最高的各類伙伴，各方精誠合作、優勢互補、相互賦能，攜手為難以計數的傳統企業提供了數字化解決方案與路徑，幫助它們駛入發展的快車道，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那么具體而言，四種能力又是如何推動區域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呢。

生態創新中心能力視圖

研究報告提出，四種能力分別是數據要素融通、技術創新輻射、產業鏈條整合和區域數字協同，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四大特征則是技術的融合化應用、數據的模型化標識、產業鏈條的精細化整合與資源的開放化共享，支持各類創新主體的協同發展。

以西安為例，針對本區域創新能力不足、人才短缺等現狀，西安高新區建設鯤鵬生態創新中心，就引入了華為等龍頭企業，借助龍頭企業資源搭建Tempo大數據分析平臺，支撐區域企業數據低成本開展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業務，并聯合高校培養數字化融合型人才，服務本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相信這樣的模式，也會在更多區域得到地方和企業的效仿：采用先進的數字工具和方案，實現深度定制的生產經營方案，有效提升產業鏈的對接效能，從而加快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步伐。

向“新”提“質”的數智高地

在生態之外，研究報告對生態創新中心的建設、職責與組成，也提出了建議。研究報告指出，生態創新中心的創建實施應由政府、企業和研究機構共同參與，三者間職責明確、優勢互補、共建共享。

其中，政府作為區域協同、產業鏈整合的倡導者與推動者，提升區域協同效率與產業鏈整合水平；企業作為技術實踐者，積極實施新技術推動產業升級，推動區域經濟與產業鏈的繁榮發展；研究機構作為技術源泉，持續輸出前沿成果，針對產業痛點進行攻關。

以華為（江西）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創新中心為例，該中心由華為云與南昌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共建，主要圍繞該區域以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為龍頭的“3+3+N”產業集群，幫助區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等各項工作。

該生態創新中心為江鈴汽車量身打造解決方案，借助華為云在大數據、云計算等方面的先進技術，打造一套獨具特色的客戶洞察大數據平臺，打通從戰略、產品到運營全鏈決策支持能力的商業閉環。

三年的探索與實踐之下，江鈴新工廠裝備的數字化率已達到85%，整體業務經辦效率提高了30%，解決了80%高強度機械化重復工作，節省了20%的成本……

諸如此類的案例，在華為（江西）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創新中心，在更多的華為云生態創新中心里可謂比比皆是。通過這些星羅棋布的生態創新中心，政府、企業和研究機構角色各異、共同發力，精準解決以往困擾企業成長的各色難題，推動區域產業的全面向“新”提“質”。

發展中的生態創新中心當然也不是一成不變，它會根據區域產業特點和需求的不同，動態地發展和演進，從最早可能偏于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逐漸在未來進化為更偏于產業服務的模式。

對此，研究報告也列舉了六大發展趨勢：一是產業生態由要素賦能向創新驅動轉變；二是產業生態運營由零散模式走向整合；三是產業生態由匯聚向多重普惠服務演進；四是生態創新中心未來向高質量發展；五是生態創新中心未來向更加開放升級；六是生態創新中心未來向可持續性延申。

經濟向“新”而行，產業因“新”而進，企業由“新”而興。在這盤關乎產業和國運的棋局中，生態創新中心就像是一枚枚關鍵的落子，推動著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奮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穩如磐石的“數智”基礎。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