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于向真近日完成一篇力作《我的父母雙親》，現選載其中的一個片斷，以饗讀者。

我的父母與周恩來的交往

于向真 

我的爸爸于明、媽媽理銳1958年調進北京，在新華社外訓班學了兩年英語，班主任是學養深厚的李慎之。之后，爸爸分到新華社國際部東歐組，媽媽在英文發稿組。1964年春，于明被總社派駐布加勒斯特分社任社長兼首席記者，媽媽一同前往羅馬尼亞，兼任英文發稿。

爸爸媽媽在羅馬尼亞

那時，羅共中央第一書記是喬治烏.德治。他每隔一段時間要在電視上向國民發表講話。1965年3月上旬，爸爸于明觀察到電視屏幕上喬治烏.德治滿臉病容。爸爸在戰爭年代見過許多將死之人，經驗讓他做出判斷，向國內發出加急電訊：“喬治烏.德治病重，不久人世。”敏銳的周恩來隨即來電詢問：“他還有多長時間？”于明電復：“最多十天半月。”一周后，喬治烏.德治咽氣。齊奧塞斯庫接任羅共最高領導。追悼儀式剛過，周恩來便率中共代表團趕來訪問，占得先機。齊奧塞斯庫剛接帥印，威望尚未樹立，周恩來快速前來站臺，齊奧塞斯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中蘇論戰后，中國在東歐只剩阿爾巴尼亞一個朋友。但阿爾巴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關系很僵。羅馬尼亞易帥，中羅相擁。羅馬尼亞與周邊國家關系良好，中國得以影響東歐，并快速改善了與南斯拉夫的關系。毛澤東大悅。周恩來見到于明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幫我有備而來”。

于明從樓頂上拍攝的喬治烏.德治追悼儀式。

齊奧塞斯庫當政后，中羅密切往來，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周總理在1965年和1966年三次率代表團訪羅，每次我爸爸都全程陪同周多處探訪。我問過爸爸：“周都去哪里呀？”爸爸告訴我：“他馬不停蹄四處看，除了首都還去過多個州市……。”是的，在父母的相冊中，我見過一張羅馬尼亞農業部長陪同周恩來站在豐收在望的麥田前，當地州長手中拿著麥穗向領導匯報的黑白照片。

爸爸還說：“第二次周出訪是在夏季，期間路過一處旅游勝地，經過海濱的天體浴場，周一下車，好幾個赤身裸體的男男女女圍過來歡迎，周總理微笑著與光身子的他們一一握手，大方得體。”

1966年春，周恩來第三次率團訪問羅馬尼亞，周左邊是媽媽理銳，右一是爸爸于明。

爸爸跟我說過，1966年，周恩來第三次出訪羅馬尼亞，如何報道他與齊奧賽斯庫的會談，周頗費周折，每次字斟句酌地修改稿件。爸爸說：“有一次總理猶豫再三，終于點頭，我拿著文稿離去，進了廁所，周恩來緊跟著追進廁所，讓我再改一個詞，才能發回國內，我表示那個詞不改更恰當，不理解他為何如此著急。周對我說：'必須換！不然我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得挨批斗。’我驚訝地問'什么？誰能批斗總理？不可能！’周認真地說'真的能！你就照我說的改吧！’我只得按總理說的修改后發了出去。”

 當時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本來和爸爸于明是新四軍四師的老戰友，因對齊奧塞斯庫上臺后如何發展兩國關系看法不同，周恩來采納了于明的建議，與剛接棒的齊奧塞斯庫積極互動，在中蘇博弈時搶到一粒棋子。周頻繁訪羅，有事不跟大使商量，卻與新華社記者討論，大使自然不爽。從四清到文革，盛行批斗，大使動員留學生與使館人員一起批斗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分社社長于明，批斗會接連開了好幾天，白天繁忙的報道任務加晚上連續被批斗，爸爸不能睡覺，寫的檢討書總是通不過，幾天后就尿血住院，報了病危。

周恩來很快得知情況，表態支持新華社記者，通過陳毅迅速召回原大使，改派曾涌泉為大使，急飛布加列斯特任職，捋順了駐羅馬尼亞使館與分社的關系。1972年，新華社的戴邦叔叔曾對我說，“使館與分社爭斗，從來是外交部占上風，唯有一次例外，你爸爸為新華社贏過一次！”爸爸并沒有得理不讓人。1967年，聽說已經被調離外交部、改任某部副部長的那位大使，受沖擊進了醫院，爸爸媽媽大老遠跑去看望，真誠安慰，兩手緊緊相握，情誼得以修補。

文革前，新華社幾位叔叔告訴我，“周總理對你媽媽特別好，不管有多少人，只要理銳在場，周總理直接過去，兩人蹲在地上聊啊聊，工作人員不催能聊個沒完。”我問過父母有沒有這事，爸爸媽媽承認確有其事。爸爸說，總理訪羅時，多次和你媽媽聊天，有一兩次總理被催下一項任務，才站起來。爸爸說，總理第一次訪羅我們就話語相投，第二次訪羅再見到，他笑逐顏開，快步走過來和你媽媽握手，大聲說：“小理，這次要和你好好拉拉家常！”

1965年春，周恩來、謝富治與我父母及駐羅工作人員的一張合影。當時父母請周恩來坐中間，周說“今天理銳必須坐中間”，語氣不容商量，媽媽理銳只好坐在周謝之間，周右側是我爸爸于明。

2006年我開始在網上寫博客，有一次把媽媽接到家里長住，我曾好奇地問過媽媽：“總理都和你聊些什么呀？”媽媽告訴我的原話，我分三次如實寫出，發在新浪博客上，可惜很快消失。媽媽說：“總理平易近人，他每次一進使館，工作人員和一群在布加勒斯特念書的中國留學生呼啦就圍過去，爭著握手。有的學生年輕，不知道總理胳膊受過傷，激動得使勁上下晃動，我和你爸爸直擔心，總理卻一點都不怪罪那些孩子。”“總理和我談得來，聊過一些家長里短，回憶過戰爭中的經歷，也說過幾次運動中的感受。”

我對媽媽說：“不行，你必須告訴我，總理和你說啥了！”媽媽說：“是我先提起家務事的。我對總理說，進京后老家縣里經常來人，八竿子夠不著的遠親近鄰都來，弄得子女家人老得打地鋪。總理對我說'起初我家鄉也來人，我都是讓他們到中南海外面去住招待所，費用自理，得罪人呢。我讓小超告訴他們：當總理是人民的服務員，沒有任何特權，我們是革命者，沒有多余的錢供親友花銷，以后不要再說是周恩來的什么親戚，也不要再來了。”“總理還提醒我，好面子影響精力，影響工作，以后你家再來人，就照小超那樣做。我說，'我可不學你倆，解放前老鄉為掩護我們挨過打，蹲過牢，我哪里忍心啊。’總理說'咱們兩家情況不一樣，你不要心腸太軟才好’。”

媽媽和周總理說得來還有個重要原因，他們都特別能喝酒，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海量。周恩來能喝酒，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有記錄。我媽媽是天生海量，我姥爺喝了一輩子酒，90歲過后，家人左攔右勸他也要喝一點。姥爺喝酒每次一小盅，一點一點呡著喝，從來沒醉過。我媽媽酒量大屬于天生的，不同尋常之處，用她自己的話說“永遠不喝也不想，喝多少也不醉”。

媽媽對我說：“周總理最愛喝的是茅臺。”他告訴我媽媽，長征走到貴州時，他就愛上茅臺，建國初把茅臺定為國賓用酒。媽媽說她問過總理“社會上有傳言，三年缺糧還從多省調去糧食，讓茅臺酒產量大幅提升，您知道這件事嗎？”周說，“需要出口賺外匯。”我媽媽愛喝的是瀘州老窖，她認為“陳年老窖進到嘴里感覺珠圓玉潤，非常可口。”爸爸對我說過，他第一次發現媽媽能喝酒是結婚那天晚上，當時他在省里負責統戰工作，結交到中原地區的名人，本來元宵節他倆每人吃了五粒元宵，不打算辦婚宴，因為有統戰對象不依不饒，非讓叫新娘子來見見不可，那晚宴會客人很多，不停地敬酒，平日一杯酒下肚就臉紅的爸爸很快就招架不住了，被扶到樓下休息。過后客人紛紛對他說：“你把酒神娶進家門啦！”原來剛才一幫人爭相敬酒，不止一兩個喝趴下了，只見18歲的新娘子一杯接一杯地應酬，從頭喝到尾，臉不紅心不跳，到最后居然沒人再敢向她舉杯了。媽媽特能喝酒的名聲，就此在河南省政府大院里傳開。 

從1964年初到1976年末，媽媽兩次隨爸爸出國工作，在外交場合，酒量大的人具有一定優勢，媽媽因能喝酒，也交到一些朋友。當時外交部有少數幾位大使能喝酒，比如父母在越南工作時，前兩年，王幼平大使酒量不大，之后的符浩大使就是出名的海量。周總理和符浩大使都因為在飲酒方面與我媽媽棋逢對手，而“話語投機”。其實我媽媽從來不張羅喝酒，家里閑放著好幾瓶名酒，即使擺上桌她也不喝，逢年過節親友團聚時有人敬酒，她也只略略陪喝幾口，只有在特殊場合中，她千杯不醉的特異功能才偶爾露崢嶸。記得有一次我母女閑聊天，我問起周總理的酒風，媽媽想都沒想，就說：“李白是唐代酒仙，周恩來是當代酒圣。”

爸爸媽媽在羅馬尼亞工作期間，與分社同事相處融洽，文革初總社領導被造反派批斗時，各分社社長也難逃厄運，我見到過多個駐外分社的社長在大禮堂臺上被打罵的場景，爸爸于明幸運地被分社記者、翻譯和司機不約而同地“美言”，而闖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