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鄭重宣告：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強調：“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這一切都不能離開復雜的專門的技術。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并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需要有現代化素質的新型軍事人才。軍隊建設面臨著歷史性的轉變，迫切要求提高官兵的科學文化素質。為此，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制定了普及教育和院校高層次教育雙管齊下的方針，同時重視蘇聯顧問的作用，采取多種措施提高解放軍文化素質，培養適應現代戰爭要求的合格人才。

對官兵實行文化普及教育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指戰員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據統計，在戰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其中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連隊找個文書、司務長都很困難。部隊裝備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戰士學習掌握使用技術也很吃力。1950年6月，國民黨空軍轟炸上海，駐滬防空部隊雖然已經裝備了比較先進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戰士文化水平低，對它的性能和數據計算還不能熟練掌握，有時在戰斗中就錯過了戰機，不能充分發揮武器的作用。這種文化水平低的狀況和現代化建軍的要求顯然是一個突出矛盾，軍隊的文化素質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現代化建設就會落空。

針對解放軍官兵文化素質普遍低下的狀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主持制定了《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于1950年8月1日由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頒發全軍。《指示》決定：從1951年1月起，在全軍開展3年的文化教育；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著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一個巨大的學校”；采取各種方式組織干部、戰士學習文化，并規定連隊以60%的時間進行文化教育，團以下機關舉辦各種類型的文化學校；等等。《指示》規定，部隊文化教育的方針是“速成的、聯系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其中“但又是正規的”為毛澤東所加。這個方針要求部隊要從實際出發，在較短的時間內學到實際有用的而又有系統的文化知識。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軍發起了向文化進軍的“大戰役”。在很短時間內，全軍調配了文化教員5萬多人，陸續開辦了速成小學200多所，速成中學60多所，抽調大批骨干包括有豐富戰斗經驗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離職學習，在職人員也按文化水平組成不同班次參加學習。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全軍遂轉向以備戰為中心任務，文化教育任務推遲，但毛澤東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態度沒有改變。在他的支持下，1951年1月，總政治部提出了1951年部隊文化教育實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應該圍繞戰爭和戰備需要的同時，繼續強調全軍必須認識到提高文化水平對提高軍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戰和戰備任務都有重要的意義。

1951年10月，林彪受命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看到1952年正規軍訓計劃后，經過考慮提出，目前朝鮮停戰談判正在進行，朝鮮戰爭局部化的趨向已經基本確定，近期內不會爆發世界大戰。而由于中國經濟文化落后，解放軍官兵文化程度低，文盲多，不利于掌握現代化武器的技術和戰術。為此可推遲正規軍訓，先進行一年多以文化教育為主的訓練，再轉入正規軍訓。林彪征求朱德、周恩來、聶榮臻等人意見后，向毛澤東報告，建議改變1952年開始正規軍訓的計劃，決定全軍先進行一年多以提高文化水平為主的教育。林彪的建議顯然是在局勢改變的條件下重提毛澤東曾強調過的任務。毛澤東批準了林彪的建議。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51年12月9日，總政治部向中央軍委寫了《關于在部隊實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發展文藝工作的報告》。這個報告的要點是：（一）1952年部隊訓練以文化教育為主。（二）全軍人員的文化教育以干部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學習皆以文化為重點。（三）1952年文化教育計劃的執行，應由黨委領導，首長負責，并在團以上各級黨委的領導下，設立文化教育委員會，加強指導。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并將報告發給軍委各部門、各大軍區遵照執行。

遵照毛澤東的命令，中央軍委于1951年11月29日發出《關于1952年軍隊軍事訓練的指示》，明確從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全軍除海、空軍及雷達等部隊有文化者外，均執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方針，時間比例為軍事30%、政治20%、文化50%，要求在一年內掃除指戰員中的文盲，并將初小和高小畢業者分別提高到高小畢業和初中一年級的程度。為此，1952年，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部隊文化教育大綱》，部隊迅速掀起了向文化進軍的熱潮。

這個時期，少數單位出現了行政管理和軍事紀律松懈的現象。有的干部反映，這是因為文化教育搞多了。這時，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陶鑄到部隊做了調查。他在調查報告中指出，紀律松懈的現象過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結果，加強軍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羅榮桓建議軍委將陶鑄的調查報告批轉全軍，這一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1952年8月14日，羅榮桓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寫報告，匯報了全軍教育工作的情況，建議仍然“應把文化教育當作整個部隊工作的中心任務，進一步加強具體領導”。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報告，很快作了批示：“同意這個報告，可用指令發給全軍照辦。”

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全軍文化教育運動得以順利進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53年，經過全軍上下兩年多的努力，部隊文化水平狀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全軍由原來80%的人員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達到初小畢業以上水平，干部絕大多數達到高小畢業至初中的水平。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轉入經常化，在鞏固的基礎上堅持下去，繼續提高。部隊整體文化水平的提升，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通過軍隊院校教育培養較高層次的軍隊人才

毛澤東特別重視軍事院校在教育訓練中的地位。加強軍事院校建設，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革命軍隊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毛澤東指出，新中國成立初期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迅速地建設成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國防軍。要完成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就需要有大批現代化的軍事人才，在這方面，軍校負有偉大的責任。毛澤東把軍事學院的建立同人民軍隊建設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歷史性轉變聯系起來，認為軍事學院誕生本身就是這種轉變的偉大標志。軍隊院校是達到統一全軍思想的基地，是全軍軍事建設的模型。干部是軍隊的骨干，院校是培養干部的搖籃。從這個意義上說，院校塑造出什么樣的干部，也就決定軍隊將達到什么樣的水平。毛澤東認為，軍事院校能夠成為也應當成為全軍的模范和領導者。在院校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毛澤東要求院校以馬列主義為指導，認真總結我軍的作戰經驗，按照“又紅又專”的標準，培養現代化、正規化軍隊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按高、中、初三級構架軍事院校體系的構想，并立即付諸實施。

1950年3月10日，聶榮臻向毛澤東呈送《關于軍委機關及軍事院校建設問題的報告》，提出：繼續加強空、海軍司令部建設，籌建炮兵、坦克裝甲兵、工兵司令部；加強航空、海軍、防空、測繪、機要學校、軍醫大學，籌建正規的炮兵、工兵學校；籌建陸軍大學，使之成為建設正規化國防軍的訓練中心，儲備與深造高級軍事干部，請劉伯承主持；等等。這個報告被中央軍委批準并陸續組織實施。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50年7月，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了軍事院校建設問題。會后由周恩來制定并經毛澤東批準的方案確定，在原有學校的基礎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各類正規院校。其中包括：創辦1所全軍性綜合陸軍大學（后根據劉伯承的建議改為軍事學院）；將各戰略區的軍政大學、軍政干校和各部隊的隨營學校改建為高級步兵學校、初級步兵學校和專業技術學校；各軍兵種新建一批專業學校等。據此方案，全軍除首先改建了一批學校外，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劉伯承任院長兼政治委員。1952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學院在北京成立，李聚奎任院長。

1952年6月23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調整全軍軍事院校的命令。命令規定，全軍編總高級步兵學校1所，高級步兵學校2所，步兵學校9所；高級炮兵學校1所，高射炮兵學校1所，地面炮兵學校6所，軍械學校3所（炮兵軍械學校2所、步兵軍械學校1所），炮兵摩托學校1所；戰車學校2所；高級工兵學校、工兵學校各1所；高級通信學校、通信工程學校、通信學校、雷達專修學校各1所；化學兵學校1所；防空學校、城防高射炮學校各1所；測繪學校、俄文學校和后勤系統的財務、軍需、運輸、油料、獸醫學校各1所，協和醫學院1所，醫科大學6所（同年11月，改設軍醫大學7所），衛生干部學校（11月改為軍醫中學）15所。此外，空軍在原有10所航校的基礎上，增建航空學校、干部學校各2所；海軍在原有學校的基礎上，增建海軍預科學校、政治干部學校和后勤學校各1所。各大軍區各增建1所政治干部學校。至年底，全軍共有文化學校99所。1953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高級步兵學校在南京成立，宋時輪任校長兼政治委員。同年9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在哈爾濱成立，陳賡任院長。

此后，又相繼建立了高等軍事學院和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兵種的高等院校，逐步形成了專業門類齊全，高中初相銜接的院校體系。這種體系，比較符合科學合理地培訓軍隊各級干部的要求，對促進軍隊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號召全軍虛心向蘇聯學習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領導非常重視我軍與蘇聯顧問的關系，因為這是學習蘇軍、迅速提高我軍指戰員特別是中高級指揮員現代化軍事科學水平的重要途徑。他多次強調，“為了保衛祖國免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依靠我們過去和較為落后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的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的戰術。我們必須向蘇聯的軍事科學學習，以便迅速把我軍提高到足以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取勝的水平”。毛澤東在給后勤學院的訓詞中強調：“我們必須學習蘇聯軍隊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設，研究朝鮮戰爭中后勤工作的狀況和經驗，以達到我軍后勤工作現代化和正規化的目的。”他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指出：“向蘇聯學習，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優良傳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工作部門，都應當如此。這點，對于你們這個學院，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知識，學習蘇聯軍事工程建設的豐富經驗，學習蘇聯顧問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工作態度，學習蘇聯顧問同志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在學習上應該是虛心誠懇，不要學到一點就自滿和驕傲。”

但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在軍隊高、中級干部中出現了一些阻力，主要有兩種情緒：一是認為過去沒有蘇聯軍隊那一套也打了勝仗，解放了全國大陸；二是認為蘇聯軍事理論不適合中國情況，不如學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因此，在與蘇聯顧問的關系上也不時出現一些矛盾和不融洽的現象。

1952年7月，總干部部蘇聯顧問卡蘇林對中方的工作提出了批評意見。毛澤東在10月20日指示：在11月開展“中蘇友好月”活動中，各有顧問、專家的單位，要檢查與顧問、專家的關系。總干部部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于12月8日召開干部座談會，全面征求蘇聯顧問的意見。會后，副部長賴傳珠、徐立清向彭德懷并毛澤東報告說，蘇聯顧問在會上提出的許多意見很好，可以作為今后改進工作的方向。報告還說：一年多來，我們同顧問的關系是比較好的，重要工作都主動找顧問商量，重視學習蘇聯的經驗。在工作態度上相互之間都是誠懇的，如有不同的意見，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釋。“我們認為，我軍干部機關是新建的組織，缺乏工作經驗，向顧問學習蘇軍干部工作經驗是基本的，否則不能前進，但在實行的步驟上及某些組織形式要照顧我軍的實際情況。”

12月14日，毛澤東就蕭克關于軍訓部與蘇聯顧問合作的報告批示：“凡有顧問者一律作出和顧問關系的檢討，改善我們和顧問的關系，認真地學習蘇聯的軍事科學。”12月28日，毛澤東又對總干部部的報告作出批示：“這個報告可發軍委各部門、各大軍區和軍事學校（有顧問）首長們參考。希望各部門都照這樣正確地對待自己的顧問同志。”隨后，各軍事單位對與蘇聯顧問的關系進行了一次普遍檢討。

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上簽字。毛澤東和斯大林出席簽字儀式

12月31日，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提交了一份綜合報告。報告說，從已報來的材料看，各單位和顧問的關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同顧問商量。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思想上對“爭取顧問幫助”“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認識不深刻，行動上對顧問有不夠尊重的表現。各單位提出的今后改進意見主要有：各部門、各兵種的黨委會議，以及有關布置工作、檢查工作較為重要的會議，吸收顧問或首席顧問參加；首長及部門的負責人，定期向顧問介紹我軍情況及本身工作情況，并向顧問征求意見等。第二天，毛澤東以《關于各軍事部門與顧問的關系的總結》為題，將這個報告轉發給軍事系統一切有顧問的單位，還加了批語：“這個總結很好，發給軍事系統一切有顧問的單位。繼續團結所有顧問，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后狀態，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軍隊，以利于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毛澤東親自過問后，顧問普遍反映關系改善，比較滿意。

在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親自過問下，蘇聯方面先后向中國派出了大量軍事專家和顧問，僅至1950年8月，在中國服務的蘇聯軍事顧問就有約1000人。在他們的幫助下，中國迅速培養了一批掌握現代軍事技術的科技人才和適應現代戰爭要求的指揮員，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