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黑龍江省教育廳

一、政策松綁下的“營利性”轉身

長期以來，民辦高校被定義為“非營利性機構”，2002 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時，明確規定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辦學”。然而，隨著教育市場化浪潮的推進，政策開始松動。2016年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首次允許民辦高校自主選擇“營利性”或“非營利性”，徹底打破了這一限制。

政策的松綁背后，是民辦高校的生存焦慮。數據顯示，我國民辦高校數量已從2001年的124所增長至2024年的799所（截至教育部2024年6月30日數據），但生源競爭卻日益激烈。2023年出生人口僅902萬，較2016年下降52%，疊加就業壓力，許多民辦高校陷入“學費依賴癥”——60%以上的收入來自學生繳費。當招生困難、口碑下滑時，“營利性”轉型成了部分院校的救命稻草。

2020年，教育部辦公廳公布了《高等學校命名暫行辦法》，為這類高校貼上鮮明標簽：所有營利性民辦高校須在名稱中標注“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從此，“學校”與“公司”的界限逐漸模糊，教育領域的“企業化生存”正式登堂入室。

二、22所營利性高職院校圖鑒

目前，全國共有22所營利性民辦高職院校，他們分布不均，卻暗含規律。

全國營利性民辦高職院校名單

數據來源：各省教育廳

上海以4所營利性高職校領跑全國。以上海工商外國語職業學院為例，其專業設置與城市定位深度綁定：應用外語、商務文法、工程信息三大專業群，緊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樞紐”的戰略。類似案例還有海南東方新絲路職業學院，依托“中國名模搖籃”的行業背景，開設時尚設計類專業，試圖在細分領域突圍。

在湖南，株洲科技職業學院瞄準人工智能、數字媒體等專業，郴州智能科技職業學院則成為省內首所主打AI的高職院校；鄭州軟件職業技術學院扎根航空港經濟區，圍繞電商物流與現代服務開設專業。這些院校的共同點是：緊盯區域產業需求，用“高學費+高就業率”吸引學生。

三、爭議：職業教育該不該是一門生意？

營利性民辦高職校的崛起，撕開了教育商業化的一角。然而改革帶來活力的同時，質疑聲也從未停歇。

與傳統非營利性院校不同，營利性職校更像一家企業：專業設置向“錢”看齊，人工智能、數字媒體、電商物流等熱門領域成標配；管理模式強調成本控制，甚至壓縮基礎學科投入。一位業內人士坦言：“投資者需要回報，學校必須快速變現。”

家長最關心的問題直白而尖銳：“高學費買來的文憑，能換來好工作嗎？”社交媒體上，有學生自嘲“付費工具人”。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教育公平性——當民辦高職校以企業模式運營，寒門學子是否會被高學費拒之門外？

四、未來：轉型還是退場？

改革窗口期正面臨嚴峻考驗，民辦高職校站在十字路口。

2024年，湖南首次設置3所營利性高職校引發關注，但同時多地民辦院校因招生不足瀕臨關停。政策雖允許營利，卻也要求這類高校承擔更高稅收和土地成本。一旦商業化過度，還可能觸發更嚴監管。

但危機也在倒逼創新：

·貴州銅仁數據職業學院依托貴州大數據產業資源的主場優勢，著力打造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主的特色專業群；

·中公教育集團舉辦的蕪湖航空職業學院已與騰訊、阿里等上百家頭部企業達成全方位合作，為學生的學業、創業和就業搭建堅實的支撐平臺；

·北海康養職業學院鎖定“大健康”類專業為核心，采用“外聘內培”的方式將具有豐富一線臨床經驗的醫學專家、教授引入學校，著力培養復合型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實踐證明，市場化并不等于只追求利潤——當教育供給精準匹配產業需求，營利性高職院校同樣能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圖片來源：湖南省教育廳

結語：教育的溫度，能否抵抗商業的冰冷？

當“學校”與“公司”的標簽重疊，教育的本質正在經歷一場拷問。營利性民辦職校的崛起，既是應對生源危機的無奈之舉，也是探索教育創新的破冰之旅。或許正如某教育學者所言：“營利性院校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賺了多少錢，而在于能否證明 —— 教育在商業框架下，依然可以保持育人的溫度。”22所公司制高職校將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實踐樣本，這場實驗的結果，或將重新定義職業教育的未來。

素材參考來源：各省教育廳、百度百科、百度文檔、海南東方新絲路職業學院有限責任公司官網、上海工商外國語職業學院有限公司官網、鄭州軟件職業技術學院有限責任公司官網、光明日報、麥可思研究、神針評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