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新審視戊戌變法：一場失敗的變革

風塵講歷史 2025-05-14 發布于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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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是晚清重要的一次政治改革運動，旨在救亡圖存、推動國家現代化，然而這場運動卻虎頭蛇尾，僅持續103天便以失敗告終，所以也稱百日維新。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在今天回望戊戌變法，重新探究它失敗的原因，對于理解中國近代歷史進程、汲取改革經驗教訓，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19世紀末的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列強的侵略日益加劇，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主權不斷喪失，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更是給中國帶來了沉重一擊，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不僅讓中國割地賠款，更讓民族危機空前加深。與此同時國內階級矛盾也日益尖銳，傳統的封建統治秩序搖搖欲墜。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如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大，認為只有通過變法，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才能挽救中國于水火。于是戊戌變法應運而生。

戊戌變法的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在政治上，主張廣開言路，允許官民上書言事，精簡機構，裁減冗員等，試圖打破封建專制的腐朽局面，提高政府效率；經濟方面，鼓勵發展農工商業，提倡私人開辦工廠，設立農工商總局等，期望以此推動中國近代化的經濟發展；軍事上，改革軍制，訓練新式陸海軍，淘汰舊軍等，欲增強國家的軍事防御能力；文化教育領域，則廢除八股，創辦新式學堂，如京師大學堂，翻譯西方書籍，派遣留學生等，旨在培養新式人才，傳播西方先進思想。

但如此全面且看似美好的變革藍圖，為何最終以失敗收場？

從維新派自身來看，存在諸多局限性。

在思想層面，維新派雖然主張學習西方先進制度，卻未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禁錮。康有為的《大同書》，雖描繪了美好的社會藍圖，可其中依舊保留著封建倫理道德的影子，缺乏徹底的民主思想。這種思想上的不純粹，使得他們在改革理論的構建上難以形成堅實、完整的體系，在面對復雜的改革局面時，無法提供清晰有力的思想指引。

在組織方面，維新派成員成分復雜，缺乏統一的領導核心與嚴密的組織體系。變法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強大的合力。而且他們未能充分發動廣大群眾，僅僅依靠少數知識分子和部分官僚階層的支持，根基極為薄弱。

在策略上，維新派過于理想化，試圖通過和平、合法的途徑，自上而下地推動改革。他們寄希望于光緒帝的權威，卻忽視了封建守舊勢力的頑固與強大，在面對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對時，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與斗爭策略。

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朝保守勢力，是戊戌變法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

慈禧太后作為封建守舊勢力的代表，對變法持有強烈的敵意。她掌控著清朝的實際權力，在變法期間，通過各種手段削弱維新派力量。例如她下令逮捕維新派人士，打壓變法活動，使得變法運動失去了關鍵的領導力量。同時在清朝政府內部，大量保守派官員對變法抵觸情緒嚴重。他們因循守舊，害怕變法觸及自身利益，于是千方百計地干擾、阻撓變法政策的實施。在百日維新期間，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等人多次上書反對變法，致使光緒帝的改革政令難以順利推行。

戊戌變法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極為不利。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從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試圖通過經濟控制使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在戊戌變法過程中，列強為了維護自身在華利益，對清朝政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反對中國進行可能削弱其侵略權益的改革舉措，如反對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變法的進程。此外日本等國出于維護在華特權的考慮，秘密支持清朝保守勢力，試圖阻止中國通過改革走向富強，進一步增加了變法成功的難度。

從變法措施本身來看，也存在不少問題。盡管戊戌變法提出了眾多先進的理念和措施，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缺乏系統規劃與切實可行的策略。許多改革措施過于理想化，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當時的國情和實際執行難度，導致在推行過程中流于形式，無法真正落地生根。例如在改革官制時，大量裁減冗員，卻沒有妥善安排這些官員的出路，引發了極大的反對和社會動蕩；在經濟改革方面，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缺乏配套的金融、稅收等支持體系，難以取得實效。

“圍園殺后”事件則成為戊戌變法失敗的關鍵轉折點。維新派在走投無路之際，寄希望于袁世凱，密謀圍園劫持慈禧太后，卻不料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慈禧太后聞訊勃然大怒，立即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大肆搜捕維新派人士。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戊戌六君子”慷慨就義，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這場政變后，戊戌變法的各項措施幾乎全部被廢除，只留下京師大學堂這一成果。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光緒帝失去權力，慈禧太后的統治更加保守和專制，中國錯過了一次重要的改革發展機遇，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