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授勛，向來是廣大軍事愛好者和軍史學界關心和研究的熱點問題。近年來相關著述頗多，但其中不乏在基本史實方面疏于準確，甚至杜撰演義的情況。如歐陽青的《1955年大授銜典禮紀實》（以下簡稱《紀實》），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為免以訛傳訛，筆者擬以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為據作一辨析，以正其謬。

一、關于國務院授銜典禮上將官的授銜排序。

  《紀實》在描述1955年9月27日下午2點在中南海舉行的國務院授銜典禮的場景時稱：“周恩來總理把授予10人大將軍銜的命令狀，依次授予一行橫排在主席臺前……的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張云逸、羅瑞卿、許光達等9位在京將官?！咽谟枭蠈④娿暤拿顮睿谟鑿堊谶d等在京將官；把授予中將軍銜的命令狀，授予徐立清等在京將官；把授予少將軍銜的命令狀，授予解方等在京將官”，即與史實不符！

  在1955年9月20日總干部部上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批的《元帥、將官名單》中，大將、上將、中將、少將的排序確如《紀實》文中所言。但在9月27日的國務院授銜典禮上，將官們接受周恩來總理授銜時的排序，卻是依照當時的職務順序和級別排列的。即10位大將的排序是：總參謀長粟裕，國防部副部長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副總參謀長陳賡，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瑞卿，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以及因病離職休養的徐海東、張云逸。與此相同，上將、中將、少將接受軍銜時也是按職務順序和級別排序的。從當時的現場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將官們上臺接受授銜命令狀和換著“五五式”軍禮服后的排列順序是一致的。大將的排序是：粟裕、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陳賡、羅瑞卿、許光達、張云逸（徐海東因病未出席典禮）。上將的排序是：蕭克、李達、張宗遜、李克農……

  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授銜典禮上向（右起）粟裕、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陳賡、羅瑞卿、許光達……依次頒發授予大將軍銜的命令狀。

 在國務院授銜典禮上接受軍銜換著“五五式”軍禮服后的將官們。（前排左起）粟裕、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陳賡、羅瑞卿大將，（二排左起）蕭克、李達、張宗遜、李克農、王震、彭紹輝、張愛萍、楊成武上將。

  至于名列少將授銜名單第一名的解方（時任軍事學院副教育長兼軍事科學研究部部長），并未參加在北京中南海舉行的典禮，而是在南京地區授銜授勛典禮上接受的軍銜和勛章。

二、關于在懷仁堂授銜授勛典禮上被授予勛章的人數。

  《紀實》稱：“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勛章的命令。被授予勛章的人員共千余人”?！爸斓碌?/span>73人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此說有誤！

  統計受勛人數的直接依據，主要是1955年9月23日公布的關于頒授勛章的2份法律文件，一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的《關于授予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的決議》，二是毛澤東簽署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勛章命令》。長期以來，由于不少研究者沒有正確理解這2份歷史文獻的內容，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是按照頒授的3種一級勛章的類別來行文的，其原文表述為：“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級八一勛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級解放勛章?！憋@然，這里提及的人數，是指3種勛章分別的受勛人數，或者換個角度看，實際是3種勛章分別頒授的枚數。所以，其含義應正確理解為：共計頒授3種類型的一級勛章818枚。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勛章命令》，則是以被授予勛章的實際人數來行文的，其正文開頭即稱：“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的決定，授予朱德等583人以勛章。茲將授予朱德等583人勛章的命令公布如下”。接著，命令以“授予×××、×××……××勛章”的行文格式，按照授予3枚、2枚、1枚勛章的順序分別列出了受勛人員的名單。其中，授予73人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授予1人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授予45人一級八一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授予41人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授予11人一級八一勛章；授予1人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授予411人一級解放勛章。彭真在典禮上宣讀的就是這份命令。而該命令中列出的受勛人員明確只有583人，何來“千余人”之說？

  同時，在這583人中，實際參加了9月27日懷仁堂的授銜授勛典禮并上臺接受勛章的有功人員，還不到一半。筆者依據掌握的相關資料進行統計的結果是：在73名獲得3枚一級勛章的人員中，只有46人參加了典禮；在87名獲得2枚一級勛章的人員中，只有31人參加了典禮；在423名獲得1枚一級勛章的人員中，只有120人參加了典禮。合計參加典禮接受勛章的共197人。從當時懷仁堂會場的現場照片來看，坐在中部受勛人員座席區的基本上就只有這么多人。

             1955年9月27日懷仁堂授銜授勛典禮現場，中部為受勛人員座席區。

三、關于參加典禮的幾類特殊人員的受勛情況。

  《紀實》中對原東北抗日聯軍、原國民黨軍起義將領等人員受勛情況的描述也不準確，甚至有杜撰的情節。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次會議1955年2月12日審議通過的《關于規定勛章獎章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有功人員的勛章獎章條例》的規定，授勛對象分為4類人員：第一類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工農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的有功人員，第二類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直接領導原國民黨軍隊起義的有功人員，第三類是對人民解放戰爭有功人員，第四類是對和平解放西藏地區有功人員。

  第一類有功人員是授予勛章的主體，占了全部受勛人員的絕大部分。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與軍隊有歷史聯系和與某一地區有聯系的代表人物” 如周保中、馮白駒、馮仲云等也包括在內，還有一位代表性人物，即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的李延祿，也被授予了1枚一級八一勛章。

  后3類有功人員的數量不多。根據新華社1955年9月24、28日電訊稿，在第一批授勛時此類人員只有25人，即劉文輝、劉善本、李明灝、吳化文、何基灃、陳明仁、林遵、阿沛·阿旺晉美、高樹勛、馬鴻賓、張克俠、張治中、張軫、陶峙岳、傅作義、程潛、曾澤生、董其武、裴昌會、鄧兆祥、鄧寶珊、鄧錫侯、潘朔端、盧漢、韓練成。他們中間，只有劉文輝、何基灃、張克俠、張治中、張軫、高樹勛、傅作義、程潛、曾澤生、董其武、盧漢11人參加了北京的授銜授勛典禮并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毛澤東主席向（左起）鄭國仲、潘峰、蔡順禮、閻捷三、盧漢、龍道權等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紀實》一文中關于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3位上將授銜后從國務院禮堂乘車到懷仁堂對話的情景描述純屬杜撰！因為陳明仁、陶峙岳是分別在廣州、蘭州地區授銜授勛典禮上被授予上將軍銜和勛章的（有意思的是，《紀實》文中同時也記述了賀龍元帥在蘭州授予陶峙岳上將軍銜的情況。如此，陶峙岳豈不是接受了2次上將軍銜？?。?。

四、關于各地區授銜授勛典禮的情況。

  《紀實》一文中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國防部、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等舉行授銜授勛典禮的情況，并謂在南京軍區授銜授勛典禮上，劉伯承元帥代表周恩來總理授予將官軍銜，陳毅元帥代表毛澤東主席頒發勛章云云，多有錯訛不實之處。

  根據總干部部1955年10月13日就授銜授勛儀式問題向軍委的請示報告和10月19日第51次軍委會議的決定，全軍授予將官軍銜和第一批勛章的儀式，擬分別在北京、南京、蘭州、成都、廣州、武漢、沈陽7個地區舉行，并提議由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南京）、賀龍（成都、蘭州）、聶榮臻（北京）、葉劍英（沈陽）、林彪（廣州）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武漢）分別參加主持各地的儀式，代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授勛、授銜。因此，除了在中南海的授銜授勛典禮上已授予的將官軍銜和勛章外，全軍其他將官的授銜授勛均在上述7個地區進行。所以，這7個地區的典禮實際上是當地駐軍的聯合授銜授勛典禮，規格僅次于中南海的授銜授勛典禮，故應稱為“××地區授銜授勛典禮”。而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軍事院校等舉行的是授予本部所屬校、尉官軍銜的典禮，規格又低一層！

以南京地區授銜授勛典禮為例，雖由南京軍區具體負責承辦，但實際上是整個華東地區駐軍的授銜授勛典禮。該典禮于1955年11月29日上午8時在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參加典禮并接受軍銜和勛章的，除了南京軍區的軍官外，還有濟南軍區、軍事學院、總高級步兵學校、鐵道兵（該兵部時駐福建南平，指揮修建鷹廈鐵路）、海軍東海艦隊、海軍青島基地的軍官（參見陳美藻《1955年南京授銜授勛回顧》，載《軍事史林》1991年第1期。）由于華東地區駐軍中軍級以上單位多，將官就達200多人。僅軍事學院即近100人，如有“將軍系”之稱的戰役系52名學員中，就有上將5名、中將23名、少將24名。所以，在南京授銜的上將實際上有12人，即除了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唐亮、葉飛外，還有濟南軍區代司令員兼第二政治委員王新亭、軍事學院副院長陳伯鈞、軍事學院副政治委員鐘期光、總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宋時輪，以及正在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的副總參謀長韓先楚、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空軍副司令員劉震、廣西軍區原司令員李天佑。在典禮上代表周恩來總理授銜、代表毛澤東主席授勛的都是劉伯承元帥。

  南京軍區1955年11月25日印發的請柬，清楚寫明由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元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第一批勛章。

  此后，南京軍區又分別于12月3日和8日舉行了授予校官、尉官軍銜典禮，軍事學院也于12月27日舉行了中少校軍官授銜典禮。

  至于對留學蘇聯的軍官授銜，并不是《紀實》所稱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組成以聶榮臻元帥為團長的赴蘇聯授銜的代表團?！庇?/span>1956年2月13日在列寧格勒舉行了中國軍官授銜儀式。首先，并不存在所謂的以聶榮臻為團長的“授銜代表團”。聶榮臻元帥是1955年12月10日作為以朱德副主席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成員從北京出發，先后赴羅馬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訪問后，于1956年2月4日到達蘇聯訪問。其間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向在當地工作和學習的部分中國軍官授予了軍銜。其次，當時在蘇聯學習的劉道生、朱軍、劉中華、劉華清、易耀彩等海軍將官，因回國休假，得以參加了中南海的授銜授勛典禮。所以，他們的軍銜和勛章是在北京被授予的。

六、關于王建安補授軍銜的問題。

  《紀實》稱：“1956年1月25日，由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和總參謀長黃克誠大將在國防部大樓授予王建安上將軍銜?！倍罹劭?、聶鶴亭、賀誠的授銜儀式也“按照王建安的例子辦理”。此說純屬編造臆測！

  首先，所謂1956年1月25日向王建安授銜純屬子虛烏有！因為此時彭德懷元帥并不在北京，他從1月22日起就赴外地，先后到西安、成都、昆明、重慶、武漢等地度假和視察工作，直至2月10日才返回北京（參見《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13、614頁），何以能在北京旃檀寺的國防部大樓給王建安授銜？黃克誠大將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總后勤部部長兼政治委員，并不是總參謀長。而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大將，當時也正在廣東視察工作。

  其次，現有史料證明，至少到1956年2月底，王建安的軍銜仍未授予。2月26日王建安致信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宋任窮、賴傳珠并請轉呈彭德懷副主席，要求分配工作或到蘇聯去參觀學習。宋任窮在信上批示：“我認為最好在軍委會議前先授予軍銜。如何請彭總決定?！?/span>。賴傳珠批示：“即送黃秘書長閱。呈彭副主席閱”。所以，1月25日究竟是王建安（還有聶鶴亭）通過軍銜評定審查的時間，還是周恩來總理簽署授予軍銜命令的時間尚待考證，但決不是授銜時間。王建安是先授銜，后任職（直到同年11月才被任命為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再授勛（在1957年7月第二批授勛時被授予3枚一級勛章）。這種情況在補授軍銜的將官中沒有第二例。

  最后，李聚奎、賀誠的情況完全不同于王建安。李聚奎是1955年8月由后勤學院院長調國務院系統，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此前他已參加了軍隊的評級評銜。雖因轉業到地方而未能授銜，但仍在1955年9月被授予3枚一級勛章。1958年3月重回軍隊任總后勤部政治委員后，獲得上將軍銜。賀誠則是在受批判撤職入黨校學習一年多，于1957年11月被任命為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后，獲得中將軍銜的。至今為止，尚沒有資料證明國務院或軍委曾為這幾位補授軍銜的將官舉行過授銜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