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這一概念出自《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思想，源遠流長，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他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中華民族應該親如一家，情同手足。他認為“大同”是“仁”的最終歸途。

當夕陽的余輝斜灑在古城的四牌樓上，當城樓檐尖的鐵馬在晚風中幽幽作響時，我凝望著古老的城墻，思索著大同這個晉北小城何以擔得起“天下大同”這個重任。隨后幾天，我在大同博物館、在云岡石窟、在應縣木塔、在恒山懸空寺等地看到這座低調的城市，卻蘊含著無限的能量，當古老的氣息和異域般的塞外風情在此交匯之時，大同的面紗被逐漸揭開。

大同東臨太行，西界黃河，北控沙漠，乃三晉北方之門戶，首都北京之屏障。大同系陜、蒙、冀必由之路，是歷史上中原與塞外交往的咽喉鎖鑰。作為中國北方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地，大同（古稱平城）自古便是多民族碰撞、交流與融合的核心舞臺。

大同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歷史名城，戰國時趙國的重鎮，漢置平城縣，北魏在此建都，唐朝名城，遼金為陪都，明清重鎮，從北魏時期氣勢恢宏的云岡石窟到遼金時期的華嚴寺和善化寺，從神秘而佛道儒交融的懸空寺再到先至今仍仙氣繚繞的道教名山恒山，城將多民族的文化完美地雜糅到自己的血液中，造出了一個新的卻毫無違和的“大同”。

大同地處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的過渡帶，成為農耕與游牧經濟的天然分界線。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和北方民族南下的必經之路。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在此推行“胡服騎射”，打破華夷之防，引入騎兵戰術與游牧服飾，開啟了中原與草原文化融合的先河。漢代“白登之圍”后，匈奴、烏桓等民族在此長期雜居，奠定了民族混居的基調。胡服（短衣窄袖）因適應騎射被中原廣泛采用，而中原的絲綢、布帛則成為草原貴族的珍品。 飲食上，胡漢融合催生了“羊肉燒麥”“什錦銅火鍋”等特色美食，草原的肉食文化與中原的面食傳統在此完美結合。

北魏時期開鑿的云岡石窟，融合印度犍陀羅藝術、波斯裝飾紋樣與中原雕刻技法。希臘式廊柱與飛天樂舞，是西域樂工與漢人工匠合作的結晶；遼金寺廟的“坐西朝東”布局，保留了契丹“拜日”習俗，而斗拱結構則承襲唐宋漢風；北魏平城時期創制的“魏碑”書法，糅合隸書的古樸與楷書的剛健，成為漢字演變的關鍵節點。東西方藝術、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在此完美融合。

北魏平城是五世紀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西域商隊經此輸入玻璃器、金銀器，輸出絲綢與瓷器。大同博物館藏波斯玻璃器“北魏藍”即為明證；明代“隆慶和議”后，大同成為蒙漢貿易中心。得勝堡馬市“官市”與“民市”并行，蒙古以馬匹、皮毛換取中原的布帛、鐵器，年易馬數萬匹；清代大同從軍事要塞轉型為商埠，駝隊經此往來于中原與草原，形成“萬里茶道”的重要節點。古城內“琵琶老店”等商號遺跡，訴說著昔日“貢使絡繹，商隊接踵”的繁華。唐代詩人筆下“胡麻餅樣學京都”的記載，印證了大同作為南北物產流通樞紐的角色。

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在大同推行均田制、改漢姓、通婚姻，消弭胡漢隔閡。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漢式漆屏風與胡人儀仗俑，正是“胡漢一體”政策的縮影；遼代實行“南北面官制”，以漢制治理農耕區，以契丹法制管理游牧部族。服飾上“北班國服，南班漢服”，法律上“唐律治漢，契丹法治夷”，有效維持了多民族共存的穩定。

從“平城”到“大同”，名稱之變寄托了古人“兵氣銷為日月光”的和平愿景。自然風光的蒼茫壯麗和人文景觀的多彩絢爛在這里交織，游牧文化的豪放不羈與農耕文明的細膩精巧在這里碰撞，大同以包容開放的姿態，書寫了一部跨越兩千年的民族融合史詩。今日大同，云岡石窟的千年微笑、古城墻下的市井煙火、非遺技藝的活化傳承，仍在延續著開放包容的精神血脈，上演著新時代的精彩華章。

作者簡介

孟凡塵 ，河南濟源人 ，文學百花園里的一粒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