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出場”與經(jīng)典化趨向

——從世紀初詩壇代際劃分及其相關命名談起

       以代際的方式（比如：“70后”、“80后”、“90后”等等）對詩人及其寫作進行劃分甚或命名，儼然成為近年來詩壇的一道風景。與上述過程相應的，是“中間代”、“中生代”、“中年寫作”等命名雖具體著眼點不同，但在實際上仍然遵循“時間規(guī)律”的繼起。在世紀初十年的時間里，竟有如此多劃分與命名競相浮世，進而形成“對峙的格局”，自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以上相關劃分與命名，那么，約略在2004至2005年之間逐步形成的這股浪潮，其持續(xù)的時間也往往小于一般想象意義上的“跨度和距離”——顯然，劃分特別是命名的滯后性與追溯性對于一般讀者而言，會產(chǎn)生再造想象的印象；然而，這種源自命名本身與所指對象之間的“距離”，又恰恰為我們設置了某種時空狀態(tài)。從近年來代際劃分及其相關命名上溯“第三代詩歌”下至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并不斷呈現(xiàn)開放狀態(tài)的傾向可知：這一現(xiàn)象一直涵蓋著十分廣闊的歷史內(nèi)容。而本文從現(xiàn)象入手，重新審視、析分上述劃分與命名及其相互之間糾纏、碰撞，正期待呈現(xiàn)這些問題。

一、代際劃分的歷史述析

        按照趙金鐘教授在最近一次詩歌對話中的說法，“20世紀最后幾年，'70后’詩人的概念開始流行。1996年，《黑藍》民刊在南京成立，陳衛(wèi)在《黑藍》上發(fā)表文章提出了70后的概念。這大概是詩歌70后概念的最早提出。之后，陜西的一份民辦詩報直接以《70年代》（1999）命名。而將這一概念推到極致的則是廣東省的兩份民辦刊物《詩歌與人》和《詩文本》。黃禮孩主辦的《詩歌與人》連續(xù)兩期以大容量推出70后詩人作品（創(chuàng)刊號和第2期）。由于這份刊物宣傳范圍較大，詩歌70后概念很快得以傳播。'70后’叫響后，'80后’、'90后’便順勢而出。”[1]這段話基本揭示了“70后”詩歌的源出歷史并如何衍生出其他概念的歷史過程。聯(lián)系“歷史”以及影響的角度，“70后”這個概念在9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其實呈現(xiàn)了肇始于小說并迅速過渡到詩壇的趨勢，但與衛(wèi)慧、棉棉、周潔茹、朱文穎等由《小說界》、《芙蓉》、《北京文學》、《作家》等官方名刊打造，進而迅速成為一支文壇生力軍、獲得出版資格以及讀者群不同的是，進入詩壇的“70后”由于寫作形式等原因在接受上稍顯“冷清”。或許正因為如此，“70后”詩歌自誕生之日起，便呈現(xiàn)出概念上的自覺與寫作實績的判定[2]。經(jīng)歷了幾年的積淀與努力，“70后”詩歌在世紀之交標志先鋒詩壇裂變的論爭后地位開始攀升并已然呈現(xiàn)出自然延伸的傾向。記得筆者2004年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因參與課題《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已在寫作中列“70年代出生的詩人”專節(jié)。當時，“80后”的名字已經(jīng)開始出場，而“60后”則更多是以向前延伸的命名形式指代1990年代以來、代表詩壇中堅力量的寫作隊伍。此后，散見于各式文章、談話中對“80后”以前詩歌陣營以“X后”的簡約方式進行劃分就已不再陌生。

        與“70后”相比，“80后”是進入新世紀之后逐漸在詩壇產(chǎn)生影響的。閱讀由“80后”詩人丁成編的《80后詩歌檔案》（2008年1月版，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我們大致可以領略“80后”詩歌的出場歷史。但代際劃分和命名意義上的“80后”詩歌自生成之日起就顯得不那么穩(wěn)定。結合網(wǎng)絡記錄，比如：百度百科“80后詩人”詞條，可知“從2002年起開始被學術界接受”的這個概念還可以根據(jù)年代“分為前80后（1980—1984），后80（1985—1989）”的說法，“前80后承載了70后人的部分思想，然而具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理念，是一個新的時期。后80詩人是對80后詩人思想的承接與再創(chuàng)造。作為詩人群體，他（她）們的作品充滿才氣，具有極大的藝術潛力和發(fā)展空間。”無論這種“再劃分”和“概括”是否可以準確描繪出“80后”詩歌的特征，“80后”詩歌都因自我的不斷提升而呈現(xiàn)出強勁的勢頭。時至今日，對于常常閱讀文學期刊和涉足網(wǎng)絡的讀者來說，丁成、春樹、唐不遇、阿斐、鄭小瓊、李成恩、三米深、熊焱等，都已不再是陌生的名字。“80后有一個更為自由的成長背景，經(jīng)驗的積累、學習和自我啟蒙的過程都比上一代詩人要短。這一代人的精神自由與生俱來，生逢其時。他們所需要的也許是一種壓力吧，以免精神上過分的蓬松。”[3]詩人朵漁的“印象點擊”，似乎已道出了這一代詩人的成長優(yōu)勢以及所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給“90后”詩人原筱菲詩集作序，特別是看到一份由幾家文化與詩歌網(wǎng)站推出的“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銳詩人排行榜”[4]，筆者對于“90后”詩人還會有種居高臨下、十分遙遠的印象。盡管，在“90后”詩人眼中，“'90后’一詞只是一個時間的斷代，它本身不具有其它任何含義。因此所謂'90后詩人’ 也只不過是一個年齡的界定和群體的劃分，同樣不具有其它含義。”[5]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之前命名的預設，這一說法的出場以及賦予具體詩人也是必然的過程。在仔細思考之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來臨之際，“70后”的詩人已經(jīng)開始逐步介入“不惑之年”了；“80后”詩人也開始逐步介入而立之年；而“90后”詩人才是年齡意義上的“八九點鐘的太陽”、“詩壇的希望”[6]。當然，任何一代詩人的登場最終只能取決于他的作品，而不是取決于自我宣言與某份榜單及炒作。但即便如此，我們或許還是應當注意劉波博士在“對話”中“據(jù)我的觀察和判斷，這十位詩人中有不少是屬于那種家境條件都不錯的'少年詩人’，看得出刻意'培養(yǎng)’的痕跡”[7]的說法。比較前代詩人，“90后”詩人個人成長環(huán)境更為優(yōu)越，所處時代的文化、信息傳播更為迅捷，都有可能使他們起點較高、才氣十足，由其現(xiàn)有素質(zhì)和出場的必然邏輯，再結合諸多作家年少成名的歷史，人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有更為廣闊的未來。

        “70后”、“80后”、“90后”詩歌的歷史述析，從學理上加以分析，不難讓我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代際劃分對于一代人的出場可能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意義，但出場之后怎么辦呢？“詩歌上的代際命名是受社會學的啟發(fā)而來的。社會學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每10年分成一個階段加以研究，其好處是近距離地逼近當下歷史。以10年一個代際命名詩歌寫作，顯然有其籠統(tǒng)性和不準確性。它將犧牲大量有價值的材料和個性，并主觀性地粘貼上許多牽強的元素。”[8]趙金鐘教授回答代際劃分時的說法很能說明一些問題。因為“70后”、“80后”、“90后”都可以歸結為世紀初十年的事情并易于在傳播中約定俗成，所以，在經(jīng)歷泥沙俱下之后，其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其一，是過于籠統(tǒng)，個性注意不夠，對于已經(jīng)流行多年的提法，我們又能說出多少屬于各自代際的詩人及其藝術特性呢？其二，是上述劃分方式遵循的是簡單的時間模式，即使忽視簡單的機械環(huán)境決定論，其空間的廣度和深度也十分有限。其三，“70后”、“80后”、“90后”說法的隨意性，在經(jīng)歷暫時的可行與合理之后，還難免“入史/寫史”的焦慮情緒。在主觀性與簡單邏輯的驅(qū)使下，人們似乎很難判定相同兩個代際在具體“臨界點”上的差異，這最終是使有效性在漫不經(jīng)心的使用中演變?yōu)檎诒涡裕⑦M而在自我重復的邏輯中自我解構。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上述劃分當然不能成為詩壇命名的依據(jù)。

        [1]朵漁、張德明、趙金鐘、張立群：《代際劃分與詩歌經(jīng)典——關于近年來詩歌代際劃分以及相關命名的對話》，《中國詩人》，2010年2卷。

        [2]關于這方面的文章，可參見胡續(xù)冬：《作為概念股的“七十年代詩歌”》（2001年9月），臧棣、肖開愚、孫文波編：《中國詩歌評論·激情與責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3]朵漁、張德明、趙金鐘、張立群：《代際劃分與詩歌經(jīng)典——關于近年來詩歌代際劃分以及相關命名的對話》，《中國詩人》，2010年2卷。

        [4]所謂“序言”是指2008年11月2日完成的給黑龍江“90后”詩人原筱菲詩集《花季單車》所做的短序“幸福的時光流過文字”；而“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銳詩人排行榜”則可參見網(wǎng)絡版“文化中國”3月21日報道（記者/李東明）：“目前，由文化中國、沂蒙新聞網(wǎng)、山東在線、華語詩人網(wǎng)、新空氣詩歌在線、都來網(wǎng)等權威媒體評選的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銳詩人排行榜揭曉，歷時六個月的市場調(diào)查，經(jīng)過評委會嚴格評審，新的榜單于今日公布于眾！本榜單不含商業(yè)目的！歡迎轉載！”

        [5]原筱菲、王士強、劉波、張立群：《對話：90后詩人的經(jīng)驗與解讀》，《中國詩人》，2010年3卷。

        [6]比如，在《代際劃分與詩歌經(jīng)典——關于近年來詩歌代際劃分以及相關命名的對話》中，詩人朵漁曾尖銳地指出：“事實上，我們這里大部分詩人，在其三十歲之前可能就已經(jīng)把一生中最好的作品都寫完了。我說這話的意思是，最老的70后都奔四了，但在主流評論家那里，還是'詩壇的希望’，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其實90后才是八九點鐘的太陽，70后已人近中午了。這一代詩人里，該呈現(xiàn)的東西都已呈現(xiàn)，你說他還不夠成熟或不夠分量，那也許只是上一代人的看法，另一種老人思維。我們這里的很多評論家其實是'思不出第三代’，沒有持續(xù)跟進的精神和胸懷。”

        [7]原筱菲、王士強、劉波、張立群：《對話：90后詩人的經(jīng)驗與解讀》，《中國詩人》，2010年3卷。

二、命名的繼起與超越

        在世紀初的詩壇，還有諸如“中間代”、“中生代”、“中年寫作”的命名，鑒于這些命名在時間上晚于“70后”、“80后”的提法，所以，可以稱之為某種命名的繼起，而作為一種結果，卻在于一種認同心理，因此，其超越意識也尤為明顯。

        翻開兩本厚厚的《中間代詩全集》，我們不難察覺到編選者為此付出的努力與艱辛。在“序言”中，為此書編撰付出巨大努力的詩人安琪曾不無動情的寫到“這一批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詩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詩壇，并且成為九十年代至今中國詩界的中堅力量。他們獨具個性的詩歌寫作，精彩紛呈的詩寫文本，需要一個客觀公正的體現(xiàn)，這便是我們編輯《中間代詩全集》的動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場方式，和詩界其他代際概念的先有運動后有命名不同，中間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1]在安琪看來，“中間代”是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間，承上啟下，兼具兩代人的詩寫優(yōu)勢和實驗意志”的一代詩人。而使用“中間”這個可以做多重理解卻又是直觀簡約的稱謂，其彰顯的指認即為：“一、積淀在兩代人之間；二、是當下中國詩壇最可倚重的中堅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種意義是：詩歌，作為呈現(xiàn)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種樣式，有賴于詩人們從中間團結起來，摒棄狹隘、腐朽、自殺性的圍追堵截，實現(xiàn)詩人與詩人之間的天下大同。”[2]客觀地說，《中間代詩全集》在“70后”提法獲得認可后出場，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補”詩歌空白的意義。無論從網(wǎng)羅、收集、發(fā)掘，還是“作證”與“野心”的角度，編選者都有權利為此付出自己的勞動。何況，在其“封底”列舉的“中國現(xiàn)當代詩歌史進程中的六部重要選本”中，《朦朧詩選》（閻月君等編）、《后朦朧詩全集》（萬夏、瀟瀟主編）、《70后詩集》（康城、黃禮孩等編選）也確為詩人“當事者”所編。但顯然，“中間代”的編選年代與上述幾本選集有很大不同，而且，“中間代”在命名上的模糊、曖昧與集成性也隱含著自身的離心力。從詩壇內(nèi)外對于“中間代”的評說特別是倡導者本人一度的“強勢出擊”，都使其在過度自耗中產(chǎn)生某種反作用力，而詩壇新一輪的地質(zhì)構造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生成的。

     與“中間代”相比，“中生代”提法的出場明顯帶有一種調(diào)整的策略。作為一次目的性較為明顯的努力，《江漢大學學報》2005年5期曾集中推出“關于'中生代’詩人”專號，“這個我們命名為'中生代’的詩人群體，以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為主，他們的寫作大多開始于1986詩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關注。相對于朦朧詩、第三代詩歌運動的橫空出世，這代詩人的理論主張與詩歌文本更內(nèi)在、駁雜，缺乏鮮明、易于概括的特點，是當代新詩潮'后革命’期的產(chǎn)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會轉型，與朦朧詩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開放背景迥然有別。”[3]“中生代”的提出，與重新清理一代“詩人”及其歷史發(fā)展脈絡有關。不過，鑒于歷史沉積的“厚度”，以及妄圖陷入“表象化”命名的圈套，“中生代”的提法從一開始就存有“本質(zhì)化”的理論構想，而“具有'非代性’這種悖論性特征”的“再解讀”[4]，又使其極容易從比照的路徑中開拓自己的道路。

        “中生代”概念提出之后，曾得到更為細致、明確同時也是視野更為廣闊的闡述。比如，吳思敬教授曾在《當下詩歌的代際劃分與“中生代”命名》一文中，將“中生代”群落的范圍進行了相應的調(diào)整，并進而從詩歌史發(fā)展的角度以及聯(lián)系“海峽兩岸”的視野，指出“中生代”命名在“宏觀描述”、“溝通海峽兩岸”、“消解大陸詩壇'運動情結’”三方面的意義[5]。結合世紀初詩歌的發(fā)展現(xiàn)狀，“中生代”的提法及其概念的具體生成方式無疑是敏感而睿智的。當代詩歌在“90年代詩歌”與“70后”寫作之間，一直缺乏一個可以整體而系統(tǒng)把握的“近鄰階段”。因而，在處于“前代定型”、“后來擠兌”的狀態(tài)下，確立某一代際命名進行整體概括，進而在已有的歷史材料下研討“人到中年”的寫作，就成為必要與可能。但顯然，“中生代”之前已有“中間代”的提法，這樣，從圍繞命名本身而產(chǎn)生的影響來說，二者在某種意義上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命名的合理性、科學性。

     “中生代”的出場，很容易讓我們想到“中年寫作”，盡管這一命名就出現(xiàn)時間來看，在80年代末就由詩人肖開愚提出。“中年寫作”顯然是針對詩人年齡以及所謂青春期焦慮而言的。為了能夠?qū)⒃姼鑾氤墒斓木车兀瑫r也是詩人必然要面對的成熟階段，“中年寫作”既包括寫作的責任與經(jīng)驗的呈現(xiàn)，又包括詩人寫作時的心態(tài)、自我意識。也許，“中年寫作”會像歐陽江河所言的“與羅蘭·巴爾特所說的寫作的秋天狀態(tài)極其相似”，但結合具體語境來看，“中年寫作”自生成之日起就與90年代詩歌寫作產(chǎn)生了糾纏不清的狀態(tài)。這樣，它與“中生代”再度發(fā)生“契合關系”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吃驚：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在“中生代”提出的日子里確實已經(jīng)是“中年”了（這里其實還包含90年代初期與今天對中年階段的認識區(qū)別）。“中年”的“寫作”也許不會像“青年”那樣速度快、數(shù)量多，充滿朝氣與抒情，但其穩(wěn)定、深邃特別是總結、清算往日寫作的姿態(tài)，卻足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與“中生代”形成互文關系，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行之有效。

      “中間代”、“中生代”以及“中年寫作”的出現(xiàn)，使世紀初十年詩壇的代際劃分及其命名呈現(xiàn)出相對完整的局面。應當說，在“第三代”詩歌之后，“中間代”、“中生代”以及“中年寫作”的命名，和“70后”、“80后”、“90后”的提法，恰恰使二十年來中國詩壇的詩歌呈現(xiàn)出較為清楚的脈絡。但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兩類命名之間存有很大程度上的差異：雖然，兩種命名都是從代際劃分的角度，并相繼呈現(xiàn)出時間的標準與限度，但諸如“中生代”式的命名具有較為明確的歷史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相應的穩(wěn)定性。作為一次涵蓋簡單代際劃分的命名，“中生代”等命名落實了“第三代”以后的詩歌，其實質(zhì)是將90年代詩歌進一步經(jīng)典化，而其波及范圍又具有較為明顯的向前延伸、向外拓展的趨勢。這種在很大程度上呈現(xiàn)為時間與空間結合的命名，為如何使用更為周延的方式概括“70后”、“80后”、“90后”等新世紀詩人寫作提供了較為明確的“范本”。而從歷史沉積的角度來看，上述命名的順延性、穩(wěn)定性，也確然呈現(xiàn)出詩歌“歷史化”的自然軌跡。

           [1]安琪：《中間代！》，《中間代詩全集》“序言”，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2]安琪：《中間代：是時候了！——〈詩歌與人：中國大陸中間代詩人詩選〉序》，《中間代詩全集》“下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2306-2307頁。

        [3] 《現(xiàn)當代詩學研究——關于“中生代”詩人》之“編者按”，《江漢大學學報》，2005年5期。

        [4] 《現(xiàn)當代詩學研究——關于“中生代”詩人》之“編者按”，《江漢大學學報》，2005年5期。

        [5] 吳思敬：《當下詩歌的代際劃分與“中生代”命名》，《文學評論》，2007年4期。

三、影響的焦慮與權利的分配

        回顧文學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命名其實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一種策略。任何一次命名的確立，都會產(chǎn)生隨之而來的問題。一方面，是認同者為此尋找佐證、“畫地為牢”，一方面，是命名的有效性總會在當時與后來之間，形成某種認同與評價上的差異，這種現(xiàn)象對于晚近的歷史往往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從“九葉詩派”、“朦朧詩”、“后朦朧詩”等命名在時間推移中不斷遭遇質(zhì)疑、修正、補充的現(xiàn)象可知，命名往往是一個由復雜因素構成并常常浸潤強烈主觀性的“認知范疇”。由此再度審視世紀初十年有關中國新詩的命名與代際劃分，其頻繁的出場、自然的邏輯、漂移的姿態(tài)，雖在表面上體現(xiàn)了批評與研究的漫不經(jīng)心，但究其實質(zhì)來看，卻體現(xiàn)了“歷史”的焦慮與批評無力之間的“裂隙”與“斷層”。顯然，網(wǎng)絡詩歌的傳播迅捷、波及面廣，民刊的風起云涌，各代際詩人“共時性”的登場與時間（容納）上的相對“近距離”，甚至世紀初幾年新詩批評與研究的驟然升溫、幾本頗具分量的新詩史的出版，都對各層次命名主體產(chǎn)生了“影響的焦慮”，并進而產(chǎn)生了“歷史的焦慮”。

        但諸種命名之間的質(zhì)地和構造都顯然是不同的，而且，如果我們可以傾聽“他者”對于上述命名的聲音，那么，就很容易從傳播、接受中獲得新的歷史認識。對于2005年之后相繼出場的命名，在歷經(jīng)幾年的浮沉之后，所謂“權利之爭”、“話語權之爭”、“有無意義”的說法，完全可以通過網(wǎng)絡傳媒以及“當事者”本人在不同場合的談話中得到印證。或是出于對研究的關心，或是出于對意義、價值的反思，或是發(fā)起者及其相關群落自身利益的維護，這些現(xiàn)象都在一定立場上存在合理性。然而，就筆者看來，這一同樣可以視為“焦慮”的行為方式，或許僅就命名的策略與問題邁出了第一步，而更多的歷史縱深空間則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加以視之。從歷史上每一次“介入歷史”的有效方式及過程不難看到：權利的生成與獲取必須通過某種行為實踐才能最終得以實踐，即使這些行為都難免最終背負“炒作”、“野心”等與利益密切相關之名，并可能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爭鳴。如果我們可以持有這樣一種視野去看待新詩的歷史，那么，自胡適開始的白話詩實踐、新詩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問題，似乎一直困擾著新詩的歷史并不時出現(xiàn)、波及新的命題，是以，包括世紀初詩壇代際劃分及其命名的問題，就在于其把握歷史的方式以及歷史賦予其的底部界限。在權利、話語權、利益、意義與價值等作為其整體行為必然構成的客觀前提下，“寬容的心態(tài)”將無異于一次“歷史化過程”，而盲目的“放手一逞”或“自我張目”，必將遭至更為強勁的歷史反彈。

        實際上，世紀初詩歌代際劃分與諸命名自誕生之日起，就充滿著自我解構的張力。從妄圖把握歷史的角度出發(fā)，任何一次命名都具有自身的不可重復性，但簡單的代際劃分及其命名卻很容易在“同義反復”或曰“過度重復”中迷失自身本來的意義。只要詩歌寫作還在，“70后”、“80后”、“90后”的說法似乎就可以在遵循自然約定中延續(xù)下去，但無論是重復帶來的“審美疲勞”，還是這一說法必將在“歷史化”的過程中再度面臨重復，都會讓我們面對它們時感到信心不足。也許，對于未來書寫的詩歌史而言，世紀初十年的詩歌只用一個名字就足以涵蓋一切；也許，從某種更為嚴格的標準來說，世紀初十年的詩歌不過是短暫的瞬間，它會因為沒有某個“偉大詩人”或是某些“大詩人”而成為一段無人問津的歷史。在這樣的認知邏輯下，所謂“指責”、“權利歸屬”等系列問題的答案將自然而然地落在歷史的肩膀之上，而從細小、局部的問題出發(fā)或是直接對某個詩人的階段創(chuàng)作進行照相式的追蹤，也就自然“升格”為處理晚近時期詩歌寫作及其藝術走向的“有效方式”之一。

        當然，在世紀初詩歌的相關命名中，還隱含著命名者本身持有的“權利問題”。從“中間代”的提出以及“80后”、“90后”的具體出場方式，我們已然看到詩人自身在上述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詩人的“現(xiàn)身說法”就歷史的角度而言自然也無可厚非，畢竟詩人作為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體可以為自己的寫作爭取認可的權利，但命名之后其接受、反映效果如何卻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當然，在這里，筆者不贊成那種命名只是理論批評家的事情，而詩人的同類行為往往是“信史不足”的觀點。面對著世紀初十年代際與命名出場頻次的加劇，我們應當反思的或許是“寫作如何”這樣較為本質(zhì)化的課題。一般來說，代際劃分及其相關命名在短期范圍內(nèi)競相登場，在實際上反映的是超越寫作之外的某種繁榮作用于寫作本身，而批評的滯后性同樣也可能是超前性又加劇了這種作用力。這種現(xiàn)象在同樣歸屬于不同年齡段的詩人、讀者眼里具有不同的印象與態(tài)度。即使忽視那些所謂的意氣之爭、權利游戲，作為整體意義上的詩歌特別是詩人群體，也常常會得出批評無力、批評家無所作為的結論。而在漠視“非我族類”特別是更為年長者之寫作的前提下，詩壇權利的爭奪不是減弱、分散，而是相應地劇烈、集中，這種命名大于寫作的現(xiàn)象，不但會影響遮蔽某些詩人的實踐和探索，還會在人為劃分詩壇單元格局的過程中，使其成為一個名利爭奪的場所。

四、經(jīng)典化、歷史化的再思

        從世紀初十年代際劃分和諸多命名的出場，我們可以看到某種“經(jīng)典化”的傾向。無論是出于詩人還是研究者，命名、劃分都明顯帶有穩(wěn)定一段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進而不斷提升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的主觀意愿。以“中生代”為例，站立于世紀初的立場，對于1960年代出生為主、涵蓋海峽兩岸的詩人進行命名，其實是對一批年逾四十的詩人進行整體概括與描述。就歷史來看，“中生代”詩人是“有意”與“第三代詩人”區(qū)別開來的一代，沒有像“第三代詩人”那樣集體登場、形成“流派”、寫下“宣言”等，是“中生代”詩人的現(xiàn)實生活境遇。然而，經(jīng)歷90年代十年的沉積，可以在“中生代”群落占有一席之地的詩人必然已積累多年、寫出過可以代表自己實力的“奠基之作”。因而，盡管“中生代”詩人仍在構造著屬于自己的“行走的地貌”，但以整體概括、具體演繹的方式進入晚近的當代詩歌史卻反映了“詩歌史經(jīng)典”自身的演變邏輯。

        事實上，從當代的角度特別是晚近的歷史中談論經(jīng)典，本身極容易在接受中受到質(zhì)疑。當代詩歌依然處于“在路上”的姿態(tài)、時間上的近距離，往往使其很難獲得“河清海晏”式的經(jīng)典化程度。但顯然，“經(jīng)典”這一常常外化為“觀念”層面的產(chǎn)物，也必然經(jīng)歷生成、發(fā)展等多個階段，這種實際情況決定了“經(jīng)典”（特別是萌生階段）與理論家的敏銳程度、開放視野和預見性存有天然的關系，而從文學史寫作中不斷獲得穩(wěn)定陳述，從文學史意義上的“經(jīng)典”逐步過渡到“文學”意義上的“經(jīng)典”，也符合包括當代詩歌在內(nèi)一切文學“經(jīng)典”的發(fā)展過程。值得指出的是，與“詩歌史”、“詩歌”意義上“經(jīng)典”同步的，還包括命名的“經(jīng)典化”和“被經(jīng)典化的詩人”等多方面、多層次的內(nèi)容。由上述邏輯看待“中生代”、“中間代”以及“70后”、“80后”、“90后”等代際劃分、命名及其“入史焦慮”，其大致從命名角度漸次經(jīng)歷的“經(jīng)典化”過程，還需要作品意義上的“經(jīng)典”以及經(jīng)典化的詩人加以有效的支撐。這樣，每一個從屬于某代際、某命名的詩人的生活歷史特別是在何時完成代表其“最高藝術成就”的作品，必將會對整個相關的“經(jīng)典體系”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并在接受的角度上呈現(xiàn)出類似的效果。

        從上述論證可知：世紀初詩歌的代際劃分以及歷史命名只有置于“歷史化”的視野中才能獲得自身的穩(wěn)定性。當然，這里所言的“歷史化”并不僅僅指依靠歷史的過濾生成的結論，“歷史化”本身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并且在形成“文本歷史”時從未如理想中那樣客觀。文學“歷史化”的最終目的是建立起某種具有合法性的歷史存在與經(jīng)典體系，作為一種結果，認識到這一規(guī)律，反倒使我們不必為當下的代際劃分和概念命名擔心。實際上，在論述“經(jīng)典化”、“歷史化”的過程中，當下正在流行的某些提法已經(jīng)不攻自破。無論就歷史，還是現(xiàn)實而言，是詩歌的地質(zhì)構造產(chǎn)生了新的代際劃分與命名，還是代際劃分與命名繪制了詩歌的地質(zhì)構造？這些疑問對于世紀初詩壇諸多現(xiàn)象而言，惟有在思索之余才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耐人尋味之處。當然，對于上述命名，我們也同樣不能排除“歷史”的偶然性因素。在詩歌寫作和接受處于相對和游移的狀態(tài)下，某位詩人可以附加在某種潮流之中迅速脫穎而出，進而影響到其代際詩人群落整體位置的攀升，在世紀初詩壇也是不乏其人的。只是這種以“實名制”行為判定某些詩人的方式，已經(jīng)超越了簡單的、先驗的代際預設，并最終為代際劃分及其相關命名的出場甚至“經(jīng)典化”、“歷史化”程度，帶來了某種新的認知內(nèi)容。

        總之，在世紀初詩壇代際劃分及其相關命名的過程中，我們既看到了歷史經(jīng)典化的“努力”，同時，也看到“歷史”不斷向前拓展的契機。應當說，無論從詩歌資源分配的重組，還是從傳媒技術造成寫作與傳播日新月異的角度，詩歌寫作固有的歷史記憶都在遭至個人化及技術使用的挑戰(zhàn)中產(chǎn)生了碰撞、糾纏的狀態(tài)。但與停留在簡單的代際劃分與命名層面相比，如何深入進去探討關于詩歌代際與命名的深層次、多義性問題，卻是詩歌歷史賦予詩人、研究者的任務與使命。所幸的是，歷史總會為我們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間，并最終將“歷史”留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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