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于向真是資深記者。2008年4月12日，她曾采訪時年73歲的河南沈丘縣蓮池公社陳莊張耿氏，留下了一段往事回憶。張耿氏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和她相似的人，很少有機會將人生記憶以文字存之于世，所以于向真的采訪，顯得格外珍貴。

張耿氏：我出生在1935年。我們蓮池鄉緊鄰一條河，10多里河道直拗拗的，土地肥沃，老人都說這里風水好，過去還出過一位娘娘呢。公社剛成立那會兒還中，到1959年就不中了，吃不飽了，到1960年，真是太苦了。記得村里人都到河里撈雜草，偶爾能摸到幾個蛤蜊，那就算開葷了。撈回一點點雜草，在雜草里摻點谷糠或一點癟豆子，糠和癟豆也沒有了，就摻點發霉的紅薯面，捏成窩窩頭充饑。那時候發霉的紅薯5毛錢一斤，曬干磨成面，吃起來很苦，就這也吃不飽，一個勞力能分上兩個小窩窩頭，老人孩子能分到一個或半個。再到后來，連河里的草也撈不到了。

多虧我們村挨著那條河，能撈點雜草充饑，就那還是餓死一些人，我也差點被餓死，人餓狠了那滋味忘不了，到現在想想都嚇死人啊。怎么也沒料到，第二年1961年秋天收成好了，我哥哥和好多人卻被撐死了。那年秋季收下糧，公社食堂終于開始做數量大的飯，人們吃了還想吃，哪知道腸胃不中了，餓的時候太長了，腸胃變得精薄，猛一吃多，人就不中了，那一下撐死不少人呢，我們村撐死的竟比前一年餓死的還多！

再說回1960年，那時候孩子餓得嗷嗷哭，我姥姥下地干活時偷偷往腰里別了兩小塊紅薯，收工時一緊張順褲腿掉出一塊，被發現了，弄到場院挨批斗，人被抬回家就不中了，很快咽氣。那時經常批斗人，我村旁邊不遠的劉莊村，有個壯漢陳文德說了句“西北出了掃帚星，怕是要翻天了。”為這一句話，他挨批斗挨了半個月。那時上頭有精神，發動各村批斗壞人，“壞人”站當間，上去一群人，你一拳我一腳，倒下去馬上被薅起來接著再打。

我村有個中農，餓得實在受不了，沒錢買紅薯，又想起自家入社時太實誠，能交能不交的東西都上交了，如今餓得半死了，越想越生悔意，忍不住發了幾句牢騷，這下更壞了，被戴上“反攻倒算”的帽子，被反復多次批斗挨打。

1960年春夏之交是最難過的時候，那年春季樹可遭罪了，梨樹葉不好吃，人也揪來吃，桑樹葉吃了身上浮腫，也有人吃。那些榆樹葉、柳樹芽剛發出來就叫人擼光了，發出來又擼光了，幾次后樹芽再也發不出來了。有一種枸樹，春天枝頭上長出穗穗，以前沒人吃，那年春上也成好東西了。不久之后，村里所有的榆樹皮被剝得干干凈凈，都被當成果腹的糧食吃了，從春到秋，樹上光禿禿的。

“大躍進”那些年，社員們只能吃大食堂。到了1960年，大食堂的吃食差得沒法提了，當時有句話說“勺子七猛子，撈個菜梗子”，說用勺子撈啊撈，七八下只能撈個菜梗子，真是那樣，飯稀得清湯寡水。我在食堂做過飯，我負責做13口人吃的飯，就是一大鍋水，撒把鹽，幾根菜切切扔進去。有幾天好過一些，收獲到一種叫“根達”的菜，大葉子，葉片厚厚的，奇怪的是葉片里好多小黃蛆，這種菜在地里長得速度瘋快，看見有蛆蟲大家也歡迎，畢竟眼下能充充饑。

家家戶戶的人餓極了，夜里紛紛出來偷隊里的作物。我跟丈夫偷過地里的豌豆秧子，顧不上多想細看，連秧子帶豆角揪幾把，趕緊往家跑，嚇得魂都丟了，就這樣度過最困難的那半年。

記得那時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叫張文泉，他威信高，因為心眼可好，不想看著大家一個跟著一個餓死，上頭布置為防止偷盜集體作物，讓安排民兵夜里巡邏防盜。張隊長故意在村民會上當眾透露“民兵上半夜巡邏”，村民們就上半夜睡覺，下半夜跑地里偷吃的。張隊長后半夜假裝在家里睡覺，第二天上頭追問，他就說，“我們隊沒有人偷東西。”后來大家生活好過些時，他早已經不當隊長了，可是威信一直很高，誰家做了好吃的，先就想起去他屋里送點給他嘗嘗。

（于：張耿氏說著說著，又說到1958年。）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不知上頭什么人出的餿主意，讓下頭瞎折騰，我們蓮池公社按上頭要求到處挖魚塘，規定每30畝地必須挖一口很深的水塘，說是以后塘里能養魚，有魚吃，農民的生活就改善了。村民掏大力挖水塘，挖出的土壘在塘堰上，上級告訴我們計劃要在塘堰種上桑樹，以后家家戶戶都養蠶，農民就能穿上過去只有皇上和豪紳才能穿得起的綾羅綢緞，就能過上共產主義的富裕日子。村民按規定的標準每口塘都挖得很深很深，挖塘那些日子，干部們接二連三來檢查，干活的人被要求一邊干活一邊大聲喊口號：“大躍進啊，掏勁干啊……”一旦發現誰“偷懶”會挨批斗，為這累壞了不少青壯漢子呢。

（于：后來養魚、養蠶了嗎？）

養個鬼啊，接下來什么也沒養就沒人再提這些事了，挖的塘也不能種莊稼了，一直廢棄在那里。每年夏天下大雨后，水塘灌滿了黃湯兒，農村孩子沒地方玩，就結伴跳下去游泳，由于那些水塘的塘沿兒沒有河床的緩坡，直愣愣的深，整個中原鄉村因為這些荒廢掉的水塘，每年沒少淹死孩子呢。當然有的塘后來被重新填平了，白挖了，但是有好些深塘到現在也沒填上，聽說里面住了好些水蛇，挺嚇人的，年年還是有孩子被淹死。

1959年、60年，人民公社各鄉村還興起深翻土地，所有的農田都讓深翻一遍，農民們問“深翻，該翻多深？”上頭有統一標準，要把田里的土都翻個一米多深，我們挖著，干部隨時用細長棍子丈量，挖到那個刻度后，差不多一個成年人深的時候才中。這下壞了，有油性的土弄底下去了，生土被翻上來，肥料根本跟不上趟，那幾年的產量當然不中了，麥子稀疏長得不像樣子，產量更不用說了。

產量不好還不讓說，到了秋天，把以前的干豆秸碼得高高的，上面鋪一層糧食，用給來視察的干部們表功。還讓社員敲鑼打鼓，干部們四處游街，爭相表功，抬著轎子去到上級辦公的地方，沖著街上的人大聲喊叫：“豐收了！又立大功了！”大家沒想到，豐收當然需要多上交糧食，回來沒過多久，各村就開始餓死人了。

我們那一片地方，1960年餓死的人太多了，比1959年更多，后來中央下來政策，實行“暫借地”，暫借給每個農民1分6，個別村是2分自留地，規定暫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糧，這條政策一出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人們的饑餓就緩過來了。家家戶戶種紅薯，紅薯產量高，旱澇保收，秧子和薯根都能吃，有紅薯吃，我們的臉色慢慢就不像病鬼似的了。

（于：這下你們可好了！）

好？能好到哪里？剛好沒多長日子，又狠批“三自一包”，暫借地、自留地都被收回去了，開初說好每人1分6自留地的政策保持30年不變，自從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都收走了，又吃不飽肚子了。哎，農民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