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節選自《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插圖均為中國營造學社資料。） 薊縣在北平之東百八十里。漢屬漁陽郡，唐開元間，始置薊州。五代石晉，割以賂遼，其地遂不復歸中國。金曾以薊一度遺宋，不數年而復取之。宋、元、明以來，屢為華、狄沖突之地；軍事重鎮，而北京之拱衛也。薊城地處盤山之麓。盤山乃歷代詩人歌詠之題，風景幽美，為薊城天然之背景。
薊既為古來重鎮，其建置至為周全，學宮衙署，僧寺道院，莫不齊備。而千數百年來，為薊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則獨樂寺也。寺在城西門內，中有高閣，高出城表，自城外十余里之遙，已可望見。每屆廢歷三月中，寺例有廟會之舉，縣境居民，百數十里跋涉，參加盛會，以期“帶福還家”。其在薊民心目中，實為無上圣地，如是者已數百年，薊縣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  獨樂寺雖為薊縣名剎，而寺史則殊渺茫，其緣始無可考。與薊人談，咸以寺之古遠相告；而耆老縉紳，則或謂屋脊小亭內碑文有“貞觀十年建”字樣，或謂為“尉遲敬德監修”數字，或將二說合而為一，謂為“貞觀十年尉遲敬德監修”者，不一而足。“敬德監修”，已成我國匠人歷代之口頭神話，無論任何建筑物，彼若認為久遠者，概稱“敬德監修”。至于“貞觀十年”，只是傳說，無人目睹，亦未見諸傳記。即使此二者俱屬事實，亦只為寺創建之時，或其歷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觀音閣及山門，則絕非唐構也。  薊人又謂：獨樂寺為安祿山誓師之地。“獨樂”之名，亦祿山所命，蓋祿山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故爾命名云。薊城西北，有獨樂水，為境內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為祿山命名也。 寺之創立，至遲亦在唐初。《日下舊聞考》引《盤山志》云：“獨樂寺不知創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曰：'故尚父秦王請談真大師入獨樂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音菩薩像’”。自統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唐代為我國歷史上佛教最昌盛時代；寺像之修建供養極為繁多，而對于佛教之保護，必甚周密。在彼適宜之環境之下，木質建筑，壽至少可數百年。殆經五代之亂，寺漸傾頹，至統和（北宋初）適為須要重修之時。故在統和以前，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歷史，殆屬可能。  劉成碑今已無可考，而劉成其人者，亦未見經傳。尚父秦王者，耶律奴瓜也。按《遼史》本傳，奴瓜為太祖異母弟南府宰相蘇之孫，“有膂力，善調鷹隼”，蓋一介武夫。統和四年始建軍功。六年敗宋游兵于定州，二十一年伐宋，擒王繼忠于望都。當時前線乃在河北省南部一帶，薊州較北，已為遼內陸，故有此建置，而奴瓜乃當時再建觀音閣之主動者也。  談真大師，亦無可考，蓋當時高僧而為宗室所賞識或敬重者。觀音閣之再建，是在其監督之下施工者也。 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也。閣之再建，實在北宋初年。《營造法式》為我國最古營造術書，亦為研究宋代建筑之唯一著述，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上距閣之再建，已116年。而統和二年，上距唐亡（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僅77年。以年月論，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且地處邊境，在地理上與中原較隔絕。在唐代地屬中國，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響，五代以后，地屬夷狄，中國原有文化，固自保守，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產生，則所受影響，必因當時政治界限而隔阻，故愚以為在觀音閣再建之時，中原建筑若已有新變動之發生，在薊北未必受其影響，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較多。如觀音閣者，實唐、宋二代間建筑之過渡形式，而研究上重要之關鍵也。  閣之形式，確如碑所載，“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閣實為三級，但中層為暗層，如西式之Mezzanine者，故主要層為兩級，暗層自外不見。南北八架云者，按今式稱為九架，蓋謂九檁而椽分八段也。 自統和以后，歷代修葺，可考者只四次，皆在明末以后。元、明間必有修葺，然無可考。  萬歷間，戶部郎中王于陛重修之，有《獨樂大悲閣記》，謂：“……其載修則統和已酉也。經今久圮，二三信士謀所以為繕葺計；前餉部柯公，實倡其事，感而興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遷秩行，予繼其后，既經時，涂暨之業斯竟。因贍禮大士，下賭金碧輝映，其法身莊嚴鉅麗，圍抱不易盡，相傳以為就刻一大樹云。”按康熙《朝邑縣后志》：“王于陛，字啟宸，萬歷丁未進士。以二甲授戶部主事，升郎中，督餉薊州。” 丁未為萬歷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五年）。其在薊時期，當在是年以后，故其修葺獨樂寺，當在萬歷后期。其所謂重修，亦限于油飾彩畫，故云“金碧輝映，莊嚴鉅麗”，于寺閣之結構無所更改也。 明清之交，薊城被屠三次，相傳全城人民，集中獨樂寺及塔下寺，抵死保護，故城雖屠，而寺無恙，此亦足以表示薊人對寺之愛護也。 王于陛修葺以后六十余年，王弘祚復修之。弘祚以崇禎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四年）“自盤陰來牧漁陽”。入清以后，官戶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晉秩司農，奉使黃花山，路過是州，追隨大學士宗伯菊潭胡公來寺少憩焉。風景不殊，而人民非故；臺砌傾圮，而廟貌徒存。……寺僧春山游來，訊予（弘祚）曰，'是召棠冠社之所憑也，忍以草萊委諸？’予唯唯，為之捐資而倡首焉。一時賢士大夫欣然樂輸，而州牧胡君，毅然勸助，共襄盛舉。未幾，其徒妙乘以成功告，且曰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皆煥然聿新矣”（《修獨樂寺記》）。此入清以后第一次修葺也。其倡首者王弘祚，而“州牧胡君”助之。當其事者則春山、妙乘。所修則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也。讀上記，天王殿山門，似為二建筑物然者，然實則一，蓋以山門而置天王者也。以地勢而論，今山門迫臨西街，前無空地，后距觀音閣亦只七八丈，其間斷不容更一建筑物之加入，故“天王殿山門”者，實一物也。  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于寺內東偏……建立座落，并于寺前改立柵欄照壁，巍然改觀”（《薊州沈志》卷三）。是殆為寺平面布置上極大之更改。蓋在此以前，寺之布置，自山門至閣后，必周以回廊，如唐代遺制。高宗于“寺內東偏”建立座落，“則寺內東偏”原有之建筑，必被拆毀。不唯如是，于“西偏”亦有同時代建立之建筑，故寺原有之東西廊，殆于此時改變，而成今日之規模。“巍然改觀”，不唯在“柵欄照壁”也。  乾隆重修于寺上最大之更動，除平面之布置外，厥唯觀音閣四角檐下所加柱（第二十三圖），及若干部分之“清式化”。閣出檐甚遠，七百余年，已向下傾圮，故四角柱之增加，為必要之補救法，閣之得以保存，唯此是賴。 關于此次重修，尚有神話一段。薊縣老紳告予，當乾隆重修之時，工人休息用膳，有老者至，工人享以食。問味何如，老者曰：“鹽短，鹽短!”蓋魯班降世，而以上檐改短為不然，故曰“檐短”云。按今全部權衡，上檐與下檐檐出，長短適宜，調諧悅目，檐短之說，不敢與魯班贊同。至于其他“清式化”部分，如山花板，博脊及山門雀替之添造，門窗隔扇之修改，內檐柱頭枋間之填塞，皆將于各章分別論之。  高宗生逢盛世，正有清鼎定之后，國裕民安，府庫充實；且性嗜美術，好游名山大川。凡其足跡所至，必重修寺觀，立碑自耀。唐、宋古建筑遺物之毀于其“重修”者，不知凡幾，京畿一帶，受創尤甚。而獨樂寺竟能經“寺內東偏”座落之建立，觀音閣、山門尚僥幸得免，亦中國建筑史之萬幸也。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兩宮回鑾”之后，有謁陵盛典，道出薊州，獨樂寺因為座落之所在，于是復加修葺粉飾。此為最后一次之重修，然多限于油漆彩畫等外表之點綴。骨干構架，仍未更改。今日所見之外觀，即光緒重修以后之物。 有清一代，因座落之關系，獨樂寺遂成禁地，廟會盛典，皆于寺前舉行。平時寺內非平民所得入，至清末遂有竊賊潛居閣頂之軼事。賊犯案年余，無法查獲，終破案于觀音閣上層天花之上；相傳其中布置極為完善，竟然一安樂窩。其上下之道，則在東梢間柱間攀上，摩擦油膩、尚有黑光，至今猶見。 鼎革以后，寺復歸還于民眾，一時香火極盛。民國六年，始撥西院為師范學校。十三年，陜軍來薊，駐于獨樂寺，是為寺內駐軍之始。十六年，駐本縣保安隊，始毀裝修。十七年春，駐孫□□部軍隊，十八年春始去。此一年中，破壞最甚。然較之同時東陵盜陵案，則吾儕不得不慶獨樂寺所受孫部之特別優待也。 北伐成功以后，薊縣黨部成立，一時破除迷信之聲，甚囂塵上，于是黨委中有倡議拍賣獨樂寺者。全薊人民嘩然反對，幸未實現。不然，此千年國寶，又將犧牲于“破除迷信”美名之下矣。 民國二十年，全寺撥為薊縣鄉村師范學校，閣，山門，并東西院座落歸焉。東西院及后部正殿，皆改為校舍，而觀音閣、山門，則保存未動。南面柵欄部分，圍以土墻，于是無業游民，不復得對寺加以無聊之涂抹撕拆。現任學校當局諸君，對于建筑，保護備至。觀音閣、山門十余年來，備受災難，今歸學校管理，可謂漸入小康時期，然社會及政府之保護，猶為亟不容緩也。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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