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爭，僅被給予10年時間。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10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即使條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只是著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

盡管有種種對國家不利的條件，在這10年中還是有進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種種運輸及工業計劃；貨幣比以前更統一了。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國民黨人僅用10年就扭轉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國大使內爾森·T.約翰遜在1937年4 月寫道，“觀察家……不會不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經濟建設計劃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在大約同一時間，特別提到“中國人自己及全世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漸增長，這種信心的基礎是最近幾年取得的顯著的穩定發展，以及關于政府和私人事務的政治、財政及經濟行為都有改進”。

然而，產生這一漸增的樂觀情緒的條件，很具有近期收獲的性質——戰爭爆發前出現還不到一年——歷史學者若武斷地堅持那些條件必然預示該政權的長期成功和穩定，那將是愚蠢的。例如，經濟形勢的改善與中國天氣難以預測的變化有直接關系，也與建立管理通貨引起的通貨膨脹的趨勢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有直接關系。國家的政治統一和軍事統一也極脆弱，這一點后來在戰爭的年代變得非常明顯而令人痛心。此外，蔣介石的聲望來自他公開聲明的抗日決心，而不是由于這個政權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換句話說，中國的新心態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暫的現象造成的。透過那些表面特點去觀察，人們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這個政權依然是國家復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系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政府雇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污盛行。遲至1936年9 月，蔣介石還悲嘆官僚機構無能，他說，“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

官僚機構中的一些文職領導人是受過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別是1935年以來，蔣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銀行家、記者和知識分子如張嘉璈、翁文灝、吳鼎昌、蔣廷黻招攬到政府中來，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較進步。然而，這批新人對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響很小。而那些事實上控制政權的人，卻很少了解如何妥善處理社會及經濟復興的任務。何廉在1936年成為蔣介石的一名親近的政治和經濟顧問，他回憶說，“發現位居高層的人物對正在進行的事多么無知，對國家的實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對那些實情的理論上的基礎甚至知道得更少，人們只能感到驚訝”。這些位居高層的人們有些是訓練有素的技術專家，但是，他們往往幾乎只面向城市社會的現代化部分。因此，他們對農業地區的問題或潛力了解得很少，而農業地區構成了國家的靈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訓練有素的金融家和預算專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正視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要在運輸及工業發展的方案中發掘出任何動力，該如何動員農業部門的資源——它提供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3 。

軍方繼續在國民黨政權中握有最大權力，并且決定政權優先考慮的事。因此，無論文職行政官員多么開明，他們也只是軍方的工具。軍人往往遠不如文職官員世故，而且過問社會及經濟重建的問題更要少得多。他們主要以專制主義和政治鎮壓來解決國家問題。楊格說道，這些軍人“很無能、反動和/ 或腐敗，這種情況實在太平常了”。有這類人盤踞在政權的上層，很難期望政府對國家的迫切問題作出創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楊格指出的，國民黨領導層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政府不能與民眾同一認識，而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這個政權是個獨裁政權，建立在軍事實力之上，并靠軍事實力來維持。這個政權的領導人唯恐失掉他們的權力，不愿與他人分享權力和隨之而來的額外所得；對于政敵和批評者則采取壓制的態度。在一個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愈益增強的政治形態中，公民必然變得更有政治覺悟，這種大權獨攬的作法，一般地說是自我毀滅。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為這些東西當時的確不適合中國國情。然而，國民黨本應允許，甚至應該鼓勵，政治上已動員起來的人士參與政事。例如，它本來可以準許工會、學生團體、職業協會和地方自治議會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蛘咚€可以通過把國民黨變成監督政府的工具，將活力注入黨內，而不是讓它充當這個政權的萎縮的肢體。

在極度政治危機時期，國民黨政權確曾作過擴大政治參與的姿態。例如，由于政府對日本進攻東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輿論已轉向強烈反對政府的時候，政府召開過全國緊急會議，旨在讓政權外的知名人士向當局提出意見。然而，危機一過，國民黨政權故態復萌，又采取極權的、排他的統治方法。有些政權，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薩拉查的葡萄牙，獨裁主義的統治非常穩定。然而，中國比那些歐洲國家大許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難得多，無法相比。

加劇國民黨政權固有的不穩定性的因素，是中國農村的種種未解決的問題。一些學者目前正在辯論，民國時期農民的生活水準是在下降，還是保持著大約相同的水平。然而，認為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很貧窮，有時甚至和牲畜一般，卻沒有什么爭論。結果，農民造反、盜匪橫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會病態，已成為農業地區特有的流行病。然而，這些持異議者的活動缺乏政治覺悟，也缺乏把這些活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所需要的組織。不過，到30年代，既給農民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組織。由于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越來越快，農民正在學會與他們原來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過商業流通，農民知道了他們村莊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業到30年代也已急劇擴大。例如，在1935年，中國約54% 的家庭購買火油；香煙和香煙廣告甚至深入到最偏遠的省份。此外，農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廠做工，由于受城市及來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響，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智力范圍——而且，他們也定期回鄉，把他們知道的東西傳播給同村人。收音機和報紙也在進入偏僻地區，傳播著各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繆爾·亨廷頓說，“沒有什么比這種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質”。雖然尚未就現代中國變化中的農民態度和看法問題進行研究，但是，農民正在不僅認識到他們在蒙受苦難，而且認識到這些苦難并非不可避免；這種可能獲得的認識表明，農村里有一個潛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產黨已經開始提供組織工作，可使農民的不滿情緒變成政治力量。若沒有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本可繼續運用鎮壓手段對付共產黨。但是，國民黨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農民不滿的社會經濟原因，而共產黨又已經顯示出很強的生存能力，這樣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沒有中日戰爭，國民黨中國的農業地區也注定仍是個易著火的地方。

這幾個因素——國民黨人施政無成效，他們不了解國家重建的任務，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覺醒的廣大階層的民眾納入自己的政治過程，以及農村問題持續存在——凡此種種并不意味著國民黨政權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卻無疑預示著持續的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