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國內掀起一股留法“勤工儉學”的風潮。

那時候的中國人，為了救國無所不用其極，學美國、學英國、學蘇聯、學日本、學意大利的都有。

法國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雙料起源地，根正苗紅的革命老區，第三世界國家凡是有志于救亡圖存的，都把法蘭西當成精神祖國。

但有個問題，法國很遠，路費很貴，去法國搞“勤工儉學”是需要錢的。

比如說，當時中國到法國只能坐輪船，光船票錢就是100塊銀元，生活費還得自理。

即便你年輕有為志向遠大，出不起這100塊，法蘭西的大門就對你關閉。

再比如說，那些立志留法的基本都是年輕人，很少有懂法語的，即便到了法國，也不一定能快速找到工作。

因此，還要給他們準備一定的生活費。

當時法國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費是30塊銀元左右，雜七雜八算下來，平均每人至少要準備500塊銀元。

1919年至1920年，湖南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有19人，最少最少要給他們準備1萬塊銀元才能啟行。

否則，還沒到法國呢，他們可能就餓死了。

這筆錢從哪里來？毛主席說，我來辦！

毛主席和留法勤工儉學扯上關系，其實也是個意外。

1918年6月，毛主席從讀了五年的湖南第一師范畢業，一下成了待業青年，當時長沙政局混亂，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再則毛主席的父親、母親當時身體不太好，按常理來講，作為家里頂門立戶的長子，毛主席應該回韶山待一段時間的。

如果真回了韶山，中國歷史可能就要重寫了。

關鍵時刻，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師范的老師、已經到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教授，給毛主席、蔡和森寫了一封信，說北京正在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你們可以來北京試試。

1918年8月，毛主席離開長沙，第一次到了大城市武漢，第一次到了當時的首都北京。

長沙、武漢、北京，三個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就這樣連起來了。

到北京之后，經楊昌濟介紹，毛主席認識了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被李大釗安排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月薪8塊。

在北京工作了半年，1919年春，母親病重，毛主席離開北京，繞道上海往湖南趕。

1919年10月5日，母親去世，作為長子的毛主席，從長沙回老家奔喪，不到兩個月，1919年12月3日，父親去世。

父母相繼去世，韶山的那個家就算散了。

在父母靈前，二弟毛澤民、三弟毛澤覃問大哥，以后咱們家怎么辦？

主席毅然決然地說：把地分了，把房子送了，你們跟著我，一起去干革命。

1919年12月18日，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毛主席第二次抵達北京。

12月3日父親去世，18日就到了北京，這個細節也可以說明毛主席和父親的關系并不怎么好。

再次到達北京后，恩師楊昌濟已經病重。

病榻之上，楊昌濟寫信給因參加南北和平會議滯留上海的章士釗，向他舉薦毛澤東、蔡和森，稱：

“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拿著恩師給的推薦信，毛主席從北京來到上海，鼓足勇氣敲開了章士釗的大門。

章士釗非常看重27歲的毛主席，這一把，就幫毛主席籌集到了兩萬塊大洋。

毛主席將這兩萬大洋，全部轉交給了因經費短缺，滯留在上海的新民學會學員們。

臨行前的最后一刻，毛主席決定自己不去了，

“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1920年年底，毛主席同楊開慧完婚。

1921年7月23日，毛主席和何叔衡到達上海，代表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史的齒輪，就此開始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