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和思想，人們大多會想到《中庸》。實際上，在先秦兩漢時期，論及“中和”的還有《周禮》《荀子》《春秋繁露》等經典，而《尚書》《詩經》《周易》《左傳》等更是有大量論及“中”與“和”的表述。雖然諸子多言及“中和”，但總體上看，儒家談論“中和”最多，“中和”思想可以說是儒家的特色話語。

“中”字最初表示空間性的“中間”，后來才出現中德、中道等觀念，賦予“中”以德性、智慧與本體等內涵。周公曾勸誡群臣“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意思是經常反省自己，使言行合于中正之德。伶州鳩認為音樂要“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此中德即中正平和之德。這些說法都是后來孔子所說“中庸之德”的源頭。舜曾對皋陶說“民協于中，時乃功”，就是肯定皋陶把社會治理得好，民眾能和順于中正之道。舜還對禹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中”為中道本體，也是智慧善德。《尚書·仲虺之誥》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后昆”，這里“中”更多體現為倫理規范。“建中”也讓我們想起《尚書·洪范》“建用皇極”的說法，“中”與“極”是至善的標準。從“中德”到“執中”“建中”，“中”由形容詞轉化為名詞，中是美德，也是智慧，通向本體之道。《詩經·長發》說“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尚書·畢命》也有“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之語，這也是一種中德思想。

《周易》崇尚“中正”，泰卦九二爻辭云“得尚于中行”，《易傳》說“中正以觀天下”，“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這里有《中庸》“天命之謂性”的意味，“中”是性命之道，是生生之本體；“定”即“正”，“定命”也讓我們想起《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說。

孔子盛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中行”即中庸之德。孟子把孔子所說“中行”理解為“中道”，認為“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此“中道”即“中庸之德”，是很高的道德標準。

“和”字起源與聲樂相關，本有和諧義。《尚書·堯典》說“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尚書·顧命》又說“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燮和”“協和”都是指社會和諧、天下和平。關于“和平”，《詩經·伐木》有“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語，《易傳》《荀子》等早期典籍也多有“血氣和平”“天下和平”之類的表述。

《尚書》所說“協和”，在早期典籍中多作“和協”，如《國語·鄭語》中史伯論楚王時有“聰明和協”一語。史伯論“和”有很高的思辨性，“和同”“和樂”“和合”等詞在他與鄭桓公縱論天下時都已出現。史伯論“和同”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此“和同論”強調多元素的調和與“和樂如一”，因此他批評周王“去和而取同”，聽不進不同的意見。后來，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主張就淵源于此。史伯也使用“和同”一詞：“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此“和同”是和諧交融義，后來也有同心同德、和衷共濟的意思，如“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無體之禮，上下和同”。與“和同”意思相近，史伯還有“和合”之說：“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一詞在先秦諸子中也多有使用，其意義與“和協”“和同”“和樂”相近，都是說多元素相互配合，生發出整體性的和諧。

繼史伯多元交融的“和生”思想之后，諸子多以“陰陽和”論萬物生，如“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這也可以視之為對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思想的發展。“和”“太和”（或“大和”）也成為一種生生之本體，修身、體道乃至為政，也是要合于此種太和本體。《周易》說“保合太和，乃利貞”，《文子》說“通于太和者，暗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由此，“太和”即是道。

先秦典籍分開論“中”“和”的頗多，把“中”“和”關聯在一起，將“中和”作為一個詞語來使用的不多。在《周禮》中，“中”“和”與禮樂、陰陽關聯起來，如“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這里都將中與禮、和與樂對應起來。《禮記·樂記》把禮樂與天地對應起來，認為禮為地為陰、樂為天為陽，并認為樂主和、禮主別，但并沒有把禮與中關聯起來。《樂記》認為樂的精神就是中和，這與《周禮》禮主中、樂主和之說有些不同。《論語》也曾說“禮之用，和為貴”，這樣，禮的精神也是和，我們可以說，中和一體，“中”自然“和”。

《周禮》說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樂教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冶人們的性情，使之中和。中和論最經典的表述見于《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段論述在后世特別是宋明時期影響很大，未發、已發之中和問題成為理學修養論的核心話語。《中庸》的中和論把本體論、主體論、修養論、境界論貫通統一起來，與高度理性化的未發、已發之中和論相比，《中庸》還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這里指的是社會關系中的中和問題。“和而不流”，有的典籍也作“和樂而不流”，“和”是與大家能打成一片，“不流”是說有自己的原則性。

先秦諸子也有論及“中”“和”者，如《荀子》把“中和”視為重要的政德修養，認為“中和者，聽之繩也”，“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西漢董仲舒將“中和”與道德關聯起來，以道為中、德為和。他說，“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中和”是為政之德，也是養生之德。又如《老子》第五章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中”即“道”。河上公在注解《老子》時，說“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由此可見，道家更多從性命之道講中和，與儒家側重講性情中和、政德中和是相通而互補的。

（作者系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