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是一個很復雜的話題，首先這個概念就是一個問題。如《舊唐書》等史料上的記載，一般都是“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德裕、宗閔朋黨相傾”“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宗閔、德裕）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可見，其中搞黨爭的人物，主要指的是李宗閔、李德裕，根本沒牛僧孺什么事。

更有的學者認為，所謂“牛、李”，其實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閔，是這兩人結成朋黨搞政治斗爭，而李德裕根本就沒有黨。

這個話題說起來會很長，我們暫且不展開了。無論如何，牛僧孺和李德裕各自所屬的圈子是不一樣的，而且是畢生的死對頭，我們就按照習慣說法，將概念限定為兩人各自集團的斗爭，然后看一下產生的原因吧。

一、元和三年（808年）對策案？

這可能是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但也可能是離真相最遠的。大致的經過是，元和三年四月，朝廷舉行了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考試。

考試中，幾位考生發揮出色，作答緊扣主題，文辭犀利，無所避諱，抨擊時政，表現出了極高的才華和思想水平。他們的名字正是：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

看到他們的試卷后，主考官大喜過望，立即將成績署為上等，并在第一時間報告了當時的皇帝唐憲宗，憲宗看后也是龍顏大悅，打算給這幾位考生從優安排工作。

不想事情在此時出現了轉折，當朝某位權貴（貴幸/權幸）聽說以后，認為幾位考生是在諷刺挖苦自己，跑到皇帝面前哭了鼻子（泣訴于上），并揭發有的考生是考官親戚，其中必定存在營私舞弊行為。

經過調查，所謂的親戚關系得到了證實，憲宗沒有辦法，只能下令免除了考官的職務，幾位考生也被撇到一邊，長期不給分配工作，致使他們不得不去藩鎮的幕府里任職。

而那位泣訴于上的權貴，一說就是李吉甫。

在唐朝歷史上，這是一段影響深遠的公案，很多觀點都認為，這起公案為日后長達四十多年的黨爭埋下了伏筆，或許李吉甫沒有搞黨爭的主觀故意，但這個泣訴于上的行為，卻給牛僧孺、李宗閔等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更為他兒子將來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一顆地雷。

古往今來，很多人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辨析和研究，但到現在，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說法是錯的，這位貴幸并不是李吉甫。

證明

要證明這一點并不困難，首先在史料記載中，這個“泣訴于上”的人就沒有定論，有的地方說“權幸”，有的說“貴幸”，還有的說“李吉甫”，哪怕不看別的，光看概率，李吉甫的可能性最多也就33.3...%。

其次，史書說幾位考生的文章是諷刺權貴，那么只要能看到他們的文章，到底是在諷刺誰，自會一目了然。以前的時候，因為史料搜集困難等原因，很多人并不知道考生寫了什么，稀里糊涂也就信了，但經過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努力，目前皇甫湜的原文和牛僧孺文章的梗概都已經找到了。

從中我們能夠發現，兩人抨擊的主要對象就是宦官，對宰相反倒比較認可。

如皇甫湜的文章：“夫猥狎虧殘之微，亗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其中的“猥狎虧殘”“皂隸”，很明顯罵的就是生理不健全的宦官。而他對宰相的態度，反而比較贊賞“宰相憂勤奉職”，并要求皇帝多與宰相見面“日延宰相與論文理”。

牛僧孺的文章言辭相對委婉，但也批評了“幸臣專命”的現象，而且聯系上下文所知，這個“幸臣”和宰相也不是一回事。如“接百司之情，未嘗盡材，故幸臣專命矣”，下文接著是“謂之宰輔，不見于涉旬；謂之公卿，不見于越月......”很明顯，文中的“幸臣”和“宰輔”是并列關系。而按照唐代慣例，宰相這種重臣也不會以“幸”來修飾，這一般指的都是皇帝身邊的人，也就是宦官。

講到這里，事情已經差不多可以澄清了，牛僧孺、李宗閔等幾位考生，在科考中仗義執言，遭到了宦官的嫉恨，于是某位宦官大佬到皇帝面前哭著進了讒言，導致他們后來仕途坎坷。如果說李吉甫有什么錯，最多就是在這起事件中保持了沉默，沒有給幾位正直的考生說幾句公道話。

但事實上，李吉甫是有苦衷的。

就在對策案發生之后，右仆射、判度支裴均趁機在朝中散播輿論，污蔑幾位考生的文章是李吉甫授意寫的，試圖借宦官的手來扳倒他，謀求相位。（裴均為仆射、判度支，交結權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幸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

而當時朝中無人不曉，裴均才是真正的宦官黨羽，他是左軍中尉竇文場（已去世）的養子。

無論如何，裴均那狀是告的太狠了，李吉甫有口難辯，縱使本來可以替那幾位考生開脫，現在為了躲避嫌疑，也不好開口了，只能保持沉默，希望盡快息事寧人。

而學者認為，這個黑鍋最終被扣到他頭上，主要是因為后來牛黨的暗箱操作。眾所周知，雖然李宗閔、牛僧孺等人年輕時抨擊過宦官，后來掌權時卻借助了宦官的力量，那些年輕氣盛時候寫的東西也就成了政治包袱，而由于李吉甫是他們死對頭李德裕的父親，正可以移花接木，給他扣上黑鍋，同時打壓李德裕。

筆者也以為，這恐怕更接近這段公案的本來面貌。

如上所述，元和三年對策案不是牛李黨爭的起因，甚至可以說沒有半毛錢關系，那么真實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

二、長慶元年（821年）科場案？

如果說牛李黨爭的起因并非元和三年對策案，而是牛黨潑的臟水，那很多人關注的長慶元年科場案，是否是真正的原因呢？

史料上是這么說的。

長慶元年，楊汝士擔任了這年進士科的主考官。我們都知道，進士科是唐朝最重要的科舉考試，考中后雖不能馬上做官，卻是入仕最完美的起點。所以同僚段文昌、李紳知道后，都提前跟幾位考官打了招呼，請他們錄取自己推薦的考生。

卻不料，成績揭曉之后，兩人請托的考生都落榜了。

與此同時，另一些知名人物的親屬，如李宗閔的女婿、楊汝士的弟弟等都榜上有名。

段文昌很生氣，在李紳、李德裕等人的鼓動下，向朝廷投訴考試不公正，于是當時的皇帝唐穆宗下令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試，結果，那幾個考生全部落榜，這下考官楊汝士，以及親屬高中的李宗閔等人就被扣上了徇私舞弊的帽子，貶了官。

整個事件看起來有點無厘頭，這繞了一大圈，和牛李黨爭有什么關系呢？

按照筆者理解，邏輯應該是這樣的，李紳和李德裕關系極好，兩人是仕途上的死黨，也是后來所謂的“李黨”成員，李宗閔、楊汝士則是后來“牛黨”成員。

既然李紳、李德裕支持段文昌投訴舉報，把楊汝士的工作搞砸了，把李宗閔女婿的高考成績作廢了，那么兩撥人自然會產生矛盾，從而導致了日后的黨爭。

問題在于，整起事件中，既沒有李德裕推薦的人，也沒有他想包庇的人，他為什么要摻和這件事呢？

資治通鑒的記載，是李德裕因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所以挾私報復。但如我們前面所說，元和三年對策案本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事件，真實性不能成立，那么李德裕這個動機就不存在了。

尤為重要的是，李德裕參與這件事只在《資治通鑒》《舊唐書·李宗閔傳》有記載，而在段文昌傳、楊汝士傳、李德裕傳中，根本沒有提及，按照孤證不立（資治通鑒一般不被視為正史）的原則，這件事是值得懷疑的，至少不能當做實錘來參照。

當然，李紳參與這件事有多條記載能夠互證，我們也可以假設李德裕為了幫李紳出頭參與了這件事，因此和李宗閔結下了仇，并進而和李宗閔所在的牛黨成了對頭。

但長慶元年科場案作為牛李黨爭的起因，也只能說有一定可能性，證據并不充分。

三、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拜相和李德裕外放事件？

長慶三年，經過一番眼花繚亂的政治斗爭之后，裴度、元稹雙雙罷相，李逢吉成了朝中唯一的宰相。

唐朝實行的是集體宰相制，編制嚴重空缺，自然還得進人。在當時的年輕后備干部當中，有兩個人呼聲最高：

牛僧孺、李德裕。

毫無疑問，這兩個人都是很優秀的。

牛僧孺，字思黯，甘肅靈臺人，元和三年的制科考試中，他仗義執言，抨擊宦官，雖然遭到權幸的打壓，一時仕途不順，卻在文官圈子里積攢了很高的聲望。后來靠著自己的打拼和前輩的提攜，一步一個腳印，當上了戶部侍郎。

多年前，宣武節度使韓弘曾花費巨額錢財，結交朝中各級官員，后來韓弘去世，賬本落到有關部門手里，又到了穆宗手上。

天生好奇心的穆宗把這玩意當成了趣味讀物，沒事經常拿著翻一翻，結果發現，當時的高官基本全部淪陷，紛紛在糖衣炮彈的進攻下敗下陣來，只有一個例外。

上面寫著：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

身為一個手握財政大權的官員，竟然能不貪錢財，在眾多腐敗分子中出淤泥而不染，別人送錢都不要，這份操守是多么可貴?。?/span>

穆宗看后大為驚喜，自此牢牢記住了牛僧孺這個名字。

然而，穆宗喜歡的不光是牛僧孺，事實證明，他對那個牛僧孺將來的死對頭，也是一樣喜歡的不行。

李德裕，字文饒，河北贊皇人，唐朝中后期最知名的政治家，自幼胸懷大志，苦讀經史，成年后，以父親恩蔭入仕，歷任地方、中央，頗有才名。

穆宗當太子的時候，對外朝幾個大臣特別欽佩，這其中以李吉甫為最，而李德裕的性格和為人，跟父親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性情孤傲、不茍言笑、意志堅定、深謀遠慮，綜合爺倆平生的功業來看，李德裕可以說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對這樣的人，穆宗自然沒道理不喜歡，繼位不久，就讓李德裕當了翰林學士，經常陪伴自己左右。

雖然李德裕沒有考過進士，但人家那是嫌棄進士科浮華，不屑于考，他本身學問扎實，對經學鉆研極深，擅長《漢書》《左傳》等，哪怕沒參加過高考，也夠得上保送生水平。在當時的翰林院中，有“三杰”或“翰林三俊”之稱，指的就是元稹、李紳和李德裕。

一個是清正廉潔的財政部副部長，一個是名相家中的翰林才俊，如果讓穆宗來選擇的話，我認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實在不好取舍。

兩人全部拜相倒省事，可他們又太年輕了，一個四十二（牛僧孺），一個三十五（李德裕），擱現在都是80后的年紀，這樣打破常規破格提拔，免不了被大家議論。

穆宗發愁的時候，李逢吉幫他完美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年三月，他做出了那個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十年的決定——舉薦牛僧孺為同平章事，同時把李德裕外放為浙西觀察使。

為什么李逢吉要排擠李德裕，青睞牛僧孺呢？

因為他討厭李德裕。（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

討厭元稹，是因為兩人爭奪過相位，討厭李紳，是因為兩人關系不合，而李德裕和元稹、李紳都關系極好，那李逢吉實在沒理由喜歡他。

此外，李逢吉對李德裕的厭惡，還可能牽涉到了一件有點久遠的事件。

元和年間，朝廷征討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的時候，李逢吉和李吉甫（李德裕的父親的）政見不合。李吉甫是堅決的主戰派，李逢吉是主和派，后來還因此被貶了官，雖然這事不是李吉甫干的，但李逢吉此人心胸狹隘，睚眥必報，自然對他和他的兒子都不會有好感。

李德裕被排擠，會把這筆賬算在競爭對手牛僧孺的頭上，牛僧孺被提拔，心中不安，也會對李德裕產生防范，而牛僧孺既然有了對立面，也就不得不接受李逢吉的庇護，成為他的鐵桿和死黨。

關于這一點，資治通鑒也認為“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其實，牛僧孺和李德裕早年的關系還是不錯的，年輕時候，兩人曾一同參加過宴會，有過交往，誰也不會想到日后彼此將成為死敵。但政治斗爭是殘酷無情的，這件事情一出，兩人也不得不分道揚鑣，選邊站隊，自此踏上了日后漫長斗爭的起點。

此外，關于牛李黨爭的起因，還有“元和十年裴度拜相”等說法，但筆者看來，那起事件牽涉的人物已經太多，時間已經太過久遠，而且和李德裕、牛僧孺本人的關系也不大。

以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拜相和李德裕外放事件作為牛李黨爭的起因，或許不能視為定論，但僅從牛李之間的紛爭來說，可能更加直接、清晰。

參考資料：

王炎平《牛李黨爭考論》、傅宗璇《李德裕年譜》、丁鼎《牛僧孺年譜》、黃樓《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