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論與現代性社會的演變

chenyang007 2007-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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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理論與現代性社會的演變

發表日期：2007年4月27日出處：中國社會學網作者：張旅平本頁面已被訪問 64 次

    社會理論是伴隨著社會現代性出現而產生的一門學科。廣義而言，它是指一切關于社會構成、持續和變遷的理論思考以及關于這類理論思考何以可能的認識論探討，涉及傳統的社會哲學與直接的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是兩者的結合。狹義地講，它是從社會學的視角對現代性社會的形成、發展和問題進行理論探討。社會理論以現代社會的產生為前提條件，它是現代性的產物。其伴隨著現代性社會的形成而產生，伴隨著現代性社會變化而不斷得到修正或重建。
    現代性社會，從一開始就為其內在的矛盾和張力所困擾。19 世紀中葉至20 世紀初，隨著西方現代性社會趨于成熟，這種矛盾和張力日益顯露；與此相應，在西方社會思想界先后出現了一些對后世頗有影響的社會理論家，他們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系統和經驗觀察開辟了各自的理論體系，以應答社會最突出的現實問題。
    不過，盡管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現代西方社會，但映入他們腦海中的社會現實圖景卻不同。現代社會學的開山鼻祖奧古斯特·孔德最先發現現代社會歷史發展中出現的“斷裂”現象。他認為，人類社會正在從過去封建的、尚武的和神學的階段向現代的、工業的和科學的階段過渡，并把這兩個性質和類型明顯不同的社會對立起來。馬克思認為，與過去的社會類型相比，現代社會確實是工業和科學的。但是馬克思并沒有把注意力放在現代性的斷裂而帶來的問題上，沒有把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和矛盾置于中心地位，而是把視線聚焦在社會制度上。他將其所處的社會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和張力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認為現代文明社會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主要表現為現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剝削帶來的社會對抗和“異化”現象，這是社會內部制度和結構的不合理造成的。
    涂爾干和韋伯各自建構了力度不相上下的社會理論。涂爾干繼承了其法國前輩的理論傳統，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和物一樣的客觀事實對個人的強制作用，并試圖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社會學研究。他把現代文明社會或制度的性質和問題歸結為“工業主義”的影響。他在《社會勞動的分工》第二版序言中寫道：“從我們的社會看，人們可以不無理由地說，我們的社會基本上是，或者說傾向于基本上是工業社會。在全部社會生活中占有這樣一種地位的活動方式，即使不引起最大的騷亂，顯然也不能停留在如此無節制的狀態。這明顯地是道德全面敗壞的根源。”顯然，在涂爾干看來，現代社會秩序的問題主要不是資本主義的性質問題，我們不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秩序中，而是生活在工業秩序之中。他認為，在現代性社會，真正的問題是他所說的以社會勞動分工為基礎的現代工業社會中因個人與社會之間不協調造成的“社會失范”問題。社會生活的急劇變遷和工業主義越發占有凸出的地位，導致了宗教的、倫理的、精神文化的功能日益衰退，這才是道德敗壞和社會紊亂的主要根源。
    韋伯也常常使用“資本主義”一詞，而不是“工業主義”。但在理論視角和關鍵的方面，他更接近涂爾干。韋伯以“理解”個人社會行動意義的方法著稱，開創了從多種文化視角來研究傳統與現代性的研究范式。他雖然在某些方面認同馬克思的觀點，但二者還是有明顯的區別。他講的是“理性的”資本主義。韋伯承認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帶來的種種問題，但他認為這不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問題。他甚至多少有些認為，包括現代資本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性，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現代社會的根本問題源自傳統與現代性的張力，在現代技術飛速發展和控制的情況下，社會日益呈現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或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二難抉擇問題。
    對于現代文明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注重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或資本主義私人占有性質）。而涂爾干，尤其是韋伯所研究的則是“現代”社會（突出社會的現代性質,即與傳統相對的現代性）。前者探究的是具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后者研究的是相對抽象的一般的現代社會的共同特征。應該說，對于馬克思的許多觀點，韋伯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關注的重點不在于此，而是把視角對準了另一層面，即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張力和矛盾問題，以及涂爾干闡述的現代性社會的失范問題。韋伯認為，現代社會不僅存在異化問題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造成的問題，而且還存在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張力問題，隨著現代性的演進，后者正在成為現代性社會的主要問題。韋伯認為，世界的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現代社會日益增長的不僅是資本主義因素，而且從更基本更深層上看，還有理性化因素。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是“表”，而理性化才是“里”。在現代社會，人們可以消滅資本主義的某些形式，但卻無法消滅理性化的資本主義本身（消滅私人資本主義，但還有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等）。因此，任何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社會，不管其社會性質如何，都無法回避這種基本張力和矛盾。
    韋伯所說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張力和矛盾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益突顯出來。這是現代文明最突出和最根本的問題之一。當然，由于各個國家現代性的程度不同，社會性質不同，這個問題在不同類型的國家表現程度也不同。
對于現代社會問題的解決，韋伯比較悲觀。他認為僅僅從所有制上解決問題，即消滅
私有制，還不能完全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作為現代性文明特征之一的官僚制下，權力的消極負面作用不可小視。官僚并不擁有或占有行政管理的工具，但官僚可以“占有權力和權利”，沒有形式上的所有權，對于壟斷和控制世上的財產并不形成多大妨礙。在這種體制下，人們可以在實際上不擁有或占有任何生產工具的情況下（官僚在“并無所有權”的情況下）變得腰纏萬貫和強大有力。韋伯雖然看到了現代性社會中從工具理性化導致的自我運行的控制機器的“鐵籠”，即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技術統治”對人類和社會帶來的威脅和風險，但他只是“客觀”地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并未提出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涂爾干是一個功能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觀察到在現代工業社會，“以往只起著次要作用的”經濟職能“現在卻躍居首位”。對于經濟和商業的過度追求是“道德全面敗壞的根源”，因此，“人類的私欲只能在他們所尊重的道德力量面前有所收斂。假如這一類權威不存在，便要靠強權法則來統治……”。涂爾干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社會的“協調一致”：既要承認理性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正確性，又要尊重集體（社會）準則，認為把社會尊為上帝，使具有自主、思考和選擇的（個性得到發展的）個人融合在社會里，在更高更自覺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整合和道德秩序重建，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則。其具體方法，
重建作為國家與家庭兩者之間媒介的職業集團，并通過這種社會團體直接影響和調節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培養個人的道德情操，從而達到個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顯然，涂爾干所主張的是一種“行會社會主義”，過去也稱“基爾特社會主義”。這是一種社會改良主義。它在某種程度上為“第二國際”后期以來的西方社會黨或工黨所繼承，并付諸實踐。
    從社會的建構和變遷來看，20 世紀對人類影響最大的社會理論當屬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理論。總體而言，除了解構性質的后現代理論外，從建設性方面看，人們尚未超越他們的范式。一方面，現代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20世紀50 年代以來，一些試圖按照西方社會現代化模式重建自己社會和國家的實踐活動，也與韋伯的社會理論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確切地講，主要與源于韋伯理論的、通過T·帕森斯等人綜合的現代化理論有聯系。兩種社會建構和發展模式一度呈現競爭的態勢并帶有明顯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
    社會理論和社會發展的特點是，一旦其形成模式和模式化，在缺乏反思的機制下，一般易于教條化和僵化，甚至極端化。于是，便出現了沖突論、新一代批判理論、社會建構論、后現代理論，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等。它們有的對韋伯維度的以帕森斯范式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和模式進行反思和批評，有的對馬克思維度的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進行反思。在社會變遷的情形下，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不顧及社會-文化因素的情況下，把帕森斯理論和模式普世化，對馬克思社會理論給予單線論的片面理解，都是有問題的，它們在認識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危害的。20 世紀后期，西方后現代理論的興起和社會變遷，發展中國家對傳統現代化理論和模式的批評和拋棄，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理論和模式的發展和改革，便是這種認識的反映。隨著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和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變革的展開，一種以“軸心時代文明”為文化基礎的“多元的現代性”社會理論視角應運而生。它要求人們回視自己的軸心文化，不是把傳統與現代性對立起來，而是注重它們的契合點，從多元文
化的角度看待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在承認N·J·斯梅爾瑟所說的世界“公共理性”之存在的前提下，強調每一種文化都是自己生存環境的合理反應，現代性文明在世界傳播過程中必然帶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也就是說，全球化的趨同與多元性現象是同時存在的，它們是當今世界一對彼此相關而又矛盾的發展趨勢。
    因此，在現代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中，關注文化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十分重要。實際上，自從全球逐漸形成一個日益緊密聯系的“世界體系”以來，先后在世界體系中獲得中心或次中心地位的地區與國家，其崛起與文化融合分不開。不僅西方是這樣，東方也是如此。從深層上看，西方的崛起是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形成張力，并有機融合和再創造的結果。東方尤其是東亞的復興或崛起，也是一種類型的文化融合和再創造過程。在這方面，當代中國的發展尤為明顯。這給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的復興和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而這些理論和學科的復興和發展，又必將促進社會進一步發展和定型化。
    當代，隨著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消費社會”的到來和全球化的加劇，許多人開始追求工具或功能合理性，淡化價值或實質合理性；注重道德的功能層面，忽視實質道德。這不僅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現象，而且也在非西方和某些社會主義社會不同程度地顯現出來。當年被世界各種保守主義者稱之為“放蕩”或“越軌”的種種行為，現在滿目皆是，習以為常，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F代消費社會雖然在物質方面達到了十分發達和較為富裕的程度，但在精神方面卻有進一步衰退的跡象。這導致了種種社會問題的出現。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問題是典型的現代人類或現代性的問題，主要屬社會學研究的范疇。
    現代性顯現為“一種雙重現象”，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我們帶來種種機會的同時，又使我們處于許多難以預料的風險之中。在這種情形下，誰能在未來世界競爭中取得先機，占有優勢，將取決于誰能更好地從理論與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即取決于誰能夠更有效地消除或減少現代文明中病態的東西。只有那些在促進經濟和消費社會發展的同時，且有效地避免了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的文明，才能真正主導世界的未來。對此，西方社會似乎無可奈何，繼續強調其過于個人主義的文化模式（當然，西方也在用宗教，尤其是新教文化試圖抗拒那種趨勢）。非西方國家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同時，也在力圖把這種經濟和消費社會納入自己文化的運行軌道，以抵制現代性的負面作用。對于像我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而言，現在就必須有意識地做好準備，即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努力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這種社會的文化模式至少應當是社會主義文化、現代性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三者形成張力、融合和再創造的產物。我國文化傳統中歷來有一種“包容”、“中庸”的精神與“和而不同”的觀念，若對此加以重新詮釋，它們便會在社會理論的探討和社會建構的實踐中發揮有益的作用。
    過程和融合是文化的本質。然而，只有在適當的張力中才能產生這樣的過程和融合。因此，現代社會理論認為，在文化和社會發展中保持必要的張力是必須的。這也符合“和而不同”的思想。只有沿著一種保持必要張力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路徑前進，才有可能產生新的有益的文化變異，創造出更高層次的文明，人類進化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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