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疫情下的國內學界在社會理論領域的研究雖有些低迷，但依然有一些研究可資一敘。下面從國外（西方）社會理論、中國傳統社會與社會學兩個方面對2021年度的相關研究予以簡要評述。
關于國外社會理論的研究
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近年來進入一種比較繁榮的局面，每年產生的相關研究文獻也頗為可觀。下面選取一些帶有社會學/社會理論色彩的研究略作評述。付文軍從微觀—宏觀視角對《資本論》進行了解讀，認為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細胞形式的“微觀透視”，科學地展示了商品形式的奧義、貨幣形式的機理與資本運作的邏輯，并對這些經濟細胞所蘊含著的復雜社會關系進行了細致刻畫；同時，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宏觀審視”而在理論上確證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物的依賴性”與“人的獨立性”，并揭示了“抽象統治”與“顛倒的世界”的實際狀況；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闡明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狀況。董彪從概念規定、歷史脈絡和結構特征三個方面分析資本權力，試圖論證資本本身就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社會權力，是在 “超經濟權力”向“經濟權力”轉換的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權力形式，是資本的自我運動中既推動價值增殖又實現力量擴張并具有雙螺旋結構的總體性權力形式。文兵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提出新的解釋，指出馬克思雖然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放棄了《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的關于人的本質異化的理論，但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并沒有完全放棄“異化”這一概念；馬克思在后期認為異化的產生和消滅都要受制于生產力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分工的發展; 異化及其克服本身不再是歷史的力量，不再是一種本體論層次上的解釋性因素，而只是一種現象學層面上的描述性因素。鄒詩鵬指出，馬克思通過對市民社會及其演進歷史的分析，通過破解黑格爾賦予市民社會那種同一于政治國家的偽政治性質，通過確立“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通過揭示市民社會的非政治性與非倫理性，通過區分“資產者”與“公民”或“市民等研究，揭示了市民社會的經濟性質，并確證了經濟性質的現代市民社會之實存，并據此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識形態批判以及創建唯物史觀等諸研究路徑。寇東亮指出，勞動概念是唯物史觀的基石，勞動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命門；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勞動是一個關涉人類的自我生成、自我發展、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總體性和歷史性范疇，蘊含歷史本體論、歷史批判論和歷史目的論意義，具有三重辯證意涵和自由意蘊：在歷史本體論層面，勞動作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凸顯“必然王國”的自由；在歷史批判論層面，勞動作為“謀生手段”，凸顯“偶然王國”的自由；在歷史目的論層面，勞動作為“第一需要”，凸顯“自由王國”的自由。也有一些相關比較研究，如張巍卓認為，滕尼斯的共同體理論及其現實可能性，是在馬克思同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思想爭執的背景里展開的，從黑格爾法哲學的理念前提到馬克思社會理論的經驗條件，立足于自身所處的時代背景，創造性綜合了二人的社會與國家觀，呈現出現代共同體的總體圖景及其倫理意蘊。付來友認為，莫斯的通過“禮物”研究以尋找解決現代社會危機的智慧，發現社會保障、慈善等活動中蘊含的互惠精神，從而看到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改良的希望；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也蘊含著“一切人與一切人互惠”的解讀可能；兩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思和批判可以看作讓道德重回經濟的不同方式，即實現一種人與人互為目的的康德式道德，這也正是禮物關系中人們占有彼此的狀態。
在韋伯研究方面，蘇國勛先生指出，韋伯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同中國社會變遷以及社會學崛起的進程相一致。中國社會學一方面需要汲取韋伯的論述中彌合行動與結構、唯物與唯心二元對立的成果，彰顯其多元因果分析的論述路徑；另一方面則要基于中國的文化語境對其《儒教與道教》所闡發的若干基本觀點，如儒教與清教的可比性、理想類型運用之得失以及普遍歷史與歷史個體之關系，進行深刻反思。唯其如此，才能借助韋伯之論述推進我們的“文化自覺”。田耕通過對韋伯相關文本分析，指出行政集團集政治經營和代表這兩個能力于一身，它與組織體其他成員的關系被韋伯概括為正當性支配，正當性支配的含義與組織體強制有著相當的重合，而韋伯重返政治家的天職觀恰在于抵制正當性支配和組織體強制的重合，“政治作為天職”也充滿了組織體強制和政治人格之間的張力。這也意味著，我們應從支配中的行動者關系而不是正當性支配的信念來重新考察支配社會學。王楠嘗試從倫理人格和生活之道的角度入手，討論韋伯思想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經濟與社會》 及《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發展；指出雖然存在著具體論述問題和作品性質的差異，但韋伯思想始終不變的關懷在于，思考“倫理”對于現代人格的構成與品質培養的根本意義。在其中期的新教研究中，韋伯清晰地確立了這一核心命題，并在晚期的世界諸文明比較研究中，從宗教信仰與社會秩序兩個角度對其加以深化和擴展，最終將社會學研究的一般框架與倫理人格及生活之道的文明多樣性視角結合在一起。孫尚揚考察了貝拉對韋伯關于“拒世之愛”的分析，指出其研究雖未對韋伯的“拒世之愛”做更為全面深入的類型學梳理，但卻將韋伯對拒世之愛及其現代命運的探究上升到了傳統的救贖宗教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這一理論高度，闡釋了“拒世之愛”的宗教底蘊，并為韋伯所勾畫的關于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的陰郁灰暗圖景涂上了斑斕的亮色。
在涂爾干研究方面，謝立中指出，涂爾干一生都將“根據實證科學方法來考察道德生活事實”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標。但在涂爾干的著述中，既有一門以“道德生活事實”為考察對象的社會學一般理論體系即“普通社會學”，又有一門以“道德”現象為考察對象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只有了解了涂爾干著述中“道德”概念的不同含義以及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發展路徑的經驗主義構想，才能理解這一令人困惑的情況。楊修業指出，涂爾干著作中的“社會”觀念具有物理力量、觀念力和情感力的三個面相。物理力量主要體現在涂爾干解決“拒不妥協的個人主義”的困境，而觀念力和情感力則用于解決個人如何融于社會之中又同時保持其個性的難題。社會不僅具有個人難以左右的外在客觀性，還能作用于個人內心，通過觀念力和情感力激發個人對社會的熱情和崇敬之情從而獲得神圣權威。而《自殺論》則體現了社會作為情感力的另一作用方式：社會整合與社會規制的失效導致了現代社會的心態危機，并通過情感力將這種社會病癥傳達到個人身上，冷漠、激情、惱怒與厭惡不僅成為自殺者所持有的情感基調，同時也是現代人獨有的情感狀態。
其他研究：何蓉考察了齊美爾的宗教社會學思想，指出從宗教社會學角度來看，齊美爾的宗教研究立足于個體的生命體驗、突破了具體的宗教形態，有助于建立一個包容性的分析框架。通過梳理齊美爾有關宗教作為一種生命形式、宗教情感與社會關系等論述，指出其宗教性概念賦予了信仰者以自主性。王晴峰考察了戈夫曼社會學研究中的功能主義問題，并稱之為“互動功能主義”，強調的是互動儀式和道德倫理，兩者構成了維持互動秩序均衡的兩大基石。該分析范式包含三個要素，即需要、溝通系統和道德規范；互動功能主義可被視為對傳統功能主義的某種修正。畢向陽指出，涂爾干學派的社會形態學和芝加哥社會學派的人文生態學在知識譜系上具有一定的關聯。而受當時歐美社會學此一研究傳統影響的吳文藻、楊堃等人的主張與實踐影響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選擇，并最終塑造了“社會學中國學派”的主體風格。
關于中國傳統社會思想與社會學的研究
在對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和社會學研究方面，2021年度也有一些值得關注的研究。
周飛舟從中國傳統的家庭理論入手，以費孝通提出的“反饋模式”為切入點，深入討論父子關系的性質，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對差序格局和中國社會關系的基本理解。指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是“一體本位”而非“個體本位”：一體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會意識，即以父母為本而非以天為本或以神為本，這在中國傳統的祭禮中有明顯體現；“一體”是指“父子一體”“母子一體”，“一本”和“一體”的社會意識構成了以“孝”為本的社會倫理體系，與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相互呼應。陳濤指出，近代以來，正是康有為對公天下的言說，激活了儒家原本在公天下和家天下、仁與孝之間建立的關聯，并提醒我們在家天下的禮制之外，儒家尚借助堯舜之道而寄托著一個公天下的理念，等待后人來“取法”；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通過拆解仁與孝的連帶，把儒家在公天下與家天下之間所構建的統一拆解了，這導致公天下理念所倚靠的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與歷史中既有的國家和家族形態相互對立，從而成為一種激進的政治理念。魏文一考察了梁漱溟鄉村建設實驗中團體生活模式，指出無論是鄉村建設研究院，還是鄉學、村學，它們都以同處共學的書院為原型，并聯合構成一個學習共同體；與鄉約“擬家”的類比模式相比，書院重組地方社會后，在親屬、地緣關系之外加入朋友關系，甚至以友倫來統攝其他倫理，促生了一種新型的團體生活。楊清媚對費孝通的兩部作品——《繭》與《江村經濟》——進行比較，指出費孝通一方面認為中國的城市以坐食者為主體，無法產生現代性，另一方面承認大學是現代性的發源地，知識分子返鄉辦工業可以使鄉村獲得現代性；既把鄉村作為現代性的載體，同時強調保護農村社會的整體性；市鎮成為一個關鍵的樞紐，它使鄉村與現代性充分接觸，使走出鄉村的人與鄉村維系著有機聯系。費孝通的現代轉型理論基于鄉村—市鎮—城市的關系，表現為空間上的現代化。侯俊丹將“社區研究”置于燕京社會學的學術生態體系中進行考察，辨析 1935 年前后燕京社會學人楊開道、吳文藻等人對“社區”概念的總體性意涵理解之差異，指出燕京社會學對如何理解中國社會有其內在發展理路，體現在由20世紀初美國農村社會學中的基督教社會進化論下的社區分類學，向基于功能派人類學的比較社會學的轉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理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全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2月11日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