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跑題”

　　《資治通鑒》長篇敘述某重大歷史事件時，經常會發生“跑題”現象。在第五十九卷談到何進謀誅宦官而引起的混亂時，也出現了這一現象。這一部分的敘事，以袁紹說何進盡誅宦官起，以董卓入朝任司空終，中間穿插著宦官和外廷勢力的火并、少帝與陳留王（即后來的漢獻帝）流亡宮外等復雜的歷史場景。但在完成這一單元的敘述后，《資治通鑒》并沒有急于進入對董卓專政的描述，而是插入了一段關于漢末名士蔡邕的文字：

　　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介紹了因得罪權貴而流亡江湖多年的蔡邕，在董卓的威脅和安排下重入仕途，并得到了快速遷升。在這段文字之后，《資治通鑒》才正式開始敘述董卓專政。從結構上看，蔡邕的個人遭際橫亙在誅殺宦官和董卓專政這兩起漢末重大歷史事件之間，顯得有些突兀。雖然蔡邕重入仕途和董卓有直接關系，但屬于末節細事。若把這段文字刪節或騰挪，在董卓任司空之后，直接進入董卓專政時代，文脈似乎更通順些。《資治通鑒》以顧惜紙墨著稱，為何在這里沒注意到這點？

　　《資治通鑒》很多看似錯亂的地方，實有深意寓焉。此處的“跑題”，是否也隱含了編輯者文字以外的深意？這段文字和前后兩大歷史事件相聯系的線索是董卓。編者是否想通過蔡邕和董卓之間的關系告訴我們什么？讀者不必著急，只需耐心閱讀至下一卷，即第六十卷敘及蔡邕生命終結處，再回過頭來理解這段文字，就會發現，這是《資治通鑒》編者為解析漢末形勢留下的一則精妙伏筆。

　　蔡邕的一聲嘆息

　　對于蔡邕來說，不僅這次重入仕途和董卓有直接關系，最終他也因與董卓的這層關系而喪生。

　　董卓自中平六年（189）入洛亂政，脅獻帝西遷，至初平三年（192）在長安被王允、呂布聯手誅殺，前后歷時三年。當刺殺董卓得手的消息傳回王允居所時，蔡邕恰好在座。因謀殺董卓的計劃是在王允、呂布的秘密策劃下實施的，而一旦成事，無疑是當時政壇最具爆炸性的新聞。故對此毫無心理準備的蔡邕“聞之驚嘆”。這本是正常人的一個正常反應，蔡邕萬萬沒有料到，這一嘆，嘆丟了自己的性命。

　　聽到蔡邕的驚嘆聲，王允勃然大怒，當即痛斥道：“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資治通鑒》卷六十）王允認為蔡邕的這一聲嘆息，是因感念董卓的私恩而表達的傷痛之情。所謂私恩就是前文提及的，蔡邕是在董卓的直接關心下重入仕途的，并且晉升迅速。王允由此斷定，蔡邕同屬董卓逆黨，不由分辯地將他打入大獄。

　　蔡邕這幾年與董卓相處不錯是事實，若要給蔡邕戴上一頂“逆賊”的帽子，則是莫須有。蔡邕最初也嫌惡董卓的名聲，但懾于其權勢而不得不加盟，其間曾設想逃亡而被弟弟勸阻。在和董卓的交往的過程中，蔡邕用自己的方式彌縫于權臣與王室之間。比如，曾經有人為了取媚董卓，勸董卓模仿姜太公，自稱“尚父”。董卓猶豫未決，咨詢于蔡邕。蔡邕答以“愚意以為未可”，董卓因而作罷。初平二年，長安地震。古人重災害，強霸如董卓者亦難免驚恐，遂就教于蔡邕。蔡邕以為，這次地震是由“陰盛侵陽，臣下逾制之所致”，陰氣代表大臣，陽氣代表君權，強臣壓制帝王這一人世現象感應天地，導致地震。并隨即舉出了一個董卓逾制越分的例子。當年春天郊天大禮，董卓為漢獻帝的車駕作前導，但董卓沒有坐符合大臣身份的車，而是用了皇太子、皇子才能乘坐的“金華青蓋車”。這在禮制上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僭越。因為有這樣的事，所以才會引發地震。聽完蔡邕這番話，董卓趕緊把車子換成“皂蓋車”，這是一種符合二千石、中二千石身份乘坐的車子。

　　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蔡邕維護漢室的政治立場鮮明，只不過他同時得到了董卓的信任。而董卓對蔡邕的很多意見，居然能傾心接納，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文人重情感，對于一個長期共事，且還算能尊重自己意見的人，即便他身負萬千罪孽，當意外得知他死于非命時，也難免扼腕嘆息。故我們可以將這一聲嘆息，看作是蔡邕的性情流露。但王允也正是根據這聲嘆息，將他劃入了“董卓反動勢力集團”。

　　蔡邕下獄后，四方援救輻至。為蔡邕求情的理由集中在兩點：一，蔡邕身為名士，極具人望，因為這點小事殺他，不利于政府形象；二，蔡邕是編修東漢歷史的最佳人選，殺之則漢史難續。漢靈帝時，蔡邕曾與盧植等當世大儒共同供職于東觀（東漢宮廷庋藏、校勘典籍，并負責歷史著述的機構），撰補《后漢記》，后因遭世流離而未能竟章。此番得罪王允后，蔡邕自己也在獄中上書陳情，表達了“愿黥首刖足，繼成漢史”的意向。誰知，正是“繼成漢史”這一點，再次觸怒王允，促使這位政界大佬發表了一通中國史學史上著名的言論：“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圣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資治通鑒》卷六十）把司馬遷的《史記》評作謗書，即典出于此。王允不僅把修纂歷史看作是無意義的事，甚至認為這是有害的。最終，一切都未能挽回王允戮殺蔡邕的決心。不久之后，蔡邕即死于獄中。蔡邕的死，引發了另一位學問大家鄭玄“漢世之史，誰與正之”的感慨。鄭玄，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經學家，用悵然若失的語言傷悼同時代最優秀史才的無妄之死，意味深長。

　　通過蔡邕事件，大臣馬日磾對王允的未來也作了一個預判：“王公其無后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資治通鑒》卷六十）執一己之固見，殺善人，廢國典，對輿論毫無敬畏之心，如此作派，馬日磾認為王允維持不了多久。

　　奸臣與忠臣

　　馬日磾不幸說中了。蔡邕之死，給了各類和董卓有著或深或淺關系的人很不好的心理暗示。就當時形勢而言，光殺董卓，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還有很多遺留問題亟待妥善處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置董卓舊部。舊屬董卓的將領們，有鑒于蔡邕之死，難以自安。而在蔡邕問題上果斷冷酷的王允，在處理更為重要的董卓殘余勢力的時候，卻猶豫不決，措置失當，最終引起董卓余部暴亂。不僅自身人亡政息，也把東漢王朝徹底帶進了死胡同。

　　王允本來有充分的時間和手段處理董卓遺留問題，但機會被一次次浪費。有人建議以朝廷名義發布詔書，赦免董卓舊部，以起到安撫作用，王允先諾而后悔。又有人建議派宿將整編董卓舊部，為朝廷所用，王允也沒接納。呂布建議，干脆殺盡董卓余黨，王允又覺得太殘忍。

　　對那些董卓的老部下們來說，董卓被刺的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最初的時候，他們同樣心神不寧，完全弄不明白朝廷手上有什么牌，接下來又會打什么牌。對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如此巨大的恐懼感，前路渺茫叵測。于是有部分將領主動跑到長安，請求朝廷赦免。但這些包裹著畏懼之心的和平請愿卻被王允以“一歲不可再赦”的理由擋回，當年新春皇帝已經發布過一道大赦詔書，一年之內不能有兩次大赦。此時，王允所體現出的在政治上的頑固與短見，與處理蔡邕事件時正同，所不同的是，他能成功逼死蔡邕，卻拿不出良策應對這些兵匪。

　　時間在慢慢流逝，那些無法洗脫“董卓余孽”烙印的人們，都感覺頭上懸著一把刀，隨時可能掉下來。而朝廷始終沒有公布如何處置董卓余部的方案。與此同時，朝廷將盡殺涼州人（董卓是涼州人，其部眾也多為涼州人）的謠言嘩然四起。謠言讓他們聯想到了蔡邕的遭遇。連蔡邕這樣的人，都能因為一聲嘆息而枉死，董卓舊部余黨更是人人不能自安。于是這些人由失措而驚恐，由驚恐想到了鋌而走險。屬于董卓陣營的謀士賈詡登高一呼：“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資治通鑒》卷六十）軍隊一路向長安，到達長安城下時已經集結了十萬人。長安城應聲而破，王允也在這場變亂中被殺。接下來，比董卓素質更低的軍閥們開始把持朝政，相互攻伐。所以，王允殺董卓，并沒有終結歷史的糟糕局面，而是讓糟糕走向了更糟糕。而這一切，馬日磾似乎在蔡邕臨死的那一刻就已經預料到了。

　　這時候再回過頭來看穿插在《資治通鑒》第五十九卷那兩大歷史事件之間的蔡邕小插曲，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讓蔡邕在董卓專政之前出現，正是為了與下卷蔡邕之死相呼應。而以蔡邕生命中這最后幾年的際遇為線索，牽出董卓和王允的比較。用老百姓慣用而又簡單明了的兩分法，董卓是奸臣，王允是忠臣。奸臣董卓讓漢末形勢變得糟糕，但他還容得下蔡邕。忠臣王允卻容不下一個蔡邕。王允誣修史為作謗，體現出他的獨斷專橫不亞于董卓。逼死蔡邕，則增加了董卓余黨的疑懼心理，把他們推向了朝廷的對立面，這又體現了王允在政治上的短見。正是這種度量、局器，使得東漢歷史在他手里變得更糟糕。看來忠臣并不比奸臣更可靠。

　　董卓與名士

　　其實，董卓時代被迫加盟政府的名士，不止蔡邕一人。董卓秉政之初，即有人建議他“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董卓接納，隨即派人著手從事“沙汰穢惡，顯拔幽滯”的工作，征召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四位處士。荀爽未及登程，又遣人就地拜為平原相，行至宛陵，遷為光祿勛。到任后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從被征召，到拜登臺司，前后九十三天。這一經歷與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很相似。陳紀和韓融也分別得到重用。只有申屠蟠不肯合作，董卓最終也沒拿他怎么樣，以七十余歲高齡壽終鄉里。

　　董卓固然殘暴專橫，他征集這些名士，甚至不惜用一些強制性手段來迫使他們就范，但這一行為本身說明了，董卓內心深處有被主流輿論接納的渴望。而這一心理成立的前提，是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知道自己和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差距。雖然董卓這么做，本質上是想利用名士們的聲望緩和輿論，收攏人心，和他的專制相比，只是一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董卓愿意這么做，說明在董卓的內心深處，對輿論是有敬畏的，他也知道這些名士的價值在哪里，所以他還要做點裝飾功夫。董卓對待這些名士，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都讓我們看到，他畢竟還是一個有所畏懼的人。一個有畏懼的人，總比毫無顧忌的人好。

　　董卓謀議廢立之初，遭士人反對，盧植曾當廷予以駁斥，激怒董卓。董卓盛怒之下，意欲斫殺盧植。蔡邕等人出面解勸，盧植方得免。后袁紹起兵關東，以討董卓為名。為避鋒芒，董卓拋出遷都之議，又遭到公卿們的反對，楊彪、黃琬等當世名公紛紛起而責難。被董卓看重、欲委以副相國重任的朱儁，也因此事和董卓發生激烈爭執。董卓以“卿勿妄言，且污我刀”，向朱儁發出威脅。但董卓的威脅，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當聽到蓋勛“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欲杜人之口乎”的告誡時，還是不得不自抑謝過。最終董卓雖然依仗手里的暴力工具成功地把朝廷“驅趕”至長安，卻也不曾靠殺戮持異議者來鞏固己見。縱觀這段歷史，平時殘暴成性的董卓曾對很多名士發出過的口頭威脅，卻始終不敢以刀槍杜絕人口。

　　反觀王允則不同，“忠臣”身份的自我定位，使他有恃無恐，自信真理在握，不假他慮。故當年盧植得罪董卓，蔡邕能救；而當蔡邕自己得罪王允時，無人能救。如馬日磾所言，剛愎自用，毫不顧惜輿情，殺善人、廢國典，以正義的名義。

　　檢查我們對這段歷史的通常理解，董卓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王允因敢于冒著巨大風險勤王除賊而名垂青史。《三國演義》中還特有“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一回，以文學手法凸顯這對忠奸矛盾。但就史論史，以蔡邕的命運遭際為標尺，衡量董卓與王允，又當作何論？看來品評歷史人物，不能光看貼在表面上的忠奸標簽。蔡邕在王允座上的這一聲嘆息，嘆送了自己的性命，卻也嘆出了忠臣王允的原形，嘆出了漢末形勢無可挽回的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