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慷慨悲歌⑸ 刺殺董卓之后,王允總攬了朝政;長期受到壓制和迫害的士人們終于有了機會主導政權,實踐安邦定國的理想。 腐朽的東漢政權經過董卓的一番胡作非為,已經搖搖欲墜,刀兵四起,黎民涂炭,國家分崩離析。以王允為代表的士人的掌權,使人看到了結束分裂,重歸一統的希望。 擺在王允面前的,有兩個緊迫的任務:一是妥善處理董卓的舊部,穩定局勢,鞏固新政權的統治;二是消除關東群雄的割據,恢復國家的統一局面。 董卓雖然死了,但他的軍隊還都完整無損的存在。董卓在被孫堅打敗,退往關中的時候,派他的心腹將領牛輔、董越、段煨等率兵屯駐安邑、陜縣、華陰一線,以阻擋關東群雄西進長安。這些將領手中都握有重兵,如果處置不當,就很容易造成動亂。 而王允手中所掌握的軍隊,主要是呂布的并州軍團和長安的董卓舊部,呂布的并州軍團人數較少,戰斗力較董卓的涼州兵要略遜一籌,是不足以支撐局面的;長安的董卓舊部雖然歸降,但人心不穩,很不可靠,也不能作為平定叛亂的倚仗。 因此,新生士人政權的統治其實很脆弱,擺在他們面前的形勢很嚴峻。 王允對此當然清楚,因此一掌權就開始著手處理董卓的舊部。 對董卓舊部的處理,有三個可以選擇的辦法:一是赦免,收為己用;二是解散,打發回家;三是毫不留情予以誅殺。 呂布是主張誅殺的,《資治通鑒》卷60記載: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王允不同意,說:他們沒有罪,不能這么做??磥硗踉适侵鲝埳饷獾摹=酉聛?,王允不僅不頒布赦令,據《謝承后漢書》記載,在董卓部將聯合派使者到長安乞求赦免的時候,卻又嚴辭拒絕,則王允又是主張誅殺的。既然要誅殺董卓部曲,可對于留在長安的董卓舊部胡軫、徐榮等人卻絲毫沒有任何動作,仍然讓他們帶兵,以致于在李傕、郭汜等叛軍打來的時候,這些舊部做了內應,投降了叛軍。 王允的這種做法讓人覺得前后矛盾,愚不可及。正是因為這種愚蠢的措施導致了董卓舊部的叛亂,他們在李傕、郭汜等的率領下,攻陷了長安,殺害了王允,東漢朝廷再一次控制在涼州武人手中,安定天下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王允往往被認為是葬送新生士人政權的罪魁禍首:《三國演義》當中“犯長安李傕聽賈詡”一章就是按照這一思路編寫的;柏楊先生在《資治通鑒》的評論中更是把王允和董卓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兩個在頑固和愚蠢方面不相上下,正是因為王允的頑固和愚蠢才喪失了東漢王朝復興的最后契機,造成了后來的天下大亂。 這些看法都有失偏頗。 我們往往以“事后諸葛亮”的觀念來看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因為我們事先已經知道了事件的結果,因此對其中歷史人物的作為往往按照其結果進行臧否,凡是結果失敗的統統都歸結于歷史人物的無能,這是非常有害的,這樣的做法是無法真正起到“以史為鑒”作用的。 而且,政治斗爭都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斗爭,作為傳統士人集團代表人物的王允,他的行為其實是傳統士人集團政治意志和利益的體現,罪責不能都歸咎到王允頭上。 王允過去曾在豫州刺史任上大破黃巾軍,說明他有相當的軍事水平;對于董卓的殘暴統治,能夠忍辱負重,博取董卓的信任,說明他有相當的政治手段;在董卓的嚴密監視和防范下,能夠周密部署,不被董卓發覺,并抓住呂布和董卓的矛盾,成功的刺殺董卓,說明他有非凡的政治能力。就這么一個優秀的政治人物,怎么會在刺殺董卓之后突然變得愚蠢了呢?這不是讓人覺得奇怪嗎? 可能史書的編寫者也覺得這些無法讓人信服,因此他們給出了一個牽強的理由?!逗鬂h書·王允傳》上說: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說的是王允在刺殺董卓之后,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于是變得獨斷專橫,不講策略,這造成了他對待董卓舊部上的處置失當。 這個理由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時也采用了,只不過他覺得仍然不夠充分,因此他做了兩點補充:一是在這段話里的“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后面補充了四個字——“頗自驕傲”,用來說明王允后面那些“愚蠢”的行為都是因為驕傲自滿造成的。二是補充了一段情節,就是王允不顧眾人勸阻一意孤行處死名士蔡邕的事,這件事見于《謝承后漢書》。蔡邕是當時的名士,在天下享有很高的聲望,董卓專權后,為籠絡天下人之心,特地征召蔡邕為官,對他極為親近和信任。董卓死時,蔡邕和眾士大夫在王允那里議事,聽到董卓被殺的消息,感念于董卓過去對自己的厚恩,不禁發出一聲嘆息。王允本來就憎恨蔡邕不守名士節操,屈身依附董卓,聽到嘆息,勃然大怒——為了刺殺董卓,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流血犧牲,終于大功告成,而蔡邕竟然還對董卓的一己私情念念不忘!于是立刻將蔡邕下獄,準備處死。士大夫們憐惜蔡邕的才華,紛紛勸諫,王允不從,堅持殺了蔡邕。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上把這件事列上去,是為了彰顯王允的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作為“獨斷專橫”這個理由的補充。他隨后還引用了時任太尉的馬日磾的話說:“王公其無后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意思是說,蔡邕雖然被董卓重用,但他本質上是個善良的人,而善良的人是國家的命脈;蔡邕當時正在續寫《漢書》,還沒有完成——古代歷代王朝對編寫前朝史書非常重視,認為這是國家的大典——殺了蔡邕將使這個大典荒廢,無人能繼,因此王允殺蔡邕就叫做“滅紀廢典”。一個政權做出了“滅紀廢典”這樣殘暴而愚蠢的事,怎么能夠長久呢?司馬光引用這句話,是想說明王允的失敗是他自己種下的敗因。 雖然司馬光苦心孤詣做了這兩點補充,但王允從一個智計非凡的人物突然變得固執愚蠢這個觀點,仍然讓人無非信服——這不過是一種片面的推測罷了。而僅僅就因為殺了一個腐儒蔡邕,就預兆了以后的失敗,也太不合情理——董卓屠殺的名士多了,其殘暴統治不也維持了很久嗎?曹操之殺孔融,孫策之殺盛憲,均是當時名重天下的士人,情理與此相同,不是也沒有危及自己的統治嗎? 如果拋開史家主觀臆斷的推測,對這段期間的史實結合前后形勢進行客觀考證分析,會發現一條清晰的線索,王允在刺殺董卓之前的睿智與隨后看似愚蠢的行為,都是因為這條線索在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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