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董卓之后，王允總攬了朝政；長期受到壓制和迫害的士人們終于有了機會主導政權，實踐安邦定國的理想。

    腐朽的東漢政權經過董卓的一番胡作非為，已經搖搖欲墜，刀兵四起，黎民涂炭，國家分崩離析。以王允為代表的士人的掌權，使人看到了結束分裂，重歸一統的希望。

    擺在王允面前的，有兩個緊迫的任務：一是妥善處理董卓的舊部，穩定局勢，鞏固新政權的統治；二是消除關東群雄的割據，恢復國家的統一局面。

    董卓雖然死了，但他的軍隊還都完整無損的存在。董卓在被孫堅打敗，退往關中的時候，派他的心腹將領牛輔、董越、段煨等率兵屯駐安邑、陜縣、華陰一線，以阻擋關東群雄西進長安。這些將領手中都握有重兵，如果處置不當，就很容易造成動亂。

    而王允手中所掌握的軍隊，主要是呂布的并州軍團和長安的董卓舊部，呂布的并州軍團人數較少，戰斗力較董卓的涼州兵要略遜一籌，是不足以支撐局面的；長安的董卓舊部雖然歸降，但人心不穩，很不可靠，也不能作為平定叛亂的倚仗。

    因此，新生士人政權的統治其實很脆弱，擺在他們面前的形勢很嚴峻。

    王允對此當然清楚，因此一掌權就開始著手處理董卓的舊部。

    對董卓舊部的處理，有三個可以選擇的辦法：一是赦免，收為己用；二是解散，打發回家；三是毫不留情予以誅殺。

    呂布是主張誅殺的，《資治通鑒》卷60記載：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王允不同意，說：他們沒有罪，不能這么做?？磥硗踉适侵鲝埳饷獾摹＝酉聛?，王允不僅不頒布赦令，據《謝承后漢書》記載，在董卓部將聯合派使者到長安乞求赦免的時候，卻又嚴辭拒絕，則王允又是主張誅殺的。既然要誅殺董卓部曲，可對于留在長安的董卓舊部胡軫、徐榮等人卻絲毫沒有任何動作，仍然讓他們帶兵，以致于在李傕、郭汜等叛軍打來的時候，這些舊部做了內應，投降了叛軍。

    王允的這種做法讓人覺得前后矛盾，愚不可及。正是因為這種愚蠢的措施導致了董卓舊部的叛亂，他們在李傕、郭汜等的率領下，攻陷了長安，殺害了王允，東漢朝廷再一次控制在涼州武人手中，安定天下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王允往往被認為是葬送新生士人政權的罪魁禍首：《三國演義》當中“犯長安李傕聽賈詡”一章就是按照這一思路編寫的；柏楊先生在《資治通鑒》的評論中更是把王允和董卓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兩個在頑固和愚蠢方面不相上下，正是因為王允的頑固和愚蠢才喪失了東漢王朝復興的最后契機，造成了后來的天下大亂。

    這些看法都有失偏頗。

    我們往往以“事后諸葛亮”的觀念來看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因為我們事先已經知道了事件的結果，因此對其中歷史人物的作為往往按照其結果進行臧否，凡是結果失敗的統統都歸結于歷史人物的無能，這是非常有害的，這樣的做法是無法真正起到“以史為鑒”作用的。

    而且，政治斗爭都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利益斗爭，作為傳統士人集團代表人物的王允，他的行為其實是傳統士人集團政治意志和利益的體現，罪責不能都歸咎到王允頭上。

    王允過去曾在豫州刺史任上大破黃巾軍，說明他有相當的軍事水平；對于董卓的殘暴統治，能夠忍辱負重，博取董卓的信任，說明他有相當的政治手段；在董卓的嚴密監視和防范下，能夠周密部署，不被董卓發覺，并抓住呂布和董卓的矛盾，成功的刺殺董卓，說明他有非凡的政治能力。就這么一個優秀的政治人物，怎么會在刺殺董卓之后突然變得愚蠢了呢？這不是讓人覺得奇怪嗎？

    可能史書的編寫者也覺得這些無法讓人信服，因此他們給出了一個牽強的理由?！逗鬂h書·王允傳》上說：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說的是王允在刺殺董卓之后，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于是變得獨斷專橫，不講策略，這造成了他對待董卓舊部上的處置失當。

    這個理由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時也采用了，只不過他覺得仍然不夠充分，因此他做了兩點補充：一是在這段話里的“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后面補充了四個字——“頗自驕傲”，用來說明王允后面那些“愚蠢”的行為都是因為驕傲自滿造成的。二是補充了一段情節，就是王允不顧眾人勸阻一意孤行處死名士蔡邕的事，這件事見于《謝承后漢書》。蔡邕是當時的名士，在天下享有很高的聲望，董卓專權后，為籠絡天下人之心，特地征召蔡邕為官，對他極為親近和信任。董卓死時，蔡邕和眾士大夫在王允那里議事，聽到董卓被殺的消息，感念于董卓過去對自己的厚恩，不禁發出一聲嘆息。王允本來就憎恨蔡邕不守名士節操，屈身依附董卓，聽到嘆息，勃然大怒——為了刺殺董卓，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流血犧牲，終于大功告成，而蔡邕竟然還對董卓的一己私情念念不忘！于是立刻將蔡邕下獄，準備處死。士大夫們憐惜蔡邕的才華，紛紛勸諫，王允不從，堅持殺了蔡邕。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上把這件事列上去，是為了彰顯王允的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作為“獨斷專橫”這個理由的補充。他隨后還引用了時任太尉的馬日磾的話說：“王公其無后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意思是說，蔡邕雖然被董卓重用，但他本質上是個善良的人，而善良的人是國家的命脈；蔡邕當時正在續寫《漢書》，還沒有完成——古代歷代王朝對編寫前朝史書非常重視，認為這是國家的大典——殺了蔡邕將使這個大典荒廢，無人能繼，因此王允殺蔡邕就叫做“滅紀廢典”。一個政權做出了“滅紀廢典”這樣殘暴而愚蠢的事，怎么能夠長久呢？司馬光引用這句話，是想說明王允的失敗是他自己種下的敗因。

    雖然司馬光苦心孤詣做了這兩點補充，但王允從一個智計非凡的人物突然變得固執愚蠢這個觀點，仍然讓人無非信服——這不過是一種片面的推測罷了。而僅僅就因為殺了一個腐儒蔡邕，就預兆了以后的失敗，也太不合情理——董卓屠殺的名士多了，其殘暴統治不也維持了很久嗎？曹操之殺孔融，孫策之殺盛憲，均是當時名重天下的士人，情理與此相同，不是也沒有危及自己的統治嗎？

    如果拋開史家主觀臆斷的推測，對這段期間的史實結合前后形勢進行客觀考證分析，會發現一條清晰的線索，王允在刺殺董卓之前的睿智與隨后看似愚蠢的行為，都是因為這條線索在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