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水滸傳》是一部寫草莽英雄的傳奇故事。其結構為塊狀，即前面主要部分分別用多少不等的筆墨，細致描繪一個個英雄人物是怎樣一步步被逼上梁山的。其中關于打虎英雄武松的部分 (即通常所謂“武十回”)，是施耐庵最喜愛、最著力描寫的故事，并且“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水滸傳》里數一數二的精彩之處”[1]21。而研究者也都認為，長達一百回的《金瓶梅》，其故事框架是從《水滸傳》第 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過來的(其實只采用了其中的第23回到第27回)。

“《金瓶梅》的作者借用這段故事，假定武松沒有殺死西門慶和潘金蓮，然后把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敷衍鋪張開來。”[1]21如果細比較二書對于同一人物的描寫，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異同，而這種異同(尤其是差異)，對《金瓶梅》創作主旨等的研究， 都是很有意義的。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是筆者近來較為關注的內容，《潘金蓮:從〈水滸傳〉到〈金瓶梅〉》[2]和本文都是這方面的嘗試。

那么，二書究竟在哪些方面有不同呢?又是一些什么樣的差異呢?

首先，武松在二書中的地位、作用不一樣。

在《水滸傳》中武松占據了故事的中心地位，是名副其實的“男一號”，而且是“獨一號”。在全部“武十回”里，大多數筆墨都是寫武松，故事情節也無不圍繞他而展開，都是為了表現這個英雄人物的方方面面。在“武十回”中緊鑼密鼓地寫了他一個又一個勇武無敵的故事，不但寫他醉打猛虎，還醉打蔣門神、醉打孔亮，直打得大蟲“氣都沒了”、“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把孔亮打完扔到水里去;還先后大鬧獅子樓、十字坡、飛云浦、鴛鴦樓、蜈蚣嶺……一句話，整個“武十回”幾乎都是被武松的各個英雄故事塞滿著，直到他先投二龍山再上梁山，關于他的神奇故事結束了，整個“武十回”也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還要強調指出的是，即便是書中關于他與胞兄武大相遇、拒絕大嫂潘金蓮的勾引以及后來連殺潘金蓮、王婆、西門慶為兄報仇的描寫，也都是意在突出表現武松重情義和勇武的英雄本色。一句話，“武十回”所有的故事都是為了表現武松而設計，所有人物都是圍繞武松而存在。

而《金瓶梅》又是怎樣的呢?與它相關的故事既然是從《水滸傳》中的“武十回”生發開來，那么武松自然也就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是沒有疑義的。《金瓶梅》表面上好像還跟《水滸傳》一樣，以武松打虎開篇，以他殺嫂祭兄結束對《水滸傳》的移植， 而這時也已到全書六分之五的第八十七回的尾聲了，就是說，武松這個人物也可以算是貫穿《金瓶梅》全書了。但在《金瓶梅》的這一部分里，武松已經不再是主角人物，而淪為次要角色。在這里，武松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過是連貫故事情節的一件道具罷了。既然如此，關于他的故事當然也就能砍輒砍，能減則減。因此，蘭陵笑笑生盡量壓縮關于武松的描寫，不但前半段即為兄報仇前的武松故事被稀釋，尤其是原本占更多篇幅的后半部分，即殺嫂之后，竟然只用了“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為盜去了”[3]88-1397(按:后文凡引用《金瓶梅》文字，均出此書，為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處及其頁碼)，就把武松草草打發了，不但把兄弟相遇前濃墨重彩描繪的醉打老虎一節，只是通過應伯爵的口三言兩語帶過，更把同樣能表現他的神勇和英雄性格的一系列“醉打”情節統統刪除，同樣只是由作者用概括的語言加以交代。通觀全書，只有兄弟相會、叔嫂齟齬和殺嫂祭兄三個片段還基本保存著與《水滸傳》原文大致一樣的情節和場面描寫。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改動，自然是因為《金瓶梅》的主旨不再是表現英雄傳奇，而是要寫市井細民的世俗生活。在蘭陵笑笑生的設計里，《金瓶梅》就是要通過那些平淡無奇的日常世俗生活，表現市井小民的喜怒哀樂、人之常情，而不是與絕大多數人沒有直接關系的軍國大事以及不存在于民眾身邊的英雄人物。也正因為這樣，因此，隨著主題的轉換，也就是主角的替換，當然就要盡量淡化武松的故事。那么，他對武松在故事中的地位重新定位，大量刪削、壓縮武松的英雄事跡，就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了。

其次，兩位作者筆下的武松看似大同小異，然而，恰恰是那些小小不言的差異，清楚地折射出兩書中的武松性格真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從為武松立傳的目的出發，施耐庵把他寫得完美無缺，而與《水滸傳》中其他一些英雄人物既有突出的英雄氣質也有一些缺點(如王英的好色、李逵的魯莽之類等)有所不同。你看，從長相言，他“身長八尺，一貌堂堂”[4]P23-432(按:后文凡引用《水滸傳》文字，均出此書，為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出處及其頁碼)，無論古今，都堪稱標準牌的美男子。再從勇武———這是古代被承認為男子漢的必要條件之一———來說，他“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4]23-432。可見他是多么孔武，武藝多么高強，怪不得在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中他會排在第十四名這么靠前的位置!

但是，武松不僅僅是一條硬漢，他還有充滿情義的另一面。比較而言，《金瓶梅》里關于這一方面的描寫，作者則有意無意地做了改動，有些哪怕不過只言片語的微小不同，卻使武松的情義大打折扣。還是讓我們來看幾處大同小異的文字吧，可真的是“同而不同處有辨”[5]176。

《水滸傳》里武松剛出場就通過他的自述和作者的交代，表達了武松對胞兄濃濃的記掛思念之情: “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 ‘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在街頭與武大不期而遇時，武松先是“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呀! 你如何卻在這里?’”“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武松拜罷，便道:‘一年有余不見哥哥如何卻在這里?’”雖然毫無思想準備，可卻是那樣的喜出望外，那樣的手足情深。及至與哥嫂見面之后，又是那樣的親熱，一口一個“哥哥嫂嫂”，充分反映了他對親情有多么看重。

相比之下，《金瓶梅》的描寫可就大不一樣了。首先，只是通過他人之口及作者的交代，平平淡淡地表出武松“要去尋他哥哥”。兄弟相見的文字依然乏善可陳，同樣沒有應有的場面描寫，只有“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而細味上文，其實這一句主要是說武大“心中大喜”。難怪本回回目的后半句要冠以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了!這里的冷，絕非指他們兄弟“冷不丁”相遇，也不會是僅僅為了與前半句“對仗”，而應是“冷淡”。在隨后的故事里，武松對其兄態度之冷淡，更與《水滸傳》迥乎有異。對上述描寫的差異，《秋水堂論金瓶梅》有很精辟的分析，謹節錄于下:

要武松搬到一起來住，完全是金蓮提出的主張。金蓮當然是有私心的，但是武大何以對這件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呢?金蓮再次諄諄叮囑武松“是必上心搬來家里住”，武松回答說:“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金蓮勸說武松搬來的話里，口口聲聲還是以“俺兩口兒”、“我們”為本位，但是武松的答話卻只承認“嫂嫂厚意”而已，這樣的回答又置武大于何地哉?而“今晚”便搬來，也無乃太急乎?

對比《水滸傳》在此處的描寫，雖然只有數語不同，便越發可以見出《金瓶梅》作者曲筆深心。在《水滸傳》里，武大初見武二，便嘮叨說有武二在時沒人敢欺負他多么好，后來武二臨走時，武大附和著金蓮的話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從中我們注意到:在《水滸傳》中， 武松在答應的時候，認可的是哥哥嫂嫂兩個人，完全不像在《金瓶梅》中，武大對于武松搬來同住一直沉默不語，而他在《水滸傳》中所說的話“也教我爭口氣”在《金瓶梅》里被挪到金蓮的嘴里:“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大對于武松也搬來同住的曖昧態度，固然是為了表現金蓮的熱情和武大的無用，另一方面也使得兩兄弟的關系微妙和復雜起來[6]2-3。

在對迎兒的態度上尤其清楚地表現出武松親情的淡薄。《水滸傳》沒說武大與潘金蓮是二婚，自然也就沒有侄女了。《金瓶梅》則在第一回就明確交代武大原配死后，“丟下個女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武松初會哥嫂時也已見過侄女。后來他要為兄報仇，卻對乃兄所遺留的骨血不聞不問。尤其讓我們大跌眼鏡的是，殺王婆、金蓮后，迎兒對他說:“叔叔，我害怕!”武松卻絕情地說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不但如此，甚至當他在王婆家搜尋到一些銀子、首飾，也都全部拿走，一點兒也沒留給侄女，可以說對迎兒完全不管不顧，更不會去為她的將來考慮。書中寫迎兒后來全虧了鄰居姚二郎安排婚嫁，正好反襯出武松這位“親叔叔”對親情的冷漠。看看，他的所想所說、所作所為，多么清楚地表現了“武松在待迎兒方面顯示出來的殘忍和不近人情”[6]258。其實何止“在待迎兒方面”是如此，通觀全書，可以說《金瓶梅》根本顛覆了《水滸傳》所寫武松性格中重情重義這一重要方面，把他改寫成了薄情寡義、冷酷無情的人。

總之，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發現，《金瓶梅》雖然從《水滸傳》“武十回”移植或者說借用了其部分框架、人物和故事，但蘭陵笑笑生顯然對這部煌煌百回巨著事先有通盤考慮、周密安排，包括對移植、借用原書中的一些情節，進行必要的增減、變形。最大的改動就是原先關于武松的一系列“英雄事跡”繪聲繪色的描繪，這里統統被作為“暗場處理”，沒有一處正面的文字;就連關于武松的故事中寫得最好、最為人所稱道的打虎一節，也都如此。

為了突顯武松的無情，蘭陵笑笑生還特意添加了迎兒姑娘。對此，有論者認為是其敗筆:“于小說的發展，迎兒似乎沒有任何幫助。”[6]258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因為這不符合實際。實際上，這一看似無用人物的增添，實是作者的精心考慮，算得上成功的添加。從人物塑造而言，的確是“為了刺武松之心”: “武二之知道殺死金蓮、王婆，發泄自己的仇恨(包括被西門慶流亡他鄉的仇恨)，卻不能撫養哥哥的遺孤，作者對此是頗有微詞的。”[6]304更重要的是它在故事情節發展方面的不可或缺:第八十七回武松遇赦回家，依舊在清河縣衙當差，“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得知潘金蓮在王婆那兒“早晚嫁人”，“舊仇在心”，便假意騙潘金蓮、王婆: “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試想，如果沒有迎兒，武松要娶潘金蓮，拿什么做托詞?潘金蓮會相信他的話嗎?那么，下面的故事情節恐怕就只能回到《水滸傳》原來的描寫了，可這樣一來卻又顯得不對榫卯了。至于說添加迎兒是為了把“武松與侄女迎兒關系”與另一對叔侄(女)韓家二搗鬼與愛姐做“反照”———“武松待迎兒之無情，正反襯出二搗鬼對侄女愛姐的有情”[6]304，倒在其次了。

蘭陵笑笑生筆下的武松性格和原書所以有這么大的不同，是與他和施耐庵對人生、世事的看法不同密切相關的。雖然我們至今仍不知道蘭陵笑笑生的真實情況，但從《金瓶梅》的具體描寫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人性的看法是比較灰色的。在他看來，人有許多劣根性，這集中體現在他筆下的西門慶、潘金蓮、龐春梅這些主角人物身上。同時，在他看來，人又是復雜的，一個人往往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即便是十惡不赦的大壞蛋，也不是一無是處。所以就是像西門慶這樣的人，也會在李瓶兒死后真心痛哭，有的時候也表現出豪爽大方來。反過來，他又認為，生活中沒有盡善盡美的人，不存在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也沒有什么完美無缺的英雄豪杰。施耐庵筆下的武松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在移植《水滸傳》里武松故事的時候，明顯地對他加以“矮化”，有意淡化他在讀者心目中的高大光輝形象。這樣一來，雖然只是部分改變了關于武松的文字，但卻根本顛覆了他的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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