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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多數研究者都把《金瓶梅》視為中國小說史上文人獨立創作長篇小說的開始，但這種贊譽卻往往表現得底氣不足，原因就在于所謂“獨立”在一定程度上打有折扣，即《金瓶梅》借徑于《水滸傳》而成書，作為故事主角的西門慶與潘金蓮均來自于后者，不具所謂的“原創性”。《金瓶梅》是蘭陵笑笑生在承襲《水滸傳》的基礎上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且成為古今研究者的共識。如看到抄本的明人大多將它們二者并提，眾口一詞指出它“模寫兒女情態具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1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亦稱“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2。清人也同樣如是看，如張竹坡就指出“《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為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如西門慶、潘金蓮、王婆、武大、武二，《水滸傳》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無論。”3 
《竹坡閑話》 當代學者更是在相關著述中對此問題進行過全方位的探討，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如大內田三郎的《水滸傳與金瓶梅》、韓南《金瓶梅所采用的資料》、魏子云《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黃霖《〈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周鈞韜《金瓶梅抄引水滸傳考探》等等。黃霖在《〈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一文統計《金瓶梅》中有27個人物與《水滸傳》同名，又將《金瓶梅詞話》和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對勘，找出兩書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處，《金瓶梅》抄襲(或基本上抄襲)《水滸傳》的韻文54處，認為《金瓶梅》抄襲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而劉世德通過對《金瓶梅》與《水滸傳》比勘，則認為“《金瓶梅》作者襲用《水滸傳》文字時，既參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參考了容本(容與堂本)。”4本文擬在先賢時彥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要探討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笑笑生沒有另起爐灶，創造出一部具有“原創”意義的小說，而要借徑于《水滸傳》？兩部小說究竟有哪些相通之處？《水滸傳》的成書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它的故事產生于北宋，醞釀、豐富、流傳于宋金元一直到明初。而這個時期乃是中國歷史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金人對北宋的覬覦顛覆，接著是蒙元的鐵蹄搗碎了南宋王朝的偏安之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異族政權。向來鄙夷戎狄、以正統自居的漢家王朝最終敗落在他們向來不屑一顧的少數民族之手。王朝覆滅給知識界的震撼，是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從未有過的。“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中原陷落，民族尊嚴蕩然無存，大漢族的神話頃刻間灰飛煙滅。國柄何以移主，國土何以淪陷，民族何以蒙受奇恥大辱，成了作為社會脊梁的知識分子包括羅貫中、施耐庵們必須追問的現實問題。羅貫中通過對三國歷史興衰的描寫來探討統一之道，通過西蜀君臣的風云際會來褒揚忠義，喚回被元蒙貴族糟蹋的儒家倫理。不約而同，施耐庵另辟蹊徑，通過早就在民間流傳的宋江故事來呼喚忠義。從《水滸傳》的描寫看出，在施耐庵看來，漢家一統的難以為繼，正在于忠義的不在朝廷，按照李卓吾的說法，就是“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那些“有忠有義”的“大力大賢”之人，不愿“束手就縛而不辭”，才聚集水滸的。“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忠義不在朝廷而在水泊，朝廷不行忠義而草野英杰替而代之。然而，奸臣當道時身在草莽不為國用、民族危亡時接受招安為國出力的英雄們的理想歸宿在哪里，這也是《水》的作者試圖通過宋江的故事來追問的問題。總之，大倡忠義的《三國》《水滸》的出現是時代使然，為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及時代條件所決定。
《水滸傳》 而《金瓶梅》的產生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雖然朱家江山不時受到來自北方瓦剌等異族的騷擾威脅，但從總體上來說，大明王朝的國家機器還是在蹣跚的步履中運行了270多年，并且不乏“仁宣之治”、嘉萬經濟繁榮的輝煌。笑笑生面臨的是一種表象下的繁華盛世。經過百余年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相對繁榮。在思想文化領域，從明初大倡的理學到后來已經發展到了僵化的地步，其對人性的戕害與異化登峰造極。人的生理屬性完全被湮沒在“顛撲不破”的理學的“神圣”光環之下，程朱理學扼殺人性的本質越來越受到有識之士及日益壯大的市民社會的質疑。而物極必反的事物運動規律，又導致了明代中葉以后人欲的泛濫與肆虐。笑笑生要追問的是應該如何對待人生的各種欲望的問題。他清楚地認識到，嚴酷束縛人性的理學的枷鎖固然應該打碎，但人欲的泛濫同樣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標志，而是人類社會的災難。他要用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人的故事來表達自己對這個現實問題的嚴肅而深刻的思考。作為一個市井典型，西門慶乃人生各種欲望的象征，笑笑生要借其生命軌跡來表達對世俗社會人欲問題的思考自不必說；潘金蓮這個普通女子，身上也鮮明地體現了理欲之辯。在她的家庭中，盡管武大郎模樣猥瑣，手無縛雞之力，但男權社會的本質屬性給了他一家之主的權威，理學賦予他決定潘金蓮命運的權利。雖然他在生活上乃至于生理方面無法滿足老婆的基本要求，但這種今天看來的不人道在當時卻受到律例與社會輿論、社會道德無可置疑的保護。難怪潘金蓮對武大郎的安排俯首聽命，百無聊賴時也無非是發幾句牢騷，借彈曲來打發寂寞。也難怪武大郎明知道自己不是西門慶的對手，但在捉奸時也會氣壯如牛，破門而入。這是一種潛意識，是一種理學道德賦予他的權利。從潘金蓮與武大郎婚配的痛苦聲中，我們看到理學禁錮的反人性本質。從這個角度來說，理學理應受到社會的唾棄。然而，潘金蓮的不幸遭遇及人生基本權利被褫奪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用毒殺親夫的畸形、罪惡方式去掙脫理學的羈絆，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縱欲狂時，其對人生與社會造成的危害絕不亞于腐朽反動的理學，同樣表現出反人類的面目。總之，從潘金蓮身上我們看到，不管是理學的禁欲還是市井的縱欲，都是違反人類社會道德的，都不可能使人健全地發展。作者在孟玉樓身上，似乎嘗試著一定程度的調和。如果說《水滸傳》是一部歌頌封建社會被逼上梁山的英雄豪杰的詩史、對忠義英雄歸宿的探尋的話，那么《金瓶梅》則是一座市井平民的不朽豐碑。所謂豐碑，至少應該作如下理解：一是它描寫的對象應該是以市民為主，大凡帝王將相、朝臣僚屬、文人墨客、衙役胥吏，都為市井人物而設，他們的出現只是由于表現市井主角的需要；從反映的生活來看，上自朝廷，下至各級官場，一切都應該服務于市井生活，也即作為市民生活的陪襯而非表現的重心。換句話說，以往文學作品中的主角與主流生活，統統讓位于市井百姓。同時，它還必須生動地展現生活于市井社會各類人物的生活、心理、追求、失落、痛苦等命運歷程，對每一個生命個體做全景式的掃描；而舍棄市井人物在其他小說如《水滸傳》中的偶一露面、點綴或只是截取他們的某一生活片段的描述方式，從而讓每一個市井人物都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生活舞臺。二是這些不同的市井人物所代表的“點”的相互連接，共同組成了一個整體的“面”，建構為市民社會的全景圖。正是這種題材的特定性質，決定了笑笑生必須為自己的故事選定恰當的人物來做主角。這樣，作為市井代表且有很高知名度的西門慶與潘金蓮，便非常幸運且非常自然地被笑笑生選定為故事的主角了。首先，看看西門慶的市井本質。他的身份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鋪”。由財主的破落而到縣城去做生意，是個典型的“新”市民，這在明代社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而潘金蓮本來就出身于一個小市民（裁縫）家庭，以后在招宣府、張大戶家的使女身份，乃至后來嫁與小市民武大郎，終生都打上了市民的鮮明印記。因此，笑笑生選取這兩個人物作為自己故事的主角，除了《水滸傳》的巨大影響之外，西門慶與潘金蓮的身份特質不能不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同時，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民眾一向有崇拜英雄、憎惡貪淫的心理。武松是個頂天立地、威風凜凜的知名度很高的英雄，而潘金蓮則是個十惡不赦的淫婦。前者恪守悌道，視兄如父；后者不遵婦道，淫令智昏。所以這兩個人物的名字在后世就演變為一種文化符號，這個故事幾乎成了一種文學母體。中國是一個倫理型社會，盡管潘金蓮的追求在今天看來不無合理及讓人理解與同情的因素，但為中國民眾的倫理價值取向所決定，她是在世人唾罵中成就其名聲的。喜歡獵奇是人類的天性，重視故事的生動有趣是古今中外小說家創作時考慮的重要問題。不要說“話本”在宋元勾欄講述時需要吸引人的故事情節，就連《金瓶梅》在19、20世紀被翻譯到西方時，那些翻譯家們還在書名問題上煞費苦心，極力突出其故事性、趣味性。如1853年法國巴黎出版的A·P·巴贊所譯的《武松與潘金蓮的故事》，1927年紐約出版的《金瓶梅：西門慶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庫恩所譯的《金瓶梅：西門慶與他的六妻妾之艷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讓·皮埃爾·波雷所翻譯的《金瓶梅：西門慶與其妻妾奇情史》5等等。可見，笑笑生借徑于《水滸傳》中武松殺嫂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它本身英雄、侏儒、潑皮與一個美人糾葛的潛在審美效應。在《金瓶梅》產生以前，“水滸”故事已經在知識界與平民社會流傳了幾個世紀，人們對其中各位英雄的不凡經歷耳熟能詳。其中武松故事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豐富，到了南宋，成了“說話人”講說的重要素材（如羅燁《醉翁談錄》就著錄有《武行者》等“說話”名目），在市井百姓中廣為流傳，因武氏兄弟而揚名的潘金蓮也必然家喻戶曉。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匪夷所思的吸引力，更何況在《水滸傳》中出現的潘金蓮，聰明伶俐，美麗有加，一方面讓接觸到她的男人（除武松外）心性蕩漾，意亂神迷；另一方面她又是給男人帶來禍患的災星，讓與她有關的兩個男人送了性命，另一個男人也因為她有家難歸，被逼上了梁山。所以，笑笑生將其作為自己小說人物與故事的主干，其潛在的審美效應與誘人的“賣點”自然為一般的虛構難以企及。潘金蓮的真正婚嫁生活應該說是從嫁與武大郎算起，但這樁婚姻從本質上來說是對她的戲弄與懲罰。張大戶是在自己意欲得到但卻遭到拒絕而忌恨的情況下將潘金蓮“倒陪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武大郎的。而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丑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且不說潘金蓮自己如何覺得命運不公，就連清河縣里的一幫浮浪子弟們，都產生強烈的不平，覺得“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里”，為金蓮的命運與婚姻遭遇叫屈。如果這是一個宗法傳統型的家庭，閉塞于人們“老死不相往來”的偏僻一隅，潘金蓮也可能會在孤寂無奈中消磨自己的一生，但它偏偏處在相對繁華、交通便利、成員龐雜的城鎮。武、潘的錯配本身就容易鬧出紅杏出墻的事件，加上武大懦弱的性格，因此只要有了合適的土壤，婚變只是遲早的事情。《水滸傳》中為她安排了一個情人——市井之徒西門慶，這本身也在情理之中。因為正統書生雖然也可能為潘金蓮的美貌意亂神迷，甚至不惜性命去追逐，就像后來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構思出來的那些癡情的書生一樣，但如果讓他們為著心儀的女子去殺人害命，恐怕一般書生難以做到。從這個角度來講，施耐庵找到了一個具有合適身份的人物，那就是作為市井無賴、又有錢財、傳統道德觀念缺失的好色之徒西門慶。一切都順理成章，天衣無縫，笑笑生也省得費神勞心，輕松自然地借助“名人”“名事”去編織自己的故事了。潘金蓮與武松的關系也顯得別致。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他們故事的炒作點在于打虎英雄壓根就是一個宗法傳統道德的恪守者，根本不為女色所動，遑論亂倫！而英雄本人又是侏儒哥哥養大，哥哥的妻子竟然要挑逗視兄如父的恪守宗法道德的弟弟，不成后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別人私通，最后竟然親手殺害了自己懦弱的丈夫。一般的英雄美人故事，即使沒有演繹出一段風流佳話，也會用旖旎纏綿、生死離合的感情波瀾，博取受眾一掬同情之淚。但《水滸傳》的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讓他們雙雙遭到殘酷的報應。這種處理怎么會不格外吸引人們好奇的眼球呢？在笑笑生看來，只要襲用人物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就根據自己反映生活的需要，在原故事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創作。潘金蓮與西門慶只是《水滸傳》中武松殺嫂故事的中心人物，被《金瓶梅》作者借來升格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水滸傳》中，奸夫淫婦雙雙被殺，痛快則痛快，但故事卻缺少了必要的懸念。因此，笑笑生別致地讓故事改變了走向，即讓奸夫淫婦如愿以償地走到一起，組成了家庭，并讓他們沉迷于淫縱的生活，最后讓其雙雙為色付出生命的代價，既增強了故事的吸引力，又為自己懲戒的主旨做了最好的注腳。其深刻之處還在于，潘金蓮遭到武松手刃，罪有應得，而西門慶則死于他快樂無比的縱欲生活，死于他對女色的快意追逐。似乎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如果沉溺于無節制的縱欲，即使不受報于陽世，也逃脫不了陰司的懲罰。總之，作者始終是圍繞創作主旨來安排故事走向及人物命運的。
《金瓶梅》連環畫
世界上多數民族早期神話傳說中各色英雄充分亮相，其宏業偉績的萬古流傳，應該視為這種英雄崇拜心理的折射。而人類愛屋及烏的天性，又決定了人們對與英雄關涉尤其是直接影響英雄人物舉手投足的人物或事件投以更多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英雄的武松是幸運的，他的事跡為人喜聞樂道，而作為制造武松走上反抗道路契機的西門慶與潘金蓮以及他們的故事，也同樣是幸運的，自然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因此，西門慶盡管不是施耐庵筆下的造反英雄，但他在客觀上卻促成了一個造反英雄的誕生，使其最終義無返顧地上了梁山。可以說，西門慶、潘金蓮這對“奸夫淫婦”因附驥于英雄武松的盛名，從而享有不亞于武松的知名度。在《金瓶梅》成書以前，“水滸”故事已經家喻戶曉，武松、西門慶、潘金蓮的糾葛膾炙人口。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所列舉11種“桿棒”類作品中有《武行者》，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所載龔圣與《宋江三十六人贊》中“行者武松”的贊辭為“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無名氏《大宋宣和遺事》中的三十六將中“行者武松”赫然在列，元雜劇中高文秀有《雙獻頭武松大報仇》6，明代郎瑛《七修類稿》中提到宋江在揚子、濟寧等地“皆為立廟”，武松亦被列入三十六人之中。從這些文獻記載推測，武松故事從宋元直到明代，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笑笑生借其名字來構織新作，為作品能夠引人入勝與產生轟動奠定了基礎。比《水滸傳》有別且深刻之處在于，《金瓶梅》中的武松雖有打死大蟲的能耐，但奈何不了靠金錢開路、有著官府庇護的無賴；而殺死潘金蓮這個弱女子，還是在西門慶縱欲暴亡、潘氏失去庇佑、靠欺騙才得的手，之后連自己的親侄女都顧不得，席卷銀兩倉皇投奔梁山而去，完全沒有了《水滸傳》中那種大仇得報后的快感，以及作為赫赫英雄走上造反之路的風采。西門慶不僅將潘金蓮順利娶到家中，而且在此后生意蒸蒸日上，艷遇接二連三，家道日益興隆，官運亨通有加。如果不是他荒唐地縱欲喪命，武松為兄報仇簡直不可想象。潘金蓮，自然因毒殺親夫而十惡不赦，但在《水滸傳》中惟有淫蕩狠毒的她，到了《金瓶梅》中則顯得命途多舛，屢遭不幸，受盡齷齪社會的摧殘，生理、心理、社會等綜合原因使她的性格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她在抗爭命運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誤入了歧途，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這世道，弱者危殆，英雄失路，美女墮落，無賴逍遙，權錢肆虐，公理不存，這難道不是笑笑生在施耐庵認識的基礎上，對自己所處時代社會本質的概括，要通過三男一女故事呈現給我們的結論？英雄美人故事向來為人津津樂道，他們的風流韻事往往是人們茶余飯后最感興趣的談資。提起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一方面象征著美，是美的代名詞；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中，女人是禍水的思維定式又牢牢地盤踞在操持話語權的男人們的潛意識中，始終左右著他們對女性的客觀定位。所以，在作為男權社會主宰的男人心目中，女人，往往具有兩重性，即一方面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尤物；但另一方面，她們又具有令男人畏懼的一面，被認為是給男性帶來災難的禍根。在中國歷史上，那些身份特殊的女子，不管是代表了美還是丑，善或者惡，她們往往成為男權世界或賞識或戒懼的對象，更不用說兩者兼而有之或善惡備于一身的女性了。這樣，不管故事中的女性能夠或事實上給欣賞她的男子帶來了什么命運，他們往往能夠雙雙垂炳史冊，流芳或遺臭千古，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像商紂王與妲己，周幽王與褒姒，范蠡與西施，石崇與綠珠，李隆基與楊玉環，宋徽宗與李師師等等。總之，就其名聲來說，男人的功業與女人的美色相互成就，他們的名字與故事凝結為特定的文化符號，具有了特定的文化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武松與潘金蓮幫了笑笑生的大忙。因為他構筑的西門慶故事，是靠潘金蓮映帶出的；而潘金蓮則是在武氏兄弟相見時亮相的。所以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金瓶梅》第三回評道：“……《金瓶梅》內之西門，不是《水滸》之西門。且將半日敘金蓮之筆，武大、武二之筆，皆放入客位內，依舊現出西門慶是正經香火，不是《水滸》中為武松寫出金蓮，為金蓮寫出西門；卻明明是為西門方寫金蓮，為金蓮方寫武松。”等到西門慶一登場，英雄武松的藝術使命已經完成，自然退居二線，笑笑生便馳騁自己的想像，讓故事順著西門慶一支自然而然、有條不紊地展開了。
我一直認為，懲戒酒、色、財、氣“四貪”，是笑笑生創作的主要指歸所在，這在本書第二章已經作了闡述。在《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故事只是為武松而設，其本身的含蘊及對整個小說主題的表達似乎沒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與意義，所以在武松走上梁山之前，必須將他們雙雙殺掉，他們完成了自己成就英雄的使命，便自然退場了。但這個故事本身已經包孕有對色（通過西門慶與潘金蓮形象來體現）與財（通過王婆形象來體現）懲戒的警示。因此，這個故事在社會上廣為人知，與其本身對人生的警示意義不無關系。笑笑生生活的時代，酒、色、財、氣肆虐社會，宗法道德被棄若敝履，世風日下，人情澆薄。在深入思考人生欲望及歸宿問題上，笑笑生似乎受到了施耐庵的啟發，醒悟到《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故事的潛在內涵，發現了它與自己思考并欲通過故事來回答的問題的銜接點，在《金瓶梅》中將其發揚光大，當作了自己的中心立意來加以表現。 《金瓶梅》第一回，作者首先敘述了劉邦、項羽故事，從正面說明貪色的禍患。在故事敘述完以后，作者發議論說：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炫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為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 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部書，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后不免尸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著綺穿羅，再不能施朱傅粉。 靜而思之，著甚來由？況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哄產業，驚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 如果說作者是借劉、項事跡映帶創作主旨，相當于話本中的入話故事，那么接下來所講的西門慶、潘金蓮故事則是對劉、項故事勸誡內涵的延伸與深化，相當于話本的正文。所以有人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從藝人集體創作向完全獨立的文人創作發展的過渡型作品”，是“我國第一部文人創作的擬話本長篇小說”7，自有其道理所在。我們從西門慶與武松對待女色的不同態度導致的不同結局，同樣可以看出作者的勸誡意圖。在《水滸傳》中，打虎英雄武松能夠殺掉仇人為兄報仇，關鍵在于他遵守人倫，不為潘金蓮的美色與調戲所動。而《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沒有武松的膂力，反而能夠借助自己的錢財向官府行賄輕松地發配打死大蟲的武松，但卻因貪戀美色而死于一個弱女子之手。前者殺死潘金蓮，后者被潘金蓮所殺。這就是貪戀美色與否得到的不同下場。作者正是通過對武松與西門慶不同下場的設置，達到了深化了小說主旨的目的。
《周鈞韜研究文集》
盡管《水滸傳》與《金瓶梅》是兩部性質完全不同的小說，但并不排除兩部小說在思想觀念上的相通一致，這也是《金瓶梅》之所以借徑《水滸傳》的一個重要原因。多有研究者指出，《水滸傳》是排斥女性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幾乎所有的英雄都不近女色，否則便會遭到江湖好漢的恥笑。而像宋江、盧俊義、楊雄、林沖等有了女人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起因都與女人有著或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這說明施耐庵的女性觀是保守的、正統的。笑笑生在繼承《水滸傳》女性觀的基礎上走得更遠，干脆將“色戒”“升華”為自己小說的重要立意。這從作者在小說中的大量議論以及對潘金蓮、西門慶、李瓶兒、龐春梅等主要人物的描寫與結局的安排，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淫脫陽而亡，笑笑生用一首“二八佳人體似酥”議論女色的可怕，此詩在《水》中用來形容潘巧云。作者操持著男性的話語權，對女色的亡國敗家危害給予譴責，雖然意在強調潘金蓮給西門慶帶來的災難，但其承襲《水》所表達的腐朽論調卻是不足為訓的。主張禮儀謙讓，反對相爭相斗，對恃強逞氣的勸誡，是《金瓶梅》表達的主旨之一。“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礙。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而今見在。”既然以格言的形式出現，說明兩書的作者在這一觀念上何其相似乃爾！痛惡世道黑暗，揭露官場腐朽，《水滸傳》與《金瓶梅》兩部小說殊途同歸。如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將《水滸傳》第二十七回中審理武松殺死西門慶一案中尚存仁義之心的知縣改寫成受了西門慶賄賂而對武松絲毫不加體恤，動用酷刑、毫無仁義的貪官，借以揭露明代官場的齷齪。而《水滸傳》中尚能秉公審斷此案的清官陳文昭在這里也被改塑成奸相蔡京的門生，在蔡太師、楊提督的人情面前，竟然違心地將武松杖責后充軍，讓殺人犯西門慶逍遙法外。同時在對這一形象的改塑中，讓西門慶一案上勾下聯，從而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統治機構的上上下下。相比之下，笑笑生繼承了施耐庵的批判精神，對黑暗社會的批判與揭露更加深刻。有感于世道的黑暗，施耐庵與笑笑生在對其進行揭露與譴責的同時，對現實人生產生了極大的迷茫。宋江們造反固然轟動一時，后來也如愿地當上了朝廷的命官，但最后反而以悲劇告終。西門慶無論官場、情場還是商場，都是一個成功者，但最后落了個家敗財散的悲劇。人生的真諦究竟何在？身處這個骯臟的世間，面對生存的種種威脅，怎樣度過短暫的人生？他們都在其作品中或隱或顯地給予追問與探討。我們在對兩部小說的對讀中，發現二者有相當程度的相通之處。如《金瓶梅》第二十回“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回首詩“在世為人保七旬”表達的是聽天由命、莫太計較貧富得失、及時行樂的思想，它來源于《水滸傳》第七回；第五回“鄆哥幫捉罵王婆 淫婦藥鴆武大郎”回首詩“參透風流二字禪”表達了安貧守拙的思想，出于《水滸傳》二十六回；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回末詩“甘羅發早子牙遲”與作者“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的議論一樣，表達了富貴不由人、一切命注定的宿命論思想，本自《水滸傳》第六十一回“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野鬧金沙渡”，吳用扮作算命先生，與李逵到北京去賺盧俊義到梁山入伙時所念；第九十二回“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回首詩“暑往寒來春復秋”慨嘆時光短暫，富貴由命不由人，“事遇機關須進步，人逢得意早回頭”，表達的仍是勸誡意圖，抄自于《水滸傳》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第九十七回“經濟守御府用事 薛嫂賣花說姻親”回首詩“在世為人保七旬”出自《水滸傳》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宣揚的是貧富由命、窮通在天的宿命論思想和及時行樂的傾向，它在第二十回曾被引用過，這里重復出現，可見笑笑生對其內涵的心領神會。第九十九回“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一切諸煩惱”出自于《水滸傳》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云浦”之回首詩9。其表達的與世無爭的思想與本回劉二、張勝、陳經濟等人因“不忍”、爭氣而招致殺身之禍形成對比，從而深化了作品的主旨。總之，如果不是他們創作思想與立身處世觀的靈犀相通，很難想像笑笑生會屢屢將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的格言議論類的語言不厭其煩地照搬到自己的小說中來。此外，果報觀念、對待僧道的態度等，《金瓶梅》對《水滸傳》也有明顯承襲的痕跡，讀者一見即明，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金瓶梅新視域》 張進德 著
注釋： 1 袁中道《游居杮錄》卷九，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 2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2頁。 3 張竹坡《金瓶梅寓意說》，《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卷首，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 4 劉世德《<金瓶梅>與<水滸傳>：文字的比勘》，《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5 參見胡文彬《金瓶梅書錄》，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頁。 6 此劇已佚，《也是園書目》《曲錄》著錄，但各本《錄鬼簿》不載。見鄧紹基主編《中國古代戲曲文學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2004年版，第661頁。 7 周鈞韜《〈金瓶梅〉：我國第一部擬話本長篇小說》，《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6期。 8 《水滸傳》版本復雜，但學界多數人認為《金瓶梅》移植《水滸傳》文字時所依據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如黃霖、周鈞韜等均持此說），或參考了天都外臣序本。這里從其說。 9 參見周鈞韜《〈金瓶梅〉素材來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頁。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原文選自《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注明出處。
《金瓶梅》 云霞滿紙情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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