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漢州志》對三星伴月堆的描述

“在月亮灣的南面約一里許，與馬牧河隔河相望的臺地上，有三個長約兩三百米的圓丘狀土堆，傳說這是玉皇大帝從天上撒下的三把土，落在了馬牧河的南岸，變成了三顆星，故稱‘三星堆’。當地人把三星堆、月亮灣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風水寶地，并賦予‘三星伴月’的美稱，后被清同治年間的《漢洲志》譽為‘漢洲八景’之一。”（圖1）

——陳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國的圣地》

一位農民喚醒沉睡千年的三星堆文明

民國十七年（1929）二月的一天，對于世代居住川西廣漢平原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一家（圖2）來說，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早春的天府之國仍有些寒意，但這是新一年辛勤勞作與祈盼豐收的開始。為了這個祈盼，燕道誠帶著兒子打算在離家不遠的林盤地溝挖一條深坑，安裝水車，給田里灌水，當地農民稱之為挖“龍窩”。燕道誠的兒子燕青保正值壯年，也最賣力。這個中年漢子手拿鋤頭，高高舉起又重重落下，然而，就在這突然之間，他聽見鋤頭狠狠磕到一個東西的聲音，同時握著鋤頭的手被震得一麻，燕青保嘴里罵罵咧咧嘀咕了幾句，蹲下身用手扒開泥土一看，原來是一塊大石板。不過這石板有些不同尋常，看上去十分光滑規整，不像是田里常見的普通石頭。燕青保心里有些猶疑，這時，燕道誠湊了過來。燕道誠雖然是個農民，但年輕的時候也在成都這樣的大城市里闖蕩過，頗有些見識，還被人尊稱為“燕師爺”。燕道誠看了一眼石板，也覺得有些蹊蹺，燕青保用手摸索著石板，打算撬起，一剎那，石板被撬開，露出一個堆滿玉石器的長方形土坑。父子二人看著滿坑磨制細膩的玉石器都驚訝得說不出話。最后還是見多識廣的燕道誠先反應過來，囑咐兒子將石板歸回原位，用土掩蓋好，裝作一切如常，打算等夜深人靜再悄悄來取寶。

圖2：最早發現玉石器的燕道誠（中）和他兒子燕青保（右）

對于彼時的燕道誠來說，這個石板下掩蓋的玉石器有著怎樣的價值，尚不清楚，但直覺告訴他“挖到寶了”。可對于這個世界來說，一個在地下埋藏了整整數千年的光輝燦爛、遠超想象的古蜀文明即將重見天日。

等到夜幕降臨，燕道誠一家再次來到此處，他們這次共挖出三四百件玉石器，有刀形的牙璋、有杯形的玉琮、有手鐲形的玉瑗，以及玉圭、玉璧、石璧等等，不過令燕道誠失望的是，這其中并沒有他們預想的“值錢”金銀器。盡管如此，燕道誠還是將這些玉石器藏起部分，剩下的分送給鄉鄰親友。林名均在《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中這樣描述：“（燕氏）疑其下藏有金珠寶物，乃待至深夜，始率眾匆匆前往掘取，除獲完整之石璧若干外，復拾得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若干。然頗不知重視，夸示鄉鄰，饋贈戚友，璧及玉圈數十，遂致分散無遺，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損毀，致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誠可惜也。”（圖3）

圖3：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土磚墻側的大玉、石璧

“廣漢古玉”的爭奪戰

“1931年春，我聽到當地群眾議論，離該地不遠，發掘出石刀和石璧。后來又獲知：農民挖水洞時，又出現許多器物，可是都分送給鄉鄰和戚友。作為一個外國人出面獲得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是不妥當的，理應通過當地縣官辦理。為此我催促陶旅長出面，做必要的宣傳，盡快尋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們保存下來。”

——節選自葛維漢（David C. Graham）《漢州（廣漢）發掘簡報》一文中董篤宜的記錄

在這個悄無聲息卻意義非凡的夜晚過去的一年后，1931年春，當時正在廣漢傳教的英國牧師董篤宜（V.H.Donnithorne）得知了這一消息。董篤宜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些了解，他認為這批器物很有科學價值，應該及時保存下來，不過考慮到自己外國人的身份，董篤宜找到了關系較好的當地旅長陶氏，托他出面，希望能為博物館收集此類器物。陶旅長從燕道誠處購來幾件器物，轉而送至華西大學博物館。彼時在此任教的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 C. Graham）看到這批玉器后十分驚訝，他未曾料想在川西竟會出土如此精美的器物。經過仔細觀察和摩挲，葛維漢推斷這是一批商周時代的玉器。1933年，葛維漢想獲得更多有關這批玉器的信息，于是再次聯系董篤宜牧師，二人通信之后葛維漢萌生出一個念頭，“就是想找更多類似的器物，可補原資料確切年代之缺略，并鑒定這種文化的族屬。”（《漢州（廣漢）發掘簡報》）

與此同時，成都金石名家龔熙臺于民國二十一年（1933）秋，從燕家購得四件玉器，并寫成名為《古玉考》的文章發表在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的創刊號上。這一舉動引起軒然大波。古董商們紛紛探聽這批玉器的來源，得知出自廣漢一農民之手后，如潮水般涌向燕家，意欲收購幾件古玉，轉手倒賣，大賺一筆。一時間“廣漢古玉”聲名在外，成為各方爭奪之物。

為了保護這批古物，也為了能通過正式的考古發掘了解更多關于這一文化的歷史，1934年3月，時任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的葛維漢與副館長林名均及其他成員組成發掘隊，在廣漢縣縣長羅雨蒼的幫助下，開始對廣漢三星堆第一次科學性考古，拉開了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序幕。（圖4）

圖4：參加1934年考古發掘的工作人員合影

據收錄于《三星堆圖志》的《三星堆考古志》描述，考古隊先后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溪底及溪北田間發掘清理。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記錄了此發掘過程：“于是先沿溪開一長四十英尺廣五英尺之第一坑，經時四日，深達七英尺。其地表面為近代之黑土層……其次即瓦礫層，平均深度，約有三英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損陶器，最為豐富，具有若干石器及其殘塊葬于其間，吾人發掘所得，皆在此層之內。”清完溪底之后，又在溪北的第一條探溝南北邊，挖第二、三條探溝，長寬與第一條探溝相同，地層和出土陶器殘片類似，另外也出土了小孔珠、玉管穿和一些薄玉片。此次發掘，按照林名均的整理，溪底出土“石璧、石珠、琬圭、琰圭、琮、玉圈、小玉塊七類”；溪岸出土“石器、陶器、玉器三類”，共獲玉器、石器、陶器、陶片等物600余件，全數藏于華西大學博物館。

然而，由于“臨近匪風甚熾”，這次由中外專家主持的考古發掘只經10天便匆匆告終。

廣漢發掘工作結束不久，彼時尚在日本的著名學者郭沫若聽聞此事立刻寫信給林名均，表達對此次考古發掘的看法。他在信中寫道：

“你們在廣漢發現的工藝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與華北和中原地區的出土器物極為相似。這就證明，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與華北、中原有文化接觸。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載有‘蜀’稱，武王伐紂時，蜀人協助周王作戰。此外，在廣漢發現的各種陶器是極古老的器型，你們判斷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許是可靠的。現在我只能說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別處會有新的發現，將展現這個文化分布的廣闊范圍。并且肯定會出現更可靠的證據。”

林名均也在《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一文的緒言中作出總結：“蜀之情況若何？其文化究與中原有何關系影響？史家均缺言之，時猶有待考古學家之努力追尋者也。十年前，廣漢太平場忽有古代器物之發現，復經華西大學博物館前館長葛維漢博士（Pr.D.C.Graham）與作者前往該處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甚多，經研究結果，知古代蜀國文化，非若吾人想象中之幼稚，且與中原文化有若干相關之處，可補古史之缺略。”

震驚世界的兩個祭祀坑

“他們每天來看，可天天看到挖出來的東西都是一些‘碎石、爛瓦片’，而不是什么金銀財寶。因此，有些心地善良的人勸告考古隊的人說：‘你們不要挖了，這樣挖下去，你們是要賠本的。’”

——陳顯丹《廣漢三星堆》第二章“三星堆遺址首次正式發掘”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文物調查征集小組到廣漢月亮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之后的十多年間，考古學家陸續對廣漢三星堆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直到1963年9月，在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指導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組成發掘隊在月亮灣遺址發掘。這是建國后對三星堆遺址進行的首次考古發掘。據《三星堆考古志》記載，整個發掘過程持續40天，在月亮灣階地上選取了3個點，第一點在燕家院子東南的稻田中；第二點在倒流堰溝北的真武宮后的稻田里；第三點在月亮灣梁子上。出土的遺物有陶器殘片、石器、玉器、骨器及青銅器殘塊、孔雀石、銅煉渣等。馮漢驥當時有預見地指出，“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1963年首次發掘之后，遺址附近一直有農民挖出各種陶片、玉石器等遺物。1980年，鑒于以往的發現和調查，考古專家認為有必要對三星堆遺址進一步深入發掘，專門組織了一支發掘隊，成員有王有鵬、莫洪貴、陳德安和陳顯丹。彼時陳德安和陳顯丹尚是剛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新手，而他們怎么也沒想到，就是這次參與，竟讓他們親身經歷并發掘了日后震驚世界的兩個祭祀坑。

“這次發掘工作歷時三個月。發掘期間，一邊是農民在挖土方制磚，一邊是考古發掘。每天看熱鬧的人不少，因為當地農民認為考古隊就是‘挖寶隊’。在他們之間‘擺龍門陣’也是這樣稱呼我們的。”

——陳顯丹《廣漢三星堆》第二章“三星堆遺址首次正式發掘”

這支發掘隊在1980年至1981年之間進行幾次發掘整理工作，并在1982年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報告中根據三星堆遺址出土器物的基本特點和考古學文化命名的要素，正式將此遺址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挖“神仙土”挖出一號祭祀坑

1986年7月18日是值得被考古學界銘記的日子。這天酷熱無風，烈焰炙烤著大地。民工們仍在工地上挖土制磚。他們挖土的方式很有意思，先從最底部開挖，挖到一定進深后，再從最高處插入鋼釬，用力往外撬，這樣一來外層大塊的土就會倒下。他們稱之為挖“神仙土”。然而就在某時，土層之下忽然露出了玉器，這讓在場的民工們興奮不已，大家哄搶一團。其中有一個民工飛奔去告訴他以往相識的、常在這片“挖寶”的考古隊員。聽聞消息的陳顯丹、陳德安等人立刻趕到現場。在查看現場伴隨玉石器出土的大量木炭、灰燼和骨渣后，陳顯丹心里隱隱覺察，這很可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墓葬”發現！意識到這一點后，陳顯丹和隊友商量，一方面向有關單位匯報了情況，一方面即刻著手準備發掘工作。

隨著發掘工作的推進，21日下午，陳顯丹和隊友在距地表約50-80厘米的地方，終于見到了該墓葬的大體開口處。到第三天，整個墓葬的平面全部暴露出來。據陳顯丹記錄，“這座‘墓葬’的平面結構是一個長方形，中間有一條主道，兩側各有一條邊道。此‘墓’長442厘米，寬370厘米。”這種規格的“墓”絕不是一般墓葬，作為發掘人員，陳顯丹此刻既激動又好奇，“是否是哪一代蜀王的‘墓’呢？”帶著這種心情，陳顯丹和隊友們從墓道開始清理，時間就在他們認真專注地工作中飛快流逝。7月29日，坑內表面的填土基本清理完畢，這時坑內發現了牙璋和殘破的銅器，隨著清理工作不斷進行，翌日凌晨，一位民工忽然用手碰了一下陳顯丹說，“小陳老師，你來看，這里好像有一條‘魚’。”陳顯丹隨即清掃出來，發現竟真是黃金質地的器物，這可是重要發現！此刻他越發激動和緊張。這時耳邊突然響起民工的聲音，“陳老師，這是不是黃金的？”彼時的陳顯丹不過是20多歲的年輕人，親身參與這么重大的考古工作，難免壓抑不住心中的激動情緒，但顯然他很快意識到現在是凌晨兩點多，工地上沒有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為了文物的安全，年輕的陳顯丹立刻鎮定下來，他冷靜地對這位民工說，“這不是黃金，只是黃銅合金。”看得出民工心中還有疑問，并沒有再多說什么。經此一事，陳顯丹自覺這是十分重要的發現，于是立刻召集隊友商議措施，尤其是向當地政府請求調來武警部隊保衛現場出土的文物。就這樣，在這些考古工作者連續數日的辛苦發掘之后，坑中器物被全數清理出來。

關于此次發掘，另一位發掘隊員陳德安在其《三星堆——古蜀王國的圣地》一文中介紹，“這種形制的土坑，不是簡單的器物埋葬坑。出土的許多器物被火燒過，如牛、水牛、羊、山羊、蚌殼及人骨渣，這些跡象應和當時人們的宗教祭祀禮儀有密切關系，因此，考古發掘者將該坑定為‘一號祭祀坑’。”（圖5）

圖5：一號祭祀坑鳥瞰圖

陳顯丹和陳德安合著的《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簡潔有力地總結了此次發掘：“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是巴蜀文化中首次發現的祭祀坑。坑內出土的金杖（圖6）、金面罩、青銅人頭像、青銅容器、青銅兵器、玉石禮器，遺跡十余根象牙和3立方米左右的燒骨碎渣，對于了解相當于商代的蜀族祭祀禮儀、宗教意識等，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等文物，在我國冶金史和雕塑史上尤其有特殊的意義。”（圖7）

圖6：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就這樣，震驚世界的三星堆一號祭祀坑伴隨著坑中珍貴的器物，在數千年后重見天日。而這一發現過程極其偶然，與50多年前燕道誠在田間勞作時無意中挖出玉石器如出一轍，令人驚訝又欣喜，彼時的陳顯丹、陳德安就沉浸在這樣的欣喜中。不過令他們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另一祭祀坑也在地下靜靜等候他們到來。

圖7：一號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

二號祭祀坑的青銅大發現

“1986年8月14日，我們正在磚廠整理祭祀坑發掘資料，下午6點左右，磚廠挖土民工楊永成、溫立元二人來到考古隊整理文物的地方。一進門就喊：‘小陳老師，快！我們挖出東西來啦，你趕快去看。’‘真的，挖到什么了？’我一邊問，一邊起身，‘挖出人頭來啦！’我一聽吃了一驚：‘你們說清楚，挖出什么人頭了？’他們才說是‘青銅人頭像’。我放下手里的活，一邊問，一邊向現場跑去。”

——陳顯丹《廣漢三星堆》第四章“一號祭祀坑的發掘與收獲”

圖8：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縱目面具現場

從陳顯丹記錄來看，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同樣也是磚廠民工取土時無意發現的。這樣的驚喜伴隨著一周的發掘清理工作，終于在大型青銅縱目面具出土時達到高潮。當時，在坑的南邊發現一件不知道是什么器型的大銅器，這些器物形體大，大家以前都沒有見過。在尚未完全清理出土時，從露出的形狀來看，很像“椅子的靠背”，有人開玩笑說是“皇帝老兒的寶座”，隨著泥土逐漸清除，首先看到半圓形銅器上的“鷹鉤鼻子”，接著是兩只長長的向外凸出的眼球，闊口微張，舌頭外伸，角尺狀的大耳左右張揚，原來是一個巨大的青銅面具（圖8），在面具的額正中還嵌有一條龍。“蠶叢！”有人馬上聯想到傳說中蜀人始祖神“蠶叢縱目”的形象。（圖9）

圖9：《蜀王本紀》記述古蜀國的歷史

在青銅縱目面具之后，接連發掘出青銅人頭像、象牙、太陽輪器以及著名的青銅神樹和青銅大立人像。其中一棵由樹座、樹身（桿）、樹枝和龍四大部分組成的青銅神樹高近4米，被稱為一號神樹（圖10）。而在將青銅大立人像抬出坑時，因為沒有起重設備，全靠人力。盡管它在埋入土前已被攔腰砸成兩段（圖11），但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最為完整的青銅大立人像，加上基座高達262厘米，重180千克，將這樣一個龐然大物抬出離地面2米深的二號祭祀坑，顯然費了大家不少力氣。陳顯丹在書里說，“起動之前找了四個有力氣的民工，加上我和陳德安一共六個人，分別抬腰、扶手、舉頭，各司其職。我喊著‘一、二、三，起。’把大立人像的上半身從坑里抬了起來……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大立人像的上半身抬到坑口邊緣時，站在坑口的‘第二梯隊’人員立即接過去，慢慢把它抬到平地上。”（圖12）

圖10：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復人員楊曉鄔修復青銅神樹

圖11：殘斷的大立人像

圖12：二號祭祀坑出土大立人像現場

二號坑的清理工作前后花了28天，出土各類青銅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9件、石器15件、牙骨器194件，共計1494件，幾乎是一號祭祀坑出土物的3倍多。《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這樣總結：“二號祭祀坑與一號坑相比，出土遺物不論種類還是數量都豐富得多。其中大型青銅立人像、大型青銅人面具、青銅神樹等是一號祭祀坑沒有見到的。這批珍貴文物的出土，進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規模和祭祀內容，同時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銅文化水平和青銅藝術特點，為研究祭祀坑的時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經濟、藝術、冶金、宗教、禮儀等，提供了重要資料。”（圖13）

圖13：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器

結語

圖14：三星堆遺址平面示意圖

從燕姓老農無意中發現廣漢玉器，到一號、二號祭祀坑重見天日（圖14、15），這期間經歷了多少世事沉浮與歷史波折。但幸運的是，這段千年之前的古蜀文明最終被今人所知。人們對三星堆神秘器物及其背后隱藏的蜀國歷史、文化、宗教與社會，興趣濃厚且高度關注。而如今，回顧完這三段穿越時空的發掘歷程后，當我們再次吟誦起李白《蜀道難》中“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詩句時，心中是否會有“一抔黃土掩風流”的別樣感慨呢？

圖15：一、二號祭祀坑出土地點外貌（上圖斜坡處，一號坑在右，二號坑在左，相距20余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