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充足數量和較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我國當前正面臨著三個“斷代”問題:生產領域一線勞動力、基層農技人員和經濟管理人員嚴重短缺。三個“斷代”形成的原因有農業比較效益低、農田勞動強度大、農業風險大、農民社會地位低、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等。破解三個“斷代”的難題, 應加快培養新型職業農民;改革完善農技推廣體制;加速土地流轉, 轉變農業發展模式;大力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創新農業保險機制, 增加農業保險品種。

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農村人才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農業人才興則農業興, 農村人才強則鄉村強。充足數量和較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然而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 我國二、三產業快速發展, 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在農村勞動力向北上廣深和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集中的同時, 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農村空心化問題顯現。生產領域一線勞動力、基層農技人員和經濟管理人員嚴重短缺。實現鄉村振興, 必須化解農村勞動力“斷代”危機。本文在多年來先后對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等八省區的農業生產情況進行調研的基礎上, 對三個“斷代”問題的現象、成因等進行深刻剖析, 并提出了解決農村勞動力“斷代”, 實現鄉村振興的若干建議和解決方案。

一、三個“斷代”表現

長期以來, 我國鄉村面臨著中青年農民、中青年農技人員、中青年金融管理人員缺乏以及未來斷代的困局。鄉村振興人才隊伍的構建是一項大工程, 需明確農村勞動力斷代的現實情況, 打造人才回鄉、下鄉通道, 為投身鄉村振興的中青年人才提供廣闊舞臺。

(一) 鄉村一線勞動力的現實短缺與未來斷代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顯示, 2016年我國2.45億流動人口中, “80后”占比56.5%, “90后”占比18.7%, 呈現比例增加態勢[1]。這些流動的中青年人, 絕大部分是向城市轉移的農業勞動力, 農村斷代現象非常嚴重。

田地勞作的農民, 以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 40~50歲的中年人較少, 30~40歲的青年人極為罕見, 根本看不到20~30歲年輕人勞作的身影。四川省萬源市是典型的大巴山區, 在農村留守人口中, 70%以上為老年人和兒童, 很少有20~40歲的農村勞動力。2016年四川省鎮坪縣農村有近80%的農村勞動力長期在外務工。農村留守人員吸收農業科學技術能力差, 難以發展現代農業, 更難以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2]。

2018年7月, 課題組對河南省固始縣和息縣隨機抽取了110戶樣本農戶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表明, 在這兩個產糧大縣的留村種地農民中, 年齡最大的77歲, 最小的34歲;其中, 60歲以上的26人 (女6, 男20) , 占23.6%;50~59歲的42人 (女26, 男16) , 占38.2%;40~49歲的39人 (女26人, 男13人) , 占35.5%;34~39歲的4人 (女3, 男1) , 占4%;33歲以下為0。這一結果說明:我國產糧大縣的種地農民已經出現20~30歲的斷代。朱新芳、李紅、楊紅等對湖北省89個鄉鎮145個村進行調查, 在468份有效問卷中, 關于農戶和子女種田意愿, 不會種田的農戶子女占9成以上;表示不會繼續種田的農戶子女占比超過95%[3]。

田間種地農民的青黃不接, 并不是四川、河南等省的特殊現象。當下各省區農村里留守的均是老弱病殘, 照顧孩子、老人的女人, 以及少數從事小本生意的人, 他們缺乏農業專門技術, 很難從事一定規模的連片生產和管理[4]。課題組通過對八個省區的農村調研發現:“70后”不愿種地, “80后”不會種地, “90后”不提種地, 已成為糧食主產地區面臨的嚴峻現實考驗。農業后繼乏人, 青黃不接, 突出顯示了中國農業已經面臨嚴重的勞動力危機。

(二) 鄉村基層農業技術隊伍的現實乏力與未來斷代

1. 鄉村基層農業技術隊伍年齡出現斷檔, 人員老化嚴重。

縣鄉兩級的農業技術機構, 如農業技術服務中心、農技推廣站、畜牧獸醫站、種子站、土肥站等是農業技術推廣主要的橋梁和傳導力量。根據近年的調查情況, 課題組發現, 我國主要產糧省區, 縣鄉兩級的農業管理機構和農業技術機構都存在兩難局面。具體表現為:一是專業化水平低, 開展農業新技術推廣普及難, 二是人員青黃不接, 將來后繼乏人。縣級農業技術機構農業技術人才奇缺, 難以履行本部門的職能, 鄉鎮級農業技術部門沒有真正懂得農業技術的人員, 無法承擔農業新技術推廣的重任, 最終導致農業技術推廣缺乏基本的隊伍保障, 新技術、新品種無法得到有效示范、推廣。例如河南省息縣種子站, 17人上班, 只有1個搞種子的技術人員, 即站長本人, 已經58歲, 過兩年退休, 其他16人都是非專業技術人員。該縣的鄉級農業技術機構也有類似情況。再如陜西省平利縣農技推廣機構有10年沒有增加1名本科學農專業的專業技術人才, 5年未曾增加1名大中專畢業生。不僅如此, 農技推廣人員分布結構還不平衡。縣級推廣機構集中了全縣60%的農技人員, 鄉鎮農技人員只有40%。還存在著農技人員在編不在崗、吃空餉、泡病號等問題[5]。

2. 高校農業相關專業畢業生很少流向鄉村基層。

劉鴻彬、敖雪分析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植物保護學院2017屆畢業生流向。無論是博士生、研究生還是本科生, 就業流向以高校科研等事業單位、企業和出國為主。基層對農技人員的需求與大學生就業期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難以化解。迫于農村地區艱苦的工作、生活條件, 大量畢業生熱衷于在薪資待遇和生活環境較好的大中城市以及東部地區就業[6]。這形成了我國農技推廣人員科學素養不高, 服務意識較差, 并且缺乏創新能力的現狀, 影響了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 制約著現代農業的發展。

(三) 鄉村經濟管理人才的現實稀缺與未來斷代

長期以來, 農民子弟升學和農民外出務工是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主要途徑。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 農民父母都努力讓孩子到城里上學, 而農民子弟學有所成后, 大多數不愿回到農村, 而是留在城里工作。另一方面, 學歷較低的農民為追求較高收入, 也紛紛進城務工, 導致我國農村基層干部等經濟管理方面的人才匱乏。

不僅如此, 我國大多數鄉鎮的農村經濟管理人才已經老齡化, 有接近一半人才年齡超過45歲。他們的經濟管理經驗也多偏重于傳統農業生產, 無法適應鄉村振興戰略對多樣化經濟管理人才的迫切要求[7]。多年來, 我國農村經濟管理人才主要集中在鄉鎮一級, 農村經濟管理人才嚴重缺乏, 并且伴有新老斷層現象, 導致引導和帶動鄉村振興的力量不足。例如廣西河池市宜州區劉三姐鎮約有8成以上的鄉村治理精英年齡超過40歲。劉三姐鎮巖田村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委員會主要由6名干部交叉擔任, 其中2名已經接近退休, 但仍然找不到合適的接任人選[8]。

大學生村干部一般聘用期為3年, 盡管在基層經過歷練, 積累了一些農村經濟管理經驗, 但絕大多數村干部還是在聘用期滿后離開鄉村。愿意為鄉村經濟發展奉獻青春的大學生很少。農村經濟管理人才是連接城市要素資源與農民的橋梁, 對土地流轉、產業發展等有重要推動作用。農村經濟管理人才的高流動性、年齡斷層問題正在影響著鄉村經濟的穩定, 以及鄉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形成原因

我國農業勞動力三個斷代危機的形成, 有多方面因素, 綜合起來, 主要原因有五點。

(一) 農業比較效益低

農業相對于二、三產業, 產值小, 利潤率低下。我國農業, 人均耕地面積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加之勞動生產率較低, 從而導致農戶平均年收入很少。為了增加收入,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熱衷于進城務工。根據五個產糧大省的調查, 一個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年收入是留在農村務農農民年收入的3~6倍。所以, 20~30歲的青年農民紛紛外出務工, 極少留在農村務農。

(二) 農業勞動強度大

近幾年, 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很快。但新增的農業機械主要集中在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種糧大戶等相對少數的新型農業經營實體手中。大多數種地農民, 因為資金困難, 很少購買機械設備, 種地仍然靠手工操作。南方多數山區和丘陵地區由于不適宜采用機械化, 農業生產主要依靠傳統的手工農作方式, “肩扛手提”和“刀耕火種”仍然普遍存在。“臉朝黃土, 背朝天, 一身泥土, 一身汗”是他們的真實寫照。許多80后和90后的小伙子說:“不想留在農村, 像父母那樣生活, 太苦;也更不愿意像父母那樣種田, 太累。我們這一代要有自己的生活。要到城市里闖生活, 掙更多的錢, 又不太累, 多好啊!”

(三) 農業風險大

我國農業一直具有兩大風險, 一是自然風險, 二是市場風險。首先是自然風險。我國幅員遼闊, 氣候條件多樣, 水土資源稟賦不一, 災害頻發。進入21世紀以來, 我國幾乎每年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旱災、澇災、風災、蟲災、雹災、霜凍災等災害。由于農業基本是靠天吃飯, 抗災能力弱, 所以每次災害都會造成不小的損失。例如2018年, 東北三省發生大面積旱災, 許多地塊嚴重減產, 有些地塊禾苗干枯, 顆粒無收。80、90后農村青年不懂農業也不會種地, 面對各種農業災害束手無策, 所以更加不想留在農村種地。其次, 市場風險在近兩年也表現得特別明顯。糧食價格一降再降, 賣糧難現象在不少產糧地區發生。雖然政府給了一些種糧補貼, 但也彌補不了損失, 最終還是增產不增收。80、90后農村青年看到父母種地賠錢、不賺錢和很難賺錢的情況, 更加堅定了離家進城打工的決心。

(四) 農民社會地位低

毋庸諱言, 當今時代, 農民仍然處于社會結構的底層地位, 在交易市場上也是弱勢群體。因此, 他們的權利和地位還未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這也是80、90后農村青年不愿留鄉務農的重要原因。他們說:“就是進城當個小區的保安, 也比在家種地強, 有身份有地位。”由于搞農業社會地位低, 工資少, 福利待遇差, 所以大專院校畢業生都不愿意到縣鄉兩級的農業部門工作。2010年以來, 我國農科院校的畢業生存在“三多三少”的現象, 即留城市的多回農村的少, 改行的多對口的少, 考公務員進企業的多, 搞農牧業生產的少。

(五) 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對貧乏

農民精神文化生活內容單調, 娛樂休閑活動種類少。看電視是最普遍的文化生活。村民通過串門聊天、打牌打麻將等方式度過閑暇時間。讀書看報、體育鍛煉等稍高層次的活動形式較少。也正是由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匱乏, 精神需求沒有得到很好地滿足, 農民在其他活動中尋找精神寄托。雖有文化站服務, 但科技文化宣傳較少。

文化設施短缺, 尤其適合青年人的文化活動設施較少。村鎮缺乏廣場、廣播、文藝演出組織、圖書館、電影院等。文化活動設施分布在數量上由城中村向偏遠農村遞減, 即距離城鎮越近, 文化活動設施越多[9]。很多城市居民日常的文化活動例如到電影院看電影、聽音樂會、參觀博物館、看時裝表演等活動對于農民來講只是一種奢望。

農業勞動力危機將會產生極為嚴重的后果。第一, 由于農業勞動力越來越短缺, 勢將不斷推高農業生產的人工成本, 在農產品價格相對穩定的條件下, 農業生產的純收益將會逐年降低, 農業可持續發展會受到嚴重制約。第二, 縣鄉兩級, 特別是鄉鎮級的農業技術隊伍不穩定和專業化水平的降低, 加之人員老化, 將使廣大農村的農業新技術推廣工作不斷弱化, 從而導致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僅難以提高, 甚至會明顯降低。第三, 農業勞動力的兩個青黃不接, 將會造成農業基礎不穩。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自身基礎不穩, 必將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 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的不平衡, 最終會給國計民生帶來負面作用力, 造成巨大的損失。

三、破解三個“斷代”:出路與對策

農業勞動力出現三個斷代危機的傾向, 并不是偶然現象, 而是由來已久的普遍現象。人才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支撐, 必須重視構建鄉村振興人才隊伍, 通過體制機制創新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 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一) 加快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新型職業農民是以農業為職業, 具有相應的專業技能, 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并達到相當水平的現代農業從業者。新型職業農民是解決“誰來種地”問題的根本途徑。2012年以來, 在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的洪流中, 開始出現少量回流農民工, 而且逐年有不斷增多之勢。同年政府也啟動實施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外出務工人員和在外讀書的大學生相對于留守農民而言, 文化層次高, 接受新事物、新技術快, 見多識廣, 能更好地理解國家政策, 更快達到培訓效果。現在返鄉農民工人和大學生數還不多,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們是中國未來農業的生力軍, 是消除農業三個斷代危機的主要力量, 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主力。

1. 積極鼓勵并支持青壯年農民工和大學生回鄉創業。

樹高千丈, 葉落歸根。應創造條件實施“歸雁工程”, 以親情、優惠政策和優質服務逐步將鄉土優秀人才引回家鄉, 促進鄉村經濟發展。一是建立與本鄉鎮有工作關系、親緣關系的各類人才“英才庫”, 充分利用“鄉情、親情、友情”這根“紐帶”, 在每年的春節、中秋等節日期間邀請部分在外創業的本鄉鎮人士回家鄉參觀、座談, 動員他們回鄉創業。二是對有意返鄉創業的“歸雁”, 鄉鎮安排專人提供辦證、用地、用水、用電等服務, 對意向投資項目, 確定具體部門負責推進, 為返鄉創業搭建舞臺[10]。三是切實落實國家對農民返鄉創業的各種政策。例如農民工參加創業培訓給予200~1 500元的創業培訓補貼;對于符合要求的返鄉創業農民工給予5 000元的創業補助;對于返鄉人員在創業孵化基地創辦實體經濟的, 所發生的物業費、水電費、房租費等, 3年內給予不超過當月實際費用50%的補貼, 年補貼最高1萬元;對于農民工創業獲省級優秀示范項目的補貼2萬~15萬元;對返鄉“創業之星”獎補1萬元;對符合條件的創業人員, 給予50萬~10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等。

2. 開展針對性免費培訓, 重獎創業示范平臺。

鼓勵新型職業農民采用半農半讀、農學交替等方式, 分階段完成學業。對有創業意愿的大學生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創業專項教育, 鼓勵大學生結合“互聯網+”“有機農業”“鄉村旅游”等創業熱點挖掘適合農村的創業項目。對大學生農村創業平臺被評估認定為市級大學生創業示范平臺的, 給予獎補;大學生到農村創辦的以非營利為目的創新創業項目, 可以按程序列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范圍。鼓勵專業技能型和專業服務型職業農民參加國家職業技能鑒定, 全面推進以新型職業農民為重點的農村實用人才認定管理, 將現有扶持政策更加精準地落實到職業農民頭上。創建農村職業教育示范縣。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完善培育機制, 加快構建“專門機構+多方資源+市場主體”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 發展壯大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 為現代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3. 優惠的稅收、擔保等政策。

一是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大學生涉農創業項目可優先入駐地方創業孵化器發展, 在一定的孵化期內, 實行一定程度的房租減免、稅費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等優惠。二是對貸款擔保。對于具備領軍潛力和持續發展能力的大學生新創企業, 在經營場所和創業擔保貸款等方面進行重點扶持, 政府提供一定額度的貼息創業擔保貸款, 同時向天使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予以重點推介。三是設立從業風險綜合保險。從業人員每年交納少量保險費, 一旦經營出現問題, 根據具體情況, 保險公司提供理賠, 最高理賠金額為10萬元。

(二) 改革完善農技推廣體制

堅持創新機制, 激發工作活力。應通過政策創設、機制創新, 在事關農技推廣體系長遠發展的瓶頸問題上大膽突破, 在整體激發農技推廣體系活力上大膽探索, 充分調動農技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1. 創新農技推廣人員激勵機制, 鼓勵農技人員在崗創新創業, 開展農技入股創新試點。

鼓勵農業科研人員、農技人員經所在單位同意, 以領辦創辦現代農業經營主體、合作共同研發、技術成果轉化應用、承接農業經營主體服務外包等不同技術入股形式開展增值服務, 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利益分配。以農技推廣聯盟專家為主要技術成果持有人,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主要入股對象, 以簽訂合作協議為主要形式的利益聯結新機制, 形成科技人員切身利益與科技成果轉化效益緊密結合的利益共同體, 激發農技推廣服務的內生動力。

我國應提高基層農業科技工作者職稱待遇問題, 解決生活困難和下鄉交通工具等, 鼓勵科技工作者積極到基層, 做好后勤保障措施, 避免后顧之憂, 做好農業科技推廣工作。

2. 實行多元主體進行農技推廣, 激勵社會化農技人員創新創業。

推進農業職稱制度改革, 把農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的技術人員納入農業序列職稱評審對象, 把這些社會化農技人員聘為技術指導員、村級農民技術員等, 切實發揮其作用。

3. 推廣科技特派員制度。

科技特派員制度發源于福建南平, 是在福建工作時深入總結基層實踐、科學深化提升、大力倡導推進的一項十分重要的農村工作機制創新。政府應把科技特派員工作與縣域科技創新、農業農村發展和精準扶貧緊密銜接, 著力從高校、科研院所吸引一批技術水平高, 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科技人員。政府還應推動科技特派員跨界拓展。動員、遴選一批工業和社會服務業領域的科技人員到農村創業與服務, 依托發展“互聯網+”推動農村科技創新創業向更廣、更新領域, 更好模式拓展[11]。

(三) 加速土地流轉, 轉變農業發展模式

國家應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 深化改革創新, 加快建立鄉村振興的用地保障機制。

1. 政策集成, 規劃土地利用。

政府應聚焦如何更好、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資源, 以及如何正確地處理好土地與農村、土地與農民、土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統籌整合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被征地農民多元安置保障、宅基地有償騰退、建設用地二級市場試點等配套制度, 充分發掘土地自然資源, 科學推進農業發展,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建設魅力鄉村, 培育鄉村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市場核心競爭力。

2. 放活承包土地經營權。

政府應探索構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業綜合服務”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推動農業規模化、專業化經營。引導土地經營權再入股農業產業化企業, 形成“折股聯營”“入股經營”“合作聯營”經營模式, 推動小農戶融入大市場, 分享產業化增值收益。

3. 盤活集體建設用地。

政府應探索實踐農村土地綜合整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交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股、農村宅基地有償退出、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等模式。堅持政府主導、平臺公司運作、市場參與的模式, 探索由國有公司收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高效對接政府招商項目, 充分盤活零星分散低效的集體建設用地;搭建農村產權交易平臺, 規范農戶對土地 (林地) 流轉、抵押等行為, 讓農村產權變成農民的本錢、資源變成農民的資本, 推進農村產權抵押融資貸款工作, 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加快農村集體產權清資核產, 全面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盤活未確權到戶的屬于集體的資產資源資金, 真正讓農村的資源要素活起來, 讓農民的福利多起來, 把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激發出來。

(四) 大力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加

著力提高種地農民的平均年收入, 特別是平均年可支配收入。政府應該強化市場運行機制, 通過優化種植結構, 改善農產品品質, 推進綠色農業與品牌農業的發展, 推進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的發展等方式, 提升農產品的價格, 增強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使農業產出增值。在大力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同時, 國家應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幅度, 不斷增加對農業的財政補貼資金和農田基本建設項目資助資金。

1. 完善農業基礎設施, 為高效農業生產提供保障。

國家應全面整合涉農項目資金, 不斷完善產區水、電、路、渠、棚、灌等基礎設施, 全面實現村村通水泥路;建設高標準農田、提灌站等水利工程建設, 有效提高灌溉率;按照“結構合理、品種優良、規模適度、效益高效”的思路, 堅持“穩糧擴經強畜牧”產業發展方向發展。

2. 堅持綠色發展, 打造品牌提升價值。

政府可堅持以“綠色、生態、有機、安全”為基本標準, 構建縣鄉村三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 擴大農產品標準化生產范圍, 對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實行實名制和全程可追溯管理, 從源頭上加強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控制, 促進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申報認證、農產品標準化基地建設, 增加“三品一標”農產品數量, 提高特色農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大力拓展“線上+線下”銷售渠道, 真正實現好產品賣好價。

3. 加快推進產業融合發展, 做大做強特色農業產業。

政府可因地制宜大力發展“一村一品”特色產業, 打造休閑度假、旅游觀光、創意農業等新業態, 建立農業主題公園、產業融合示范園區、農產品加工園區, 建立村級益農信息社、鄉村農產品電商站點。強力推動鄉村酒店和旅游民宿規模化、標準化、特色化發展, 建成鄉村酒店、休閑農莊、旅游新村, 使特色農業成為農民新的增收致富渠道。

(五) 創新農業保險機制, 增加農業保險品種

當前的農業保險, 對廣大分散農戶很少覆蓋, 對他們規避與分散農業風險所起的作用不大。對于規模農戶而言力度不夠, 無法適應規模化經營的快速發展。因此, 亟須改革創新農業保險運作機制, 改善農業保險工具, 增加農業保險品種。國家應加大農業保險力度, 進一步推動農業保險向農村深入發展。一是需要創新財政扶持農業保險的政策工具, 針對蓬勃發展的各種新型農業經營實體, 量身定做, 根據實際需求, 及時研究推出助力農業保險的新政策, 促進保險公司出臺新的農業保險產品;二是繼續探索開展保險的覆蓋范圍, 建立分散銀行和保險公司借貸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經濟補償制度, 充分發揮保險的資金融通功能。

1. 優化農業保險產品設計。

我國農業保險產品, 由于保費、賠償金標準等規定偏低, 對農民缺乏吸引力。應改革農業保險產品設計, 建立農業保險信息數據庫, 通過氣象指數、土壤墑情、旱情監測等技術指標, 科學劃分不同農產品的生產風險, 建立合理檔次的費率體系。在適當增加保費的同時, 提高賠償金標準, 使農業保險產品適應農民需要, 另一方面, 降低保險機構市場準入門檻, 鼓勵自由競爭[12]。

在農業保險產品設計上因地制宜。在基本保險產品基礎上, 對于大規模經營、風險更大的農戶、合作社等主體, 實施覆蓋農資等直接物化成本以及地租的農業大災保險產品;為增強農戶參保意愿, 立足于農業產業鏈, 把農戶與合作社、龍頭企業等作為一個農業投保組合, 形成多渠道資金、多投保主體的農業互助保險產品。

2. 建設農業保險基層服務體系。

當前農村, 農民缺乏保險意識, 保險公司在基層完成基礎工作的人員不足, 村干部用于農業保險方面的精力也十分有限。為此, 市、鄉鎮等相關基層組織和部門應參與支持農業保險工作, 向農戶做好農業保險制度宣傳, 讓農戶知曉理賠標準、測損認定方法、理賠程序等, 逐步建立基層保險服務體系, 提升農業保險服務能力, 保障農業生產能力。

村委會選定一名農戶擔任保險協保員, 做好農業保險協保員培訓工作, 讓他們清晰農作物保險的政策及相關保險條款。在出現災情時, 保險公司定損員應該與技術指導員、政府相關人員、村保險協保員等一起, 同農戶到田間核實災情, 現場核定受損的程度, 并清晰說明賠償標準, 發揮農業保險基層服務體系的積極作用[13]。

3. 建立和完善農業生產風險分散機制。

農業生產一旦遭受大面積干旱、洪水、臺風等自然災害, 往往給農戶帶來巨大損失, 還有可能導致保險公司以及政府財務危機。為保障農民利益, 可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出資設立主要農作物大災風險準備基金, 并設立專門委員會, 負責基金的管理和使用。農作物保險中的保險責任分為一般責任和大災責任。如果發生重大自然災害, 應由中央、地方政府, 以及保險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從巨災風險準備基金分攤大災賠付金。逐步建立和完善農作物大災風險賠付制度[14], 對于賠付率在150%~300%的損失, 啟動農作物大災風險準備基金;賠付率超過300%的損失, 可利用再保險的方式降低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