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明代萬歷二十四年，《金瓶梅》已經問世，開始以手抄本方式流播。

到了萬歷四十五年，在蘇州出現了初刻本《金瓶梅》。當時一位既見到過手抄本《金瓶梅》，也見到這個初刻本《金瓶梅》的薛岡，對這初刻本《金瓶梅》作了如下的記載：

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謂吉士曰：此雖有為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初頗鄙嫉，及見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獨吳月娘以善終，頗得勸懲之法。但西門慶當受顯戮，不應使之病死。

簡端序語有云：讀《金瓶梅》而生憐閔（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耳。序隱姓名，不知何人所作，蓋確論也。——薛岡（1561—1641后）《天爵堂筆馀》卷二

而當時不僅手中擁有《金瓶梅》手抄本，而且了解《金瓶梅》刻印過程的沈德符，也見到了這個初刻本《金瓶梅》，他在《野獲編》卷二十五中對這個初刻本《金瓶梅》作了如下的記敘：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

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由此我們已經可以準確地得知《金瓶梅》53—57回這個“病瘤”，在初刻本《金瓶梅》中已經存在了。

這個“病瘤”的特點就是：“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

崇禎年間，有人把這個帶有“病瘤”的初刻本詞話本《金瓶梅》，改編成了“說散本”《金瓶梅》，書名叫做《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

在主要情節方面其改編的原則之一就是“瘦身”與“化療”。 除此之外，就是請當時有名的刻工刻了200幅精美的插圖。

改編後刊行於崇禎年間，故簡稱「崇禎本」。初刻詞話本與崇禎本之間的關係是「父子關係」。

這在學術界叫做“第一代崇禎本”（每半頁10行，每行22字）。

到了崇禎末年，準確的說是在崇禎十四到十六年間，杭州書商魯重民將這個崇禎本（每半頁10行，每行22字），作了校勘等工作，變成了每半頁11行，每行28字的第二代崇禎本，這就是以日本內閣文庫本為代表第二代崇禎本，它完整地保全了第一代崇禎本中53——57回這個“病瘤”。

此外，還有兩大改變：第一，圖畫由原來的200幅，變成了100幅。

第二，第二代崇禎本比第一代崇禎本多出了一篇廿公跋。

崇禎本第30回《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有如下一段文字：

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道 ：“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著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

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才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 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繃接、草紙 不曾？”月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 

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里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 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里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里的’，叫大姐 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里孩子。”

崇禎本在這段文字上方有一條眉批這樣寫道：

“月娘好心，直根（？）燒香一脈來。后五十三回為俗筆改壞，可笑可恨。不得此元本，幾失本來面目。”

黃霖先生在《關于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中，在引錄了這段文字之后，說：

我曾在《金瓶梅成書三考》一文中將此“元本”與第四回的“原本”混同起來，因而覺得兩條眉批所言“原本”有所矛盾。現在想來，“元本”與“原本”不能相混。“原本”當為據以評改的底本，即已刊印的詞話本；而“元本”當為另一種據以參校的全抄本。

這種全抄本也只能是詞話本系統的，而決不是崇禎本系統的。因為評改者將此“元本”（全抄本）與“原本”（已刻詞話本）相較，只提到個別的回目如“五十三回為俗筆改壞”，而未提及全書的面目相異。（2）

清初有人把初刻本《金瓶梅》翻刻成《新刻金瓶梅詞話》，翻刻時，對于初刻本《金瓶梅》做了一次大手術，把初刻本《金瓶梅》中的53——57回這個“病瘤”的53、54兩回割掉了，用已經找到的53、54兩回替換了初刻本中的這兩回。

另一個比較明顯的大動作是，在卷端比內閣文庫本又增加了一篇“欣欣子序”。（關于廿公跋我們下面再予以敘述）

《新刻金瓶梅詞話》刻印之后，《金瓶梅》53—57回這個“病瘤”在刻本中便出現了三種存在狀態：

初刻本《金瓶梅詞話》第53回—57回是一位江浙一帶的讀書人補入的“贗作”。

其第55回——57三回，在《新刻金瓶梅詞話》中原樣保存了下來；

其第53回、54回的主要情節內容保存在崇禎本的第53回、54回之中，但由崇禎本的改寫者經過與其他各回大致相同的方式改寫過了；

《新刻金瓶梅詞話》將初刻本中的53、54兩回割掉了，用已經找到的53、54兩回替換了初刻本中的這兩回。

崇禎本53-54回這二回與《新刻金瓶梅詞話》這二回文字數量差別很大，小說技藝水平優劣也明顯不同，它肯定不是根據《新刻金瓶梅詞話》中這兩回改寫的。

這一點我們從崇禎本55—57三回與《新刻金瓶梅詞話》這三回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看得出來。

至此，《金瓶梅》53—57回這個大“病瘤”的來龍去脈以及在各種不同版本的不同表現，已經昭然若揭，它無可爭辯地證明了《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初刻本。

《金瓶梅》53—57回這個大“病瘤”對于判定《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初刻本雖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但人們仍然感到不滿足，以為這是孤證，“孤證不立”。

因此我主張把對53—57回大“病瘤”的考察與與其他“癥狀”考察聯系起來診斷，我在拙作《〈金瓶梅詞話〉晚于“崇禎本”的鐵證》（3載《明清小說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中，又舉出了《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另外一個鐵證，這就是上面提到的日本內閣文庫本的崇禎本又增加了的“廿公跋”。

關于日本內閣文庫本的崇禎本，日本學者荒木猛先生寫過一篇《關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藏本)的出版書肆》，原載1983年6月《東方》。

黃霖與王安國先生把它編譯在《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10月版，第130——138頁）中了。

因為在齊魯書社出版，所以該書出版后不久，我就買到了。我認真拜讀了荒木猛先生的這篇論文。

當時我覺得荒木猛先生只是進一步證明了內閣文庫本《金瓶梅》刻于崇禎年間，沒有太在意。

直到1997年大同國際《金瓶梅》會議之后，我開始檢討總結反思三十年來整個金學界以及我自己關于《金瓶梅》作者考證的全程（詳見拙作《〈金瓶梅〉作者考證的重要途徑——》）時，我決定采用老子的靜觀玄覽的方法，把以往的過程做一個總結，劃一個句號，將腦子“清空”，一切從頭再來。

于是開始重新翻檢我以往收集到的關于《金瓶梅》研究的全部材料，包括專著、公開出版的論文，油印的論文等等。

當為再一次拜讀荒木猛先生的這篇論文，看到日本內閣文庫本的出版書肆是魯重民時，我真的驚喜若狂。

根據我所掌握的關于《金瓶梅》版本研究的知識積累，很快意識到廿公跋可能是魯重民加上去的，于是我開始對魯重民進行研究。

1998年，我完成了《論〈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當為魯重民或其友人》，刊載于《煙臺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 4期。

這與黃霖與王安國先生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在齊魯書社出版，整整晚了十年。

1999年我完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大騙局大鬧劇大悲劇》，因為論文過長，很多刊物拒絕發表，直到2002年才刊登在《煙臺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上。

黃霖與王安國先生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出版后，其中所收錄的荒木猛先生的這篇論文，在海內外金學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直到我的《論〈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當為魯重民或其友人》發表之后，

特別是我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大騙局大鬧劇大悲劇大鬧劇》發表之后，不少人開始重視起來，這我們從2015年出版的兩種《金瓶梅》研究著作（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金學叢書》第二輯，其中有黃霖先生的一本《黃霖金瓶梅研究精選集》，另一部是王汝梅先生的新著《這個版本史》，齊魯書社）中就可以看出些端倪。

王汝梅先生在其新著《金瓶梅版本史》中比他以往關于內閣文庫本的敘述，增加了一項內容;“荒木猛在《關于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內閣文庫藏本）的出版書肆》一文中認為，內閣文庫藏本是杭州書賈魯重民刊刻，在崇禎十三年后的不遠時間。此一說可供參考。”

黃霖先生比王汝梅先生進了一步，他在《再論《〈金瓶梅〉》崇禎本系統各本之間的關系》（精選集165）中，認可了日本內閣文庫本是杭州書商魯重民所刻：“內閣文庫本為杭州魯重民所刻。”（《黃霖金瓶梅研究精選集》166頁）

王汝梅、黃霖先生對于廿公跋是否為魯重民所撰寫與添加不置一詞，但是他們卻都不得不面臨這個關鍵性問題。

黃霖先生與王汝梅先生都認為《新刻金瓶梅詞話》就是初刻本《金瓶梅》，并且認為崇禎本是根據《新刻金瓶梅詞話》改寫的。

眾所周知，《新刻金瓶梅詞話》上有欣欣子序、廿公跋、東吳弄珠客序，而所有的第一代崇禎本（每半頁10行，每行22字,暫以北大本為代表）都只有東吳弄珠客序，這被認為這是崇禎本改寫者刪去了《金瓶梅》初刻本上的欣欣子序、廿公跋。

而所有的第二代崇禎本（每半頁11行，每行28字，以內閣文庫本為代表），都有廿公跋。他們二人又都承認第二代崇禎本晚于第一代崇禎本，是根據第一代崇禎本翻刻的，那么關于第二代崇禎本比第一代崇禎本多出來的廿公跋，他們就只有如下的兩個選項：

A:第二代崇禎本的廿公跋是從《新刻金瓶梅詞話》中選擇而來的；B：是第二代崇禎本的刻印者——魯重民添加上去的。

很顯然，如果選擇了A項，那么這種選擇馬上就面臨著如下兩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1、為什么第一代崇禎本的刻印者，只選擇東吳弄珠客序，而不選擇欣欣子序、廿公跋？

眾所周知，欣欣子序對于《金瓶梅》的評價，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比東吳弄珠客序更精彩，這是連王汝梅、黃霖二位先生都承認的。

2、為什么第二代崇禎本的刻印者——魯重民，只選擇了僅有95個字的廿公跋，而不選擇內容比廿公跋更為豐富多彩的欣欣子序？

黃霖先生說：

關于《金瓶梅》的序跋問題。今見崇禎本卷首只有東吳弄珠客序，而詞話本前還有欣欣子序與廿公跋。但當初薛岡談及的僅是東吳弄珠客序，基本看到全書的沈德符談到作者時也未及欣欣子序中提到的笑笑生這都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不知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這似可證明他們看到的抄本只是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而非詞話本系統的《金瓶梅詞話》；

今見《新刻金瓶梅詞話》卷首的序跋也不統一，欣欣子序文字訛誤甚多，而東吳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卻「正確無誤」，顯得「非常特殊」，而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體與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體，一用寫體，且東吳弄珠客序稱書名為《金瓶梅》，而不稱「詞話」，與欣欣子序稱「詞話」相捍格；如此等等，無非說明先有東吳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

其實，假如換一個思路來考慮這些現象的話，正可窺見《金瓶梅詞話》及其序經輾轉傳抄而錯誤百出。

薛岡所見東吳弄珠客序并不是在早年「往在都門」時，而是「后二十年」看到「刻本全書」時。這個序言及跋是在刊印《新刻金瓶梅詞話》時加上去的。寫序的人很可能就是馮夢龍14。

中國民間歷來有「龍戲珠」或「二龍戲珠」等傳說。出身于蘇州的名夢龍、字猶龍、別署龍子猶的馮夢龍用「東吳弄珠客」為號不是順理成章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說馮夢龍見到《金瓶梅》抄本后十分「驚喜」，并「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沈德符當時不愿將自己的書拿出去付刊，但書坊還是從別處購到了一部抄本《金瓶梅詞話》。

在付刊前，請曾經為之「驚喜」并慫恿書坊刊刻的馮夢龍作序，也在情理之中。于是，這篇東吳弄珠客序及同時請人作的廿公跋明顯與欣欣子序有所不同。

當《新刻金瓶梅詞話》出版后，書坊主覺得書中問題多多，很可能即商之于馮夢龍，將詞話本進行修改與評點，于是就有了「崇禎本」。

這從崇禎本卷首僅收東吳弄珠客序與同時所寫的廿公跋而刪去了欣欣子序，以及東吳弄珠客序后刪去已不合時宜的題署時間、地點來看，也清楚地表明了詞話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是原序，崇禎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是后印的。

反之，假如崇禎本中的東吳弄珠客序先有，則詞話本在此序后再增加「萬歷丁巳季冬」「漫書于金閶道中」云云，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從《金瓶梅》的序跋來看，也只能證明崇禎本及東吳弄珠客序是后出的。（4）

葉按：第一，黃霖先生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第一代崇禎本上并沒有廿公跋，只有第二代崇禎本（內閣文庫本）上才有廿公跋。

第二，關于《金瓶梅》的作者，欣欣子序與廿公跋之間是有矛盾：

欣欣子序中明確地說《金瓶梅》的作者是“吾友蘭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卻說《金瓶梅》的作者是“世廟時一鉅公”。

將欣欣子序與廿公跋 關于《金瓶梅》作者的說法相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欣欣子序后出，而廿公跋早出。

不然欣欣子序中明確地說《金瓶梅》的作者是“吾友蘭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卻說《金瓶梅》的作者是“世廟時一鉅公”，那樣的不確定是不應該的。

因此，《廿公跋》作于前，《欣欣子序》寫于其后，這同樣也是不爭的鐵一般的事實。

弄清楚了“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者之間的前因后果，則《新刻金瓶梅詞話》晚于“崇禎本”《金瓶梅》就比較好理解了。

結語：關于《金瓶梅》的三個序跋在《金瓶梅》主要版本中存在方式，我已經做出過這樣的敘述：

刻印于上述四種《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為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這三篇序跋的寫作時間為：東吳弄珠客序作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禎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種《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況為：

初刻本《金瓶梅詞話》開端有東吳弄珠客序，這有薛岡《天爵堂文集筆余》為證；

崇禎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錄了東吳弄珠客序；崇禎本《金瓶梅》乙系不僅收錄了弄珠客序，又在其前加了廿公跋；

《新刻金瓶梅詞話》不僅沿襲了崇禎本乙系，收錄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加上了欣欣子序（這是臺灣藏本的順序，日本棲息堂藏本順序不同）。

上述四種《金瓶梅》刻本的序跋出現的順序、分布以及四種刻本刻印之先后順序昭然若揭，除了初刻本《金瓶梅詞話》有薛岡的記述之外，其余都有版本上的依據。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弄清楚了“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者之間的前因后果，則《新刻金瓶梅詞話》晚于“崇禎本”《金瓶梅》就比較好理解了。

結語：

《金瓶梅》53——57回這個“病理切片”在初刻本《金瓶梅》、崇禎本《金瓶梅》與《新刻金瓶梅詞話》三種《金瓶梅》主要刻本中的三種不同存在形態與《金瓶梅》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三個序跋在《金瓶梅》初刻本（即《金瓶梅詞話》）、

第一代崇禎本（每行22字）、第二代崇禎本（每行28字）、《新刻金瓶梅詞話》等四種《金瓶梅》主要刻本中出現的順序、分布，相互結合，《新刻金瓶梅詞話》不是《金瓶梅》初刻本，以及與之相關的崇禎本《金瓶梅》與《新刻金瓶梅詞話》之間的關系等等，也就可以做出明確的判斷來了。

（一）弄清楚版本出現與演變的真相。

（二）從新的起點出發，探討新的問題一旦跨過《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初刻本這個坎，您就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你就會卻思考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既然《新刻金瓶梅詞話》晚于崇禎本，那么是它與崇禎本之間的關系就可能比我們過去所想象的要復雜多了。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外事翻譯學院

本文選自2018（開封）國際《金瓶梅》研討會論文匯編，轉發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