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湖南湘鄉人，原本是一名小學老師，大革命時期，譚政投筆從戎，進入北伐軍中，在鐵四軍擔任文書，盧德銘為團長的警衛團成立后，譚政在警衛團擔任連文書、營書記，警衛團后來暫棲江西朱培德麾下，被改編為江西省防軍第一師，余灑度擔任師長，譚政則升級為師書記。

警衛團后來在毛委員的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成為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譚政堅決擁護毛委員的正確主張，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譚政后來長期從事政工工作，擔任過紅12軍政治部主任、紅一師政委等職務。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譚政是軍中著名的筆桿子，他對歷次戰役的總結，他的生花妙筆，都讓毛委員頗為贊賞，而他在軍隊中表現出的政工能力，也是軍中需要的。譚政，一步一步成長為我軍政工干部的一位標桿人物。

解放戰爭時期，譚政先后擔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務，成為我軍政工工作的楷模干部。1955年評定軍銜時，譚政位列大將，在四野中，出現了林、羅兩位元帥，譚政、肖勁光兩位大將，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四野的赫赫軍功和兵強馬壯的實力。

擔任東野政治部主任的譚政被評定為大將，而與其平級的參謀長劉亞樓卻僅僅被授予上將軍銜，這是為什么呢？話說從頭，我們先來看一下劉亞樓將軍的輝煌履歷吧。

劉亞樓，福建武平人，1929年參加閩西游擊隊，同年入黨。劉亞樓原來的名字叫做劉振東，參加紅軍后，他改名為劉亞樓，意思即是為革命更上一層樓。劉亞樓從一名普通的游擊隊員做起，在歷次戰役中表現出色，職務也是水漲船高，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做到了紅12師政委的職務，三年從小兵到師級干部，這個進步速度，令人汗顏。

劉亞樓參加過活捉張輝瓚、強渡烏江天險、飛奪瀘定橋等紅一軍團的歷次著名戰斗，是林帥麾下的一員虎將。1939年，劉亞樓前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很快趕上了蘇德戰爭爆發，劉亞樓以伏龍芝學員的身份，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可謂是一位國際主義戰士了。蘇聯對日宣戰后，劉亞樓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歷經蘇聯六年的歷練，將很快在東北戰場大放異彩。

解放戰爭中，劉亞樓繼續與老首長林帥、羅榮桓合作，擔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的職務，他心思縝密，制定作戰計劃滴水不漏，協助林帥、羅帥很好地完成了東北戰場的指揮工作，實際上是當時東野的三號人物。那個時期，毛委員、中央與四野的電報署名中，都是林羅劉并列的，可見劉亞樓在東野的重要地位。

我們可以看到，在東北野戰軍中，參謀長劉亞樓的地位甚至還略在政治部主任譚政之上，但是1955年授銜時，譚政卻是大將，劉亞樓只是上將，這是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劉亞樓在1939年離開軍隊前往蘇聯，1945年回國，離開軍隊六年，資歷上就顯得稍差了些。1939年，時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的劉亞樓被派往蘇聯，前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這對劉亞樓個人，以及我黨我軍來說，都是個很好的充電的機會，但離開軍隊，顯然對劉亞樓個人的授銜還是有影響的。

第二，譚政被授予大將，考慮的更多的并不是他東野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而是他的代表性。當時評定軍銜，并非簡單的按照職務或是戰功來評的，而是綜合考慮考慮各個方面，元帥、大將的人選都非常有代表性。

而譚政，是我軍中政工干部的楷模，是我軍政工工作的一面旗幟。他被評定為大將，更多的原因是作為政工干部的代表入圍的。而劉亞樓雖然前期也從事過政工工作，但更多的時候是擔任軍事干部。劉亞樓軍事能力非常出色，但相比起其他幾位以軍事干部入選的大將來說，就差了點了，像粟裕、徐海東、陳賡等人，戰績都要遠遠在劉亞樓之上，而王樹聲、張云逸等人，資歷又遠在他之上。綜合各方面，劉亞樓最終沒有被定為大將軍銜，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劉亞樓1929年參加革命，這個時間當然也很早，但在我軍的高級將領中算是比較晚的了。在十大大將中，要么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革命，要么是1927年我軍各大起義時參加的元勛，而劉亞樓1929年才在武平參加游擊隊，資歷上的確了吃了點虧。

中原野戰軍參謀長李達也是上將軍銜，而西北野戰軍參謀長閻揆要，甚至只是中將軍銜，這也說明，授銜并不是完全按照職務高低來評定的。我們看到，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蕭克也是上將，而許光達卻是大將，因為許光達是作為湘鄂西、紅二軍團的代表被授予大將的。授銜，就是要綜合各方面，所以，劉亞樓的上將軍銜，基本上還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