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等組織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政治綱領。武昌起義以后,孫中山等革命領導人立刻意識到這個綱領的局限性。如果繼續堅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蒙藏青新東北等廣大地區有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危險。于是,趕緊改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中華民國國旗也定為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大家可能以為“漢滿蒙回藏”這五族的說法,是當時人臨時想出來的。其實不然。“五族”的說法是有來歷的。清朝時,滿文、蒙文、漢文、藏文、維吾爾文這五種文字都是政府認可的官方文字。清廷為此還專門出過一本書《五體清文鑒》。“五族”的說法就是由此而來。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辛亥革命爆發前,中國的王朝不是清這樣的異族王朝,而是明這樣的漢人王朝,中國的近代轉型可能要成功得多。 轉型會不會因此更成功,不好說,但如果最后一個傳統王朝是明,中國現在的疆土面積很可能要小得多。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可能都不在其中。 看一下明清兩朝的疆域圖。在明朝,東北、北、西北、西基本都屬于境外。從面積來說,明的領土大約只有清的一半。如果辛亥革命是在明末爆發,這些廣大地域恐怕就不屬于中國了。 02那么,這是不是說明“大明王朝”很無能呢?倒也不是。在這方面,明朝和漢唐以來的中華帝國相比,不出色但也不落后,基本一脈相承,算是個合格生。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講到了華夏族的一次大擴展,那就是從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珠江流域,也就是擴展到了南方。那次擴展大致在秦漢時期完成。從那以后,歷朝設置郡縣,也就是進行正規統治的地方,基本穩定不變。 有人可能會說,不對。漢、唐都曾經大大向西向北擴展過。但細看歷史就能發現,那些擴展往往很薄弱,也就是所謂“羈縻”——冊封當地的土豪,換取土豪對中央名義上的臣服。這種關系,更類似于朝貢體系內的天朝-藩屬關系,遠遠沒有達到融為一體的程度。 而且,就算是“羈縻”,往往也難以持久。漢朝在游牧草原大進大退。唐朝控制蒙古高原不過四十年。國家實力稍有減退,中央政府無力維持耗費巨大的遠距離“輸血”,對這些遙遠地區的控制也就難以為繼了。 究其原因在于,王朝是否能將某地“收”進來,關鍵在于是否有大量漢人移民的進入。南方之所以后來成為華夏毫無疑問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中華經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因為魏晉以來大量漢人移民來到南方。東北地區在明朝時屬于滿洲人的地盤,清末開放以后,山東河北等地大量漢人來到東北開發東北,東北由此牢牢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北方、西北方屬于草原干旱半干旱地區,不像南方和東北那樣適合農業耕作。因此,“漢人移民大法”在這些地方無從施展。如果沒有大量漢人農業移民,僅靠“羈縻”,傳統中原王朝無法真正把這些地區“收”進來。 03說到這里,就說到了著名的“胡煥庸線”,也稱為“黑河-騰沖線”。從黑河到騰沖,劃一條線,兩邊的面積差不多大,但人口密度差距卻非常大,是5%對95%。 黑河-騰沖線,不但是農區和牧區的分界線,基本上也是傳統王朝擴張的極限。傳統王朝的直接統治,即使能越過這條線,也過不去多少。實際上,在清末以前,這條線以東的東北地區,也不屬于王朝的直接統治范圍。中原王朝穩固的統治范圍,是“內陸十八省”。 胡煥庸線以東,從秦漢開始,到隋唐,中華帝國建立了一種統治模式,這種模式概括來說就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就算不能百分百做到,但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一直都是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普及漢語、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漢文明,這個統治模式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耕作。 明朝基本上延續了這種統治模式,也就相應延續了這個領土范圍。如果沒有元、清兩朝,那么很可能,中國國土的范圍,要小很多。 好在我們有元、清這兩朝。 04元、清兩朝的核心特征,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就從根子上解決了“無法移民就無法統治”的難題。他們不需要費勁巴力地向邊疆派出移民,他們自己就是從邊疆那邊過來的。 因為有這種全新的條件,在元、清兩朝,出現了一種超越漢唐明傳統王朝的新統治模式。這種新模式,萌芽于遼,發育于金,定型于元,成熟發達于清。雍正曾經說過一句話:“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于元,而極盛于本朝”。 相比于漢唐明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也就是以漢語和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一元帝國”,新模式的特點就是“二元帝國”,經濟基礎包括了農耕和游牧兩大類,內陸的儒家倫理和邊疆地區的宗教并立,在具體的統治形式上,也是內陸的郡縣制和邊疆多種統治方式并存。 這里面的一個典型表現是清朝的理藩院。清朝曾經編訂過一本書,追溯其各項制度的歷史淵源,以顯示其統治的合法性。各種制度、各個部門,在此前的王朝中都能找到前身或類似,唯獨理藩院找不到。這是個全新的政府部門。秦漢隋唐都沒有。 我們現在知道,其實理藩院也有前身,那就是元朝的宣政院。只有元、清兩朝有這種政府部門,這并非偶然。在胡煥庸線以西行使真正的主權,這就是元、清才有的新事。此前的王朝,實行主權只限于內陸,在“羈縻”地區,并無主權可言,自然也就不必設立相應的政府部門。 對這種新模式來說,元朝的最大作用在于重新統一了唐朝以后的大分裂,把多個民族地區合為同一個國家——宋其實不算是個大一統王朝,西夏、遼、金等多年和宋并立。但元朝持續的時間不長,在鞏固、完善新統治模式上,清朝的作用要大得多。 05首先,清朝一改明朝時的整體防御態勢,從一開始就采取積極主動的擴張姿態。因為是進攻擴張,加之自身就屬于周邊入主中原者,所以,在清廷看來,周邊民族地區和內陸中原,本來就是一體的。 政治上視為一體,但民族地區情況和中原差別很大。這并沒有難住清廷,他們不受“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以夏化夷”的限制,放手在各地實行靈活多樣的統治方式。在中原,清朝延續傳統王朝的統治模式;在蒙古地區,實行旗盟制;在新疆地區。實行伯克制;在西南地區,實行土司制;在西藏則實行達賴班禪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可謂“一國多制”。 同時,和漢唐明時的“羈縻”不同,對邊疆民族地區,雖然以當地貴族、頭領統治為主,但清朝都派有軍事將領,強化軍事上的管理,實行直接控制。在蒙古設烏里雅蘇臺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在新疆設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在西藏設駐藏大臣等等。 在宗教上,清廷的手法更是老練。在中原內陸,繼續實行儒家倫理的漢人傳統,在蒙古和西藏地區卻通過藏傳佛教實行統治,和宗教領袖建立密切聯系。這樣一來,清廷不但籠絡了民族地區的上層貴族,也從文化心理上讓民族地區的民眾接受了清朝的統治。 清朝的這種“二元論”統治的外在表現就是北京-承德兩地同時具有統治中心的功能。北京以面向中原內陸為主,承德以面向民族地區為主,為此,清廷在承德避暑山莊附近修建了“外八廟”等大量寺廟,專門用來接待民族地區的宗教領袖。 06經過元、清兩朝的經營和努力,中國國家的領土范圍大大突破了“胡煥庸線”的限制,從農耕區擴展到了包括游牧草原、西藏高原在內的廣大區域。這是從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珠江流域以后,中國國家整合的又一次重大進步。正是這次擴展,奠定了當代中國廣土巨族的基礎。 從整合的角度來看,把南方納入華夏范圍,意味著中華文明突破了單一大河流域的范圍,擴展到大陸級別。在這個過程中,秦漢唐確立了傳統漢王朝“一元化”的統治模式。這個整合過程,到今天,可說已經徹底完成。中原農耕地區,雖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到今天,統一已經非常穩固不可動搖。 元、清兩朝,通過“二元統治模式”,突破了“胡煥庸線”,把游牧草原區也納入中國的范圍,尤其是把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歷史傳統的少數民族,變成了“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成員,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偉業。元、清兩朝,雖然是異族入主中原,但在中華歷史上,他們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不過,應該承認的是,融合農區和牧區,把多民族人民鍛造成統一的中華民族,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并沒有徹底完成。現實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和障礙,還需要持久和艱巨的努力。一些國家的人,很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方面出現倒退甚至失敗,希望看到中國陷入分裂甚至瓦解。 新中國接下了這個歷史接力棒,在整合的方向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整合而不是分離,統一而不是分裂,這才符合歷史的大趨勢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方向。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整合范圍越來越大,整合層次越來越深,彼此聯系協作越來越密切的歷史。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中國歷史,才能真正看懂中國歷史。 更重要的是,也只有從這個方向眺望未來,才能看清未來中國和世界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大勢。 參考資料:《新雅中國史八講》,三聯書店,2021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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