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近代思想家、經學大師章太炎如是說。語言文字之學是人文學術研究的基礎，自古典學術發軔起，無論中外都面臨對哲學與修辭學或者思想與語言技藝的追問，相關研討在學術史進程中升降起伏，近年來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討論，在人文學科領域激發出新的思考和探索實踐。對于當代學界而言，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才能鑠古切今、自鑄偉辭，構建中國風格人文學科體系。

在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的視野中，“修辭學既是哲學最古老的敵人，也是哲學最古老的盟友”。毫無疑問，修辭學是最古老的學問之一，被認為是加強語言說服能力的技藝，修辭學、邏輯學等“七藝”都屬于西方古代教育的核心學科。在古希臘哲學史上，蘇格拉底等哲學家與傳授修辭學“智者”的對立和論辯，可稱為哲學與修辭學之爭。其間存在思想與言辭的分野，或者“道”與“藝”的張力。

20世紀的“語言學轉向”推動了修辭學的復興，這對包括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各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4月上旬的一次學術講座中，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洪漢鼎分享了“詮釋學、闡釋學與中國闡釋學學派”的相關思考。洪漢鼎師從賀麟、洪謙等哲學大家，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第一屆研究生，他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在斯賓諾莎哲學、分析哲學和詮釋學領域產生了重要學術影響。目前，年屆八旬的他正主持推進“伽達默爾著作集漢譯與研究”學術工作。在洪漢鼎看來，詮釋學的興起使修辭學恢復了與真和善的聯系，修辭學不僅談論美，而且有益于真理的探求和善的獲得。當代詮釋學有三個基本特征或取向——想象力、修辭學和實踐哲學。哲學詮釋學的“闡釋”概念也充分體現這三個特征或取向。詮釋學與修辭學相統一，為人類相互理解的實踐作出了貢獻。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及其哲學詮釋學對中國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2022年是伽達默爾逝世20周年。近年來，中國學界在對伽達默爾等重要哲學家思想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創新探索，希望吸納更多學科成果，形成更具前沿性和交叉性的學術成果。中國詮釋學專業委員會2022年年會擬于9月在濟南舉行，專委會認為，詮釋學東傳漢語學界是一件影響深遠的思想事件，激活了中國思想中歷史悠久的經典詮釋傳統，這屆年會主題定為“伽達默爾與當代中國詮釋學——紀念伽達默爾逝世20周年”，學界以學術紀念展開進一步探討。

“修辭立其誠”語出《周易》，對于中國傳統學術，是一個關涉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命題，歷代很多學人都曾探究過這一核心命題，語言學家、修辭學家、經學家、易學家等有不同理解和闡釋，在人文學科領域屢有爭鳴。

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于1932年出版，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奠基之作，該書開篇就引用“修辭立其誠”而展開辨析闡發。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胡壯麟介紹說，在《修辭學發凡》問世90周年之際，我國語言學界已于2021年12月召開了專題研討會，他在準備會議論文過程中研讀該書又有新收獲，提出“陳望道是功能語言學的先行者”。在胡壯麟看來，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優秀傳統，同時也要“學貫”和“融通”其他民族或國家可借鑒的方面，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宗廷虎是陳望道的學生。據他回憶，陳望道強調修辭學研究者必須學習哲學，包括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還要學習美學、心理學、文學理論等。陳望道治學提倡“古今中外法，學術中國化”，除了修辭學，他也花了很多時間對美學、倫理學乃至因明學等關聯學科加以研究。深刻理解陳望道的修辭學思想并創新發展，需要更廣闊的學術視野。

莊子哲學是當代中國學術特別是哲學建構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在致力于德國古典哲學翻譯和研究的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鄧曉芒看來，如果要建立以“修辭立其誠”為基點的中國特色修辭學體系，不能從儒家“進德修業”的政治倫理入手，而應從道家哲學對真和誠的理解來考察莊子的語言觀特別是“卮言”中所包含的修辭哲學，對“修辭立其誠”這一命題加以重新闡釋，在中國修辭學領域開拓出一片新天地。

蘇軾提出有“道”有“藝”的美學思想，認為“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于心，不形于手”。在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領域，中國蘇軾研究學會會長、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周裕鍇所著《石門文字禪校注》于2021年出版，備受學界好評。周裕鍇表示，該書是他有意用闡釋學眼光從事古籍校注的一次嘗試。在他看來，中國傳統學術的儒家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都與文本闡釋密切相關。中國古代自有一套內在具足的關于文本理解的理論和誕生于中國文化土壤的闡釋學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典籍蘊藏的資料足以與西方闡釋學傳統媲美。

在中國人文傳統中，創作和治學的重要標準是“取镕經意，自鑄偉辭”。近年來，在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領域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探索，無論是詮釋學或闡釋學領域的會通探索，還是以小學通義理的融通，或是以辭理互證倡導訓詁哲學等，雖然治學進路不同，但都努力融通學科、自鑄偉辭，探索構建具有原創性的中國人文學術研究。

談到近期學術工作，洪漢鼎表示，主要是探索如何建立既不同于西方闡釋學又高于西方闡釋學、既不同于中國傳統經學又高于中國傳統經學的中國闡釋學及其作為實踐哲學的經典闡釋學。如果我們加大努力，在未來的世界哲學舞臺，除了帶有英美特色的分析哲學和帶有德國特色的現象學外，必然會出現帶有中國特色的經典闡釋學。

“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清代學者陳澧在其《東塾讀書記》中這樣寫道，這反映出文本闡釋的必要性。縱觀近年中國人文學術發展，從傳統“小學”的訓詁學展開的哲學思考，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方向。語言學界追索訓詁學的最初產生及其理論意蘊，哲學界從語言探究訓詁與義理，不同學科在語言之林的深處相遇匯合。

在近代學術史上，章太炎熔鑄傳統經學、史學、訓詁學和西學等而自成一體的學問，給中國學術的當下發展提供重要啟迪。北京師范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孟琢致力于傳統“小學”與義理之學的融通，探究中國古代訓詁學的語言哲學意蘊。通過疏證，求其確解，他認為，章太炎對《莊子》中的《齊物論》作了突破性闡釋，在傳統小學“解故”的基礎上，建立起特色鮮明的齊物哲學。這種齊物哲學既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大膽突破，也是對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學的積極響應，代表著中國傳統哲學的近代高峰。

回顧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創新探索，前輩學人導夫先路，今人傳薪弘揚。在對“言意之辨”與魏晉玄學的經典研究中，國學大師湯用彤提出，“新學術之興起，雖因于時風環境，然無新眼光新方法，則亦只有支離片段之言論，而不能有組織完備之新學。故學術，新時代之托始，恒依賴新方法之發現”。中國學術進入新時代，學界要進一步激活資源、重構體系，學習借鑒新方法、打開想象力、運用實踐智慧，努力開辟中國風格人文學術新境界。

責編：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