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是指中國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簡牘是紙張沒有發明以前，古人尋找到的一種最為便捷實用的書寫載體。正是簡牘的廣泛運用，才使悠久的華夏文明、燦爛的思想文化能被記錄下來，得以長久保存。

史冊記載，漢簡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有學者將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稱為中國“四大漢簡”。

居延漢簡是1913年出土于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的古代簡牘。

其內容絕大部分為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

居延漢簡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被譽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同時，出土的古代漢簡中的書法墨跡，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漢代隸書的研究內容，為中國書法史填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敦煌漢簡發現于20世紀初，是甘肅敦煌出土的漢代木簡。

簡文所見紀年最早為西漢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內容多為邊戍文書，有來往公文、烽燧紀事、廩給簿記、物料帳冊等。另有《倉頡》、《急就》、《力牧》等古書片斷和歷譜、醫方、私人書信以及有關日忌、方術、技藝等雜簡。

敦煌漢簡對研究漢代的屯戍制度和敦煌地區的歷史、地理具有重要意義。

在甘肅省武威市漢墓中出土的簡牘統稱武威漢簡。其中包括1957年7月在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中出土的儀禮簡，1959和1981年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簡和1972年11月在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

其中儀禮簡對于研究漢代經學和《儀禮》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并且書寫工整秀麗，是漢代墨寫隸書的上品。王杖詔令簡是研究漢代養老制度的重要資料。醫藥簡牘則是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特別是漢代醫藥學的重要資料。

武威漢簡內容豐富、史料可貴，是中國簡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鮮明的特色，留存了華夏文明向西傳播清晰的印跡，見證了絲路文化傳播交流的盛況，也彰顯了武威歷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蘊。

甘谷漢簡，1971年12月發現于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劉家屲（wā）的一座漢墓中，共23枚。

簡文內容是當時漢陽郡太守轉發給所屬縣、鄉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第一至二十一枚記的是東漢桓帝(劉志)延熹二年(159年)，宗正府卿劉柜關于維護劉姓皇帝宗室特權的文書。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涼州刺史(劉)治與漢陽太守(劉)濟，逐級下移“屬縣令長”優復宗室的詔書。

甘谷漢簡內容不僅涉及有關宗室管理等問題，而且提到許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別是賦稅名如“門錢”，不見諸史籍，十分可貴，是研究漢代社會制度、政治、經濟的重要依據。

2000年間，中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國的古代典籍得以傳世，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知識得以繼承弘揚，是竹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中國四大漢簡，是一個歷史文化寶藏，是兩漢時期的原始檔案，它幾乎涉及漢代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絲綢之路、民族關系、郵驛交通、科學文化、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是一幅多姿多彩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