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篇：

惟□□四（？）月，則贏絀不得其當，春夏秋冬，□有□常，日月星辰，亂逆其行。贏絀逆　（？亂），卉木亡常，是（？）謂妖。天地作殃，天鼓將作湯，降于其〔四〕方，山陵其墮，有泉　　汝（　、汩），是謂悖。悖歲，□月肭、月吉，吉□□有電　，雨土，不得其參職。天雨□□，是逆月閏之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謂逆終亡，奉□□其邦；四月、五月，是謂亂紀亡，　 □朢（？）。亓（？其）歲：西國有吝，如日月既亂，乃有爽□；東國有吝，□□乃兵，□于其王。

凡歲　慝，如□□□，惟邦所□妖之行，卉木民人，　□四踐之常，□□上妖，三時是行。惟　慝之歲，三時□□，繼之降。是月　數擬為之正，唯十有二月（？），惟悖　（？）慝，出自黃泉，土父亡□；出內（？入）〔空〕同，作其下兇。日月皆亂，星辰不炯。日月既亂，歲季乃□，時雨進退，亡有常恒。恐民未知，擬　為則母動。群民　□，三恒懷民，五正乃明，百神是　，是謂　慝，群神乃　。帝曰：　（　、繇），敬（？）之哉？母弗或敬。惟天作福，神則格之；惟天作妖，神則惠之。欽（？）敬惟備，天像是則，咸惟天□，下民之　（戒？），敬之母忒！

民勿用□□百神，山川澫谷，不欽敬（？）行。民祀不歆，帝將　（　、繇）　亂　（？逆）之行。民則有亡有相擾，不見陵□。是則爽至，民人弗知　，則無攸祭，□則□民，少有□，土事勿從，兇。

乙篇：

曰故(古)大熊包戲(伏羲)，出自□(震)□，居于睢□。厥□，□□□女。夢夢墨墨 ，亡章弼弼。□每（晦）水□，風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媧)□，是生子四。□是襄而□，是各(格)參化法□(度)。為禹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騰)傳(轉)，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陽)氣百(魄、陰)氣，以為其疏，以涉山陵、瀧、汩、益、厲。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為歲，是惟四時：長曰青干，二曰朱四單，三曰白大橪，四曰□墨干。

千有百歲，日月□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備□(□)。四神乃作，至于覆(天蓋)，天旁動，捍蔽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保)，奠四極，曰非九天則大□(□)，則毋敢蔑天靈，帝□乃為日月之行。

共攻(工)□步十日四時，□神則閏，四□毋思，百神風雨，辰祎亂作，乃□日月，以傳相□思，又霄又朝，又晝又夕。

說到上古奇書我們都能想到記載了各種珍禽異獸和奇異地理的《山海經》，其實在中國像這樣古老而又神秘的上古奇書并不是《山海經》“一家專利”，比如咱們平時或許很少聽到，但也是非常神奇的《楚帛書》。

楚帛書，最早的“繒書”

楚帛書又稱楚繒書，所謂繒書指的是中國古代寫在絹帛上的文書，而在所有的繒書中楚帛書是最有名的，甚至已經成為繒書的代名詞，搜索“繒書”往往直接跳出來的有且僅有楚帛書，足見其在歷史上以及在“繒書”界的地位。楚帛書其在“繒書”中地位的確立，一是因為出場早，楚帛書目前已知并且現存的帛書。

戰國絹本楚帛書殘片

其發現于春秋時期子彈庫楚墓中，從年代上來講楚帛書距今在2000多年將近3000年以前，其制作年代最晚也是在戰國中期晚段，其中“子彈庫”是楚帛書的發現地。1942年9月在長沙東郊子彈庫地方的楚墓中楚帛書被盜掘出土，后來竟然過起了流落在外的日子，楚帛書曾被拍賣，并經歷了寄存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而后轉放到賽克勒美術館的“生活”。不過到了賽克勒美術館，楚帛書一下就成為了這座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楚帛書寬38.7厘米，長47厘米，文字為墨書，共900余字，書上有玄妙難懂的楚國文字，并在文字周圍加繪有彩圖，最鮮明的圖樣，是帛書的東、西、南、北四周，繪有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的12個神圖像，稱為“十二月神像”，并且細節非常到位的是，在每個圖像周圍都特別寫有介紹神名的題記，在這些比較輝煌、大氣的神像之余，帛書的四角還繪有植物枝葉圖像，可謂于細微處體現了戰國時期人的周全與審美。

湖南出土楚帛書，記載宇宙起源和創世神話

楚帛書中所繪制的十二月神像，代表了人們對神的崇拜，以及想要借助神來寄托某種美好的向往的用心，因此在針對十二月神像的各自的題記中，不僅詳細書寫出了月神的名字，還有每位神仙所掌管的月份所對應的宜忌，有點類似我們仍然在堅持使用的黃歷里為大家所標注的“友情提醒”。而比黃歷更全面的是，在每段題記的最后還比較貼心詳盡地記載了每位神仙主司的職務。

簡單介紹一下楚帛書上所繪制的十二月神像，他們分別是：取于下、女此武、秉司春、余娶女、[叴欠]出陼、虘司夏、倉莫得、臧圶、玄司秋、昜羕、姑分長、塗司冬。這十二位月神中除[叴欠]出陼、姑分長、塗司冬為人形正立，其余的如秉司春、倉莫得、臧圶、昜羕幾位，則為鳥身或形如大鳥，而取于下為獸身鳥足，余娶女為蛇首。諸位月神中“秉司春”、“虘司夏”、“玄司秋”、’塗司冬的名字最為直接，直白地告訴了大家這四位神仙負責的是“司春”、“司夏”、“司秋”、”司冬”，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三月、六月、九月和十二月，并且比較特殊的是，這四位既是掌管本月的神仙，同時他們的名字中所司的職責，又代表了他們還是’四季之神”.

十二月神之秉司春

而楚帛書中的十二月名就又要提到另一部著作《爾雅·釋天》，這兩部作品中的十二月名，除了在單個字的書寫方面有細微差別之外，其讀音都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類似于我們現代的英譯漢，會出現多種不同寫法其實代表的是同一個單詞這種現象。楚帛書中的十二月名是從戰國時期楚國適用頻率非常高的詞匯中選取。

舉個例子來說，《離騷》中的：“攝提貞于孟陬兮”，意思是“歲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而““孟陬”所指的便是“孟春月”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正月。簡單介紹一下楚帛書中的十二月，按照從一到十二的順序排列對應分別為：陬(zōu)、如、寎(bìng)、余、皋、且、相、壯、玄、陽、辜、涂。

十二月神之虘司夏

從以上出現在楚帛書中的這兩項來看，楚帛書的一大功用，有些近似與我們現代的掛歷、黃歷，上面有神仙、宜忌等諸多當時人們生活中用得到的細節，可謂是非常貼心，同時這幅書畫在絹帛之上的“黃歷”，又肯定是非常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恐怕只有當時的貴族才能擁有的。

楚帛書，“天象、災變、四時運轉”包羅萬象

楚帛書中所繪制的十二月神足夠動人，但比起這些其正文中的文字內容才是如今研究者們探討楚帛書時的重點，圍繞在文字周圍的這些圖像倒更像是對文字部分的一種補充說明。

十二月神之玄司秋

楚帛書中的內容共分三部分，即天象、災變、四時運轉和月令禁忌。楚帛書中的原文不止一篇，而是分為甲、乙、丙三篇。

在楚帛書的甲、乙、丙三篇中，甲篇文字最多，在這一部分作者主要強調的主旨有四個字“敬天順時”。甲篇中用很生動的筆會描寫了上天的神帝，凸顯了其具有“施德降罰本領”的命運的主宰的地位。其實說到底也還是在強調要對萬事萬物心存敬畏，即便命運有所主宰，但這個主宰也是會施展自己對道德品質的頌揚同時對那些不道德的事降以懲罰的，其中也透露了戰國時期“五行刑德”這一思想的本源。

乙篇的內容則是以神話為主，但此處的神話并沒有孤立地“另起爐灶”，而是與甲篇中的內容相輔相成，類似于甲篇是提出“論點”，而乙篇則以神話故事的形式來提供、補充“論據”。這一部分中間一段內容，講的便是創世神話。其主角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伏羲，在楚帛書伏羲出場用的另一個稱謂：雹戲。這一段主要講的是雹戲所生的四個孩子，也就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四位“四季之神”。字里行間都是對天與神這些“超自然”范疇的存在與意識的思索與展現，也都是遵循甲篇中神秘思想的背景來講述、發揮的。

楚帛書乙篇內容選取

相較以上兩篇，丙篇最為特殊，為邊文十二章。這一部分也就與我們之前所說的十二月神與十二月份聯系起來了，所表述的是《十二月令》，每章對應一個月份，在《月令篇》中又有許多內容是與五行系統相關聯的，如此也就達到了“五神”與“五行”配合作用，是一種發展與融合的表現。

比較詳細地講解了，本書內容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比如哪個月不適合嫁娶，哪個月不適合用兵，哪個月不適宜建屋動土……等等，可以說是關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篇中所反映的思想內容基本是陰陽家的“術數”之學，是專門講占星、堪輿、卜筮等活動的章節。

十二月神之塗司冬

楚帛書涵蓋面之豐富，內容之詳盡與奇異，堪稱“中國上古創世神話鉤沉”。很長時期以來，中國古代華夏民族究竟有沒有創世神話，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長期爭論卻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而楚帛書的存在則讓我們看到中國先秦時期是擁有完整的創世神話的。其神話的來源也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伏羲娶妻”這樣大眾耳熟能詳的內容，是典型的生殖型創世神話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而這僅僅是楚帛書龐大豐富內容中的一部分，也足見楚帛書這部上古奇書之奇之珍，以及無可替代的文化、歷史研究意義。

子彈庫楚墓位于長沙舊城東南郊，子彈庫是這個地點的舊名。這座楚墓1942年9月被盜，曾出土過一批文物，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一批帛書，通常叫“楚帛書”。這批帛書，除商承祚先生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的一枚殘片和一幅帛書殘片的照片外，1946年6月均已從上海流失海外，現在都保存在美國華盛頓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

帛書全篇共900多字，分甲、乙、丙三篇。甲、乙兩篇在帛書中間，互相顛倒，只有文字，沒有圖。一般把長篇叫甲篇，短篇叫乙篇。丙篇在外，附有兩套圖。一套是彩繪的十二月神圖，十二月神居四邊，每邊三個；一套是四木圖，四木居四隅，用不同顏色繪成：春為青木，夏為赤木，秋為白木，冬為黑木。圖和文字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無法分開。

楚帛書的故事

發掘

關于1942年盜掘共有4種不同記載：

一、盜墓者說

1942年盜掘此墓的主要有4人：任全生、漆孝忠、李光遠、胡德興。1958年，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成立后，他們是考古部的技工。1973年重啟此墓，就是在他們的指引下才找到，他們對此墓被盜前的情況有所回憶。雖然這些回憶出于盜墓者之口，他們的觀察未必可靠，他們的記憶或有失實，但對比“蔡季襄說”“商承祚說”和1973年的發掘，還是可以反映整個發現的大致輪廓和主要細節。

盜墓現場

任全生等人說，當年盜掘此墓，所見文物皆出于頭箱和邊箱。頭箱內的文物包括：蘆葦席（長約40厘米、寬約20厘米）；木寓龍（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提到此器，未附器形，未記尺寸。“木寓龍”是蔡氏比附文獻而定名）；竹笥，內盛未經燒制由青膏泥制作的泥金版數百塊；繒書（這里所謂的繒書，或稱“帛書”。“繒書”是蔡季襄的定名，20世紀50年代多稱“繒書”。1953年，陳槃撰《先秦兩漢帛書考》，則把此物列入“帛書”中，20世紀60年代以來，“帛書”的叫法更流行）。

以買賣黃泥為生并從事盜墓的“土夫子”

邊箱內的文物包括：漆耳杯（1973年重啟此墓，并未發現漆耳杯）；木梳、木戈；皮帶；陶鼎、陶敦、陶壺、陶勺、陶匜；漆盤（此盤為蔡氏所得，后流失海外）；木俑（1973年重啟此墓，并未發現木俑，或被取出）；銅戈、銅矛、銅劍（銅劍為蔡氏所得。銅戈、銅矛，1973年重啟此墓，并未發現，或已取出，下落不明）。

二、蔡季襄說

蔡季襄是楚帛書最初的收藏者。楚帛書是1942年出土，他買楚帛書是在他從上海返回長沙之后，即1943年冬，時隔一年之久。（1974年蔡氏所撰《關于楚帛書流入美國經過的有關資料》說：“我是1942年三四月由上海回到長沙。”但據湖南省博物館藏蔡季襄檔案，蔡氏是1943年冬才回到長沙的。）他的消息不外兩個來源：一是任全生等人；二是唐鑒泉。并非親歷親見。他的《晚周繒書考證》也主要是講他自己的藏品，并非全部文物，但他的說法，距出土時間不遠，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以買賣黃泥為生并從事盜墓的“土夫子”

蔡氏提到的出土物包括：繒書（分兩種，完帛和其他殘帛，破損嚴重，難以復原）；陶器；陶制金版（即“盜墓者說”提到的“泥金版”）；書笈（隨楚帛書一同流美，現藏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漆盤（蔡氏舊藏，1950年售于戴福保，流失海外）；銅劍（蔡氏舊藏，下落不明）；劍鞞（蔡氏舊藏，下落不明）；劍櫝（蔡氏舊藏，下落不明）；木寓龍。

洞室墓 

三、商承祚說

商承祚是《長沙古物聞見記》的作者，與長沙古董業中人來往密切，并收藏過楚帛書的13個殘片。

墓中出土物包括：完帛；殘帛（商氏說：“1942年冬，于重慶接長沙唐鑒泉來信，以帛書求售，我乃托友人沈筠蒼前往了解情況。復信說：'唐裁縫出視之時，是在白紙之外再用報紙將之松松卷起，大塊的不多，小塊的累累，將來拼復原樣恐不可能。’我正與唐反復議價之時，蔡季襄回長沙，遂為所得。”）；竹匣，即蔡氏所說“書笈”；方形絲綢；三腳龍，即蔡氏所謂“木寓龍”；冥幣泥版，即上引“盜墓者說”提到的“泥金版”；漆盤；漆耳杯；銅劍；銅戈；木俑；陶器。

洞室墓

四、巴納說

巴納說他所知消息是據某個住在海外的當事者回憶。盜掘時間是1934年，地點是在長沙。參與盜掘者有9至10人。

墓葬結構：由4層棺槨構成。器物出于外棺和內槨之間的空間，他討論的楚帛書只是其中一件，還有帛書留在這摞木板間。（此說與以上各家說都不一樣，與發掘簡報也不符。1993年2月16日，李零曾寫信問巴納，簡報發表后，他是否仍堅持舊說。3月7日，他復信說，他仍堅持舊說。）

馬王堆一號墓發掘后，二、三號墓發掘前，為了配合下一步的發掘，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重新發掘了子彈庫楚墓，圖為發掘現場。

右起：熊傳薪、何介鈞、周世榮，他們面前所見即人物御龍帛畫

1973年重啟此墓，發現“人物御龍帛畫”。墓中棺槨為一槨兩棺，應屬士大夫等級，此墓在《長沙楚墓》的新編墓號是M365。《長沙楚墓》把長沙地區的楚墓分為4期9段，前3段是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中3段是戰國中期，后3段是戰國晚期，此墓屬于第3期的第6段，即戰國中期的晚段。子彈庫楚墓只是一座小墓，出土器物沒有銅禮器，只有銅兵器，陶器組合為鼎、敦、壺、匜、匕。這些器物皆楚墓常見，很普通，但它有3個發現非常重要：一是楚帛書；二是楚帛畫；三是蔡季襄所謂的“木寓龍”。戰國帛書，是第一次發現，也是到目前為止的唯一發現；戰國帛畫，是繼陳家大山帛畫之后的第二次發現（馬山一號楚墓所出是第三次發現）；“木寓龍”，是第一次發現。后來馬山一號楚墓和九連墩大墓所出的漆雕“辟邪”或“憑幾”估計就是這種東西。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2-3版

人物御龍帛畫

楚帛書的故事流轉

蔡季襄——楚帛書的最初收藏者

楚帛書被盜后便被不識貨的盜墓者當成廢品送給了古董商唐鑒泉。后來著名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得知楚帛書出土，打算購買，正在聯系時，古董商蔡季襄從外地回來，迅速以3000元法幣將楚帛書和其他文物買下。蔡氏在寫給商承祚的《關于楚帛書流入美國經過的有關資料》中說：“我是1942年三四月由上海回到長沙，其時恰值瀏陽門外東站路唐茂盛古玩店店主唐鑒泉買了這幅戰國時的繒書，其時你委托你在長沙友人沈筠蒼向唐購買，正在反復論價時，恰值我由上海回長。聞訊后，即向唐茂盛以當時偽幣3000元，連同繒書的竹笈、漆盤、劍鞞、銅劍一并購回。”（但據湖南省博物館藏蔡季襄檔案，蔡氏是1943年冬才回到長沙的。）

蔡季襄和他的女兒蔡美儀、女婿，20世紀50年代攝于北京

關于楚帛書的揭裱，蔡氏說：“當我購回的時候，這幅繒折疊數層，原封未動，貯在竹笈的里面，同時竹笈底下還有很多破碎不堪的繒書小塊。這幅完整的繒書上面還粘附著一層很厚的白膏泥和污穢，并含有很多的水分，同時繒書在墓中埋藏達2000余年之久，長期被水土所浸蝕，以致色澤黑暗異常，質地完全腐朽，入手即碎，并且折疊數層，不容易揭開，我想盡方法，首先將繒書放在一塊1英寸60目的銅絲布上面，用汽油浸泡，然后將上面的泥土和污穢用毛筆洗滌干凈，輕輕地將繒書一層一層展開，幸而沒有很大的破損，再將繒書攤放在銅絲布上面，俟汽油揮發以后，再揭了下來。我便跑到三正街饒記裱畫店，請了一位老糊裱名工王某，托他染了一幅和繒書大小的舊絹，到我家中，花了半天工夫，才把繒書裱好。”

揭不開的帛書殘片

1944年4月，日軍攻打長沙，蔡氏攜家人避居長沙南郊石林塘，打算逃往湘潭。不久，湘潭告急，不得已，又逃往湘江中的興馬洲，不幸遭遇日軍。5月6日，其妻黃茀蓮和長女蔡鈴儀，不堪凌辱，自沉而死。蔡氏攜三子一女逃往安化。逃難途中，蔡氏隨身攜帶楚帛書和同出文物，未嘗須臾離之。6月中旬，長沙淪陷，國破家亡，蔡氏痛妻女之喪，寫作《晚周繒書考證》，以為紀念。8月殺青于安化，次年1月付印。印刷地點是湖南漣源縣藍田鎮。《晚周繒書考證》是所有楚帛書研究的起點和開端。

1944年6月19日，日軍攻陷長沙。6月26日，蔡季襄一家避難興馬洲。其妻黃茀蓮、女蔡玲儀后因不堪日軍凌辱，赴水自沉。《晚周繒書考證》是第一次披露、研究子彈庫帛書的著作，也是蔡季襄寫于此時的激憤之作。

帛書流美始末

因楚帛書上面有許多文字模糊不明，蔡季襄攜帶楚帛書到上海，想為楚帛書拍攝紅外線照片，顯示出一部分文字。蔡季襄找到金才記古玩店，托店主金從怡找一家有紅外線攝影的照相館拍攝楚帛書。后來金才記的店伙計傅佩鶴帶領柯強找到蔡季襄。（柯強的英文名叫柯克斯，據商承祚所說，柯克斯在抗日戰爭前幾年，以雅禮中學教師的身份出現，冒充“文化考古學者”，掠奪長沙文物。）

柯強，1993年夏

當時柯強對蔡季襄說：“蔡先生，你這繒書上面模糊的文字，我保證可以照出來，就請蔡先生帶了繒書同到我的寓所試拍一下，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傅佩鶴在一旁也極力贊成，蔡季襄便將楚帛書帶到柯強住處，柯強拿著楚帛書在相機前擺弄了一陣，借口鏡頭出了毛病，要求蔡把楚帛書多留一天。蔡季襄當時急于要將楚帛書上的文字顯出來，也就允許將楚帛書多留一天。

柯強立于盜墓現場

第二天，蔡季襄向柯強索要楚帛書，沒想到柯強卻對蔡季襄說：“蔡先生，我和朋友拍了一晚，因為鏡頭不夠好，還是拍不清楚。恰巧今天清早有一位美國空軍上校去舊金山來辭行，我將這幅繒書托他帶往美國拍制去了，大約在一星期之內就可將繒書和拍好的照片一并寄回。”柯強已擅自托人將楚帛書帶回美國了。蔡季襄預料到大事不好，氣憤地要求柯強馬上退還楚帛書。柯強卻說：“只有一星期就可寄回，如果蔡先生不放心，我可以書一張契約給蔡先生，將繒書定一代價，如果繒書到期不寄回，或者往返途中發生事故，按照所定代價賠償。暫付保證美金1000元。”傅佩鶴也勸蔡季襄答應，當時柯強是美國派駐上海的情報員，有權有勢，且已“先斬后奏”，只能聽任其擺布。

柯強獲自長沙的文物，1939年3月26日—5月7日柯強在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長沙出土文物展

蔡季襄回憶道：“我當時被傅佩鶴威嚇利誘之下，只得允許。”因柯強除了“柯強”兩字以外不會寫其他中國字，便要蔡季襄先寫一張契約底稿。內容大致為：“收到繒書一幅，暫定繒書代價美金1萬元，現交保證金1000美元，如繒書寄往美國征途中發生事故，或不寄還，按照繒書代價，除去保證金1000美元以外，賠償美金9000元。此據。”下書年月日。傅佩鶴讀給柯強聽了，柯強很同意，沒有再謄寫，直接在契約的下面簽了“柯強”兩個中國字，又簽了英文，并從櫥內取出1000元美鈔，連同字據交給蔡季襄。然而一星期后，楚帛書并未寄回，蔡季襄多方詢問未果，直至柯強離開上海返回美國，蔡季襄才知道這幅楚帛書被這個強盜伙同金從怡、傅佩鶴、葉叔重3個古董鬼，借紅外線為名盜騙去了。

戤司康公寓，1945年柯強來滬寓所，今淮海中路1202-1218號

為了打探音信，蔡季襄又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囊中金盡后，只得垂頭喪氣地回到長沙。蔡季襄后來打聽到，當時長沙湘鄂印刷公司經理吳受珉的兒子吳柱存是柯強的學生，在美國哥倫比亞讀書。蔡季襄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吳柱存，請他向柯強詢問楚帛書下落。隔了很久，吳柱存回信，說與柯強見面了，但柯強絕口不提退還楚帛書，只是說當時協議上定的1萬美元價格太高，只愿出6000美元，希望蔡季襄把價格壓低一下。蔡季襄立刻去信告訴吳柱存，說楚帛書無論如何不能賣，請柯強馬上將楚帛書寄回，自己則退還1000美元的定金。后來吳柱存回信說，柯強對退還楚帛書一事含糊其辭、不愿答復，也不愿意按協議付款。蔡季襄明白，楚帛書實際上是被搶走了。

舒爾特斯，帶帛書到美國的人。先后畢業于華盛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34—1938年來華，任教北京華北協和華語學校。1938—1941年返美，任教華盛頓大學東方學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再度來華，在飛虎隊等處的情報部門工作。1946年7月，舒爾特斯從上海回國，受柯強委托，把子彈庫帛書帶走。其后，短暫重返華盛頓大學，復又來華，至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返美。1967年底，賽克勒醫生曾寫信向他調查子彈庫帛書的來歷。舒爾特斯在通信中說，他對柯強印象很壞。

1955年，蔡季襄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列席代表身份，在大會上將柯強盜騙楚帛書的經過做了講述，并將當年被迫和柯強簽訂的契約上交給了省文化廳。同年，為核實蔡季襄所述內容的真實性，湖南省博物館派高至喜赴北京找吳柱存——當時吳柱存在北京大學任教授。高至喜沒有見到吳柱存本人，但吳柱存知道高至喜的來意后，寫了一份證明材料，并將1946年至1948年和蔡季襄的通信通過校人事部交給了高至喜，表明蔡季襄所說確為實情。

史克曼，1946年7月舒爾特斯從上海回國，受柯強委托，把子彈庫帛書帶走，8月6日交給史克曼，寄存于史克曼任館長的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

1974年，蔡季襄在寫給商承祚的信中表示，雖然時隔近30年，自己仍希望能打上一場跨國官司，為祖國追回楚帛書。當時柯強尚在世。

1982年，高至喜赴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見到了展出的楚帛書原件，并量得尺寸為高38.5厘米，寬46.2厘米。 

20世紀80年代中葉，時任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的高至喜將蔡季襄所寫的材料，以及當年吳柱存的證明及往來信件，一起整理好，上交給國家文物局，希望能想辦法追回楚帛書，但后來沒了下文。

帛書在美的借存記錄

1946年8月6日，楚帛書包括裝裱過的完帛、所有殘片和貯藏楚帛書的書笈，被送抵美國，放在納爾遜美術館。

1946年9月16日至1949年某日，楚帛書的殘片曾被放在一個紙盒中，送抵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紙盒盒蓋現藏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柯強檔案中，上面貼有福格博物館的兩個標簽。這兩個標簽下有蓋登斯（R.J.Gettens）手寫的4行字：This box opened for/inspection by JHC （柯強名字的縮寫）and RJG （蓋登斯名字的縮寫）/for first time at Fogg/Sept.20 1949，似乎這個紙盒第一次被打開是1949年9月20日。但有文件表明，1947年1月7日，福格博物館應史克曼之請，將楚帛書（可能只是其中的完帛）移送弗利爾美術館。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帶福格博物館借存標簽的紙盒盒蓋上的文字

1949年8月12日，福格博物館再次為楚帛書辦理借存手續。1949年9月20日的所謂“第一次開驗”，恐怕只是再次辦理借存手續后的第一次開驗。

1949年秋，柯強將楚帛書中的完帛和他的一批文物借存于大都會博物館。其他殘片和書笈仍然借存于福格博物館，直到1969年6月13日。

古董商戴福保

1964年4月10日，楚帛書完帛在大都會博物館的存期已滿，柯強將其取出，售于紐約古董商戴福保。

1966年，楚帛書完帛歸賽克勒醫生所有。

賽克勒與他的藏品

1987年9月28日，賽克勒醫生在華盛頓捐建的賽克勒美術館開幕，楚帛書完帛被借存于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至今。

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

1992年6月12日，留在柯強手中的楚帛書殘帛和貯藏楚帛書的書笈，以匿名捐獻的名義入藏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至今。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2-3版

楚帛書的故事研究

楚帛書，它揭開了先秦簡帛文獻研究的序幕。由于缺乏實物和清晰的圖版，楚帛書的研究困難重重。商承祚、陳夢家、饒宗頤、李學勤、李零等先生，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先驅，也是楚帛書的忠實讀者。曾憲通先生曾說：“幾乎沒有一件中國文物像它這樣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對它的研究歷久不衰。”自20世紀40年代至今，來自中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前赴后繼，對楚帛書展開了持續的研究，這是一部沉甸甸的學術史。翻看這部學術史，以下諸位先生顯得尤為重要。

蔡季襄，是第一個收藏、揭裱、測繪、報道、研究楚帛書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點和開端。先后發表《晚周繒書考證》《關于楚帛書流入美國經過的有關資料》。

《四時令》 蔡修渙摹本

巴納，第一次為楚帛書做科學檢驗（包括照相、測繪等）、文字復原（包括行款復原）和圖像復原，為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四時令》 巴納摹本

梅原末治，是第一個發現楚帛書表面還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則給它做了摹本。

梅原末治于1954年發表《近時出現的文字資料》。

林巳奈夫于1964年發表《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1966年發表《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補正》，1967年發表《長沙出土戰國帛書十二神的由來》。

林巳奈夫摹楚帛書紅色反印文

李學勤，是第一個指出楚帛書十二月即《爾雅》十二月的人。他對楚帛書考釋和思想探討無疑有重大貢獻。先后發表《戰國題銘概述》《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長沙楚帛書通論》《再論帛書十二神》《〈長沙子彈庫第二帛書〉探要》《〈鶡冠子〉與兩種帛書》《試論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殘片》《楚帛書和道家思想》《簡帛佚籍與學術史》《釋戰國文字中的女媧》。

陳夢家，拿古代時令書與帛書做系統比較，對《管子》之《幼（玄）官（宮）》和《幼（玄）官（宮）圖》試做復原，對后人啟示良多，也是重大貢獻。1984年發表《戰國楚帛書考》一文。

商承祚，是第一個指出“德匿”即“側慝”的人。側慝與日月嬴縮和妖祥災異有關，這對楚帛書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是重大突破。1964年發表《戰國楚帛書述略》一文。

《四時令》 商承祚摹本

嚴一萍和金祥恒，是最早考證楚帛書有伏羲、女媧的人，這對楚帛書神話人物的考證也是重大突破。嚴一萍1967年發表《楚繒書新考》，金祥恒1968年發表《楚繒書“雹戲”解》。

饒宗頤和曾憲通，也是對楚帛書考釋和內容理解有重大貢獻的學者。

饒宗頤先后發表《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楚繒書十二月名核論》《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楚繒書疏證》《楚帛書天象再議》《長沙子彈庫楚國殘帛書文字小記》《楚帛書與〈道原篇〉》《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等。

《四時令》 饒宗頤摹本

曾憲通先后發表《長沙楚帛書研究述要》《長沙楚帛書文字編》《饒宗頤先生與楚帛書研究》《楚文字釋叢（五則）》《楚帛書文字新訂》《楚帛書神話系統試說》《商錫永先生與楚帛書之緣及其貢獻》《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與帛畫之解讀》《戰國楚地簡帛文字書法淺析》。

饒宗頤、曾憲通二人合著，1985年出版《楚帛書》，1993年出版《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

《四時令》 李零1980年摹本

李零，楚帛書貫穿李零的學術生命，他反復精讀楚帛書，對楚帛書做“搶救性的復原報告”，是楚帛書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

先后發表《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研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研究〉補正》《楚帛書與“式圖”》《楚帛書目驗記》《楚帛書的再認識》《讀〈楚系簡帛文字編〉》《讀幾種出土發現的選擇類古書》《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說》《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子彈庫》等。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2-3版

《四時令》摹本最新修訂本

Part2  楚帛書之書法藝術

饒宗頤 | 文

帛書橫畫起筆，多先做一縱點，然后接寫橫筆。此法在吳《天發神讖碑》亦擅用之，如“上”“下 ”等字皆是。帛書通篇以此取態，起筆重而住垂縮，橫畫故意不平不直，挺勁秀峻。從放大12倍之真跡照片中，倍見結體連筆之美妙精絕，令人神觀飛越，恍然與荊楚書家如獲親炙，呼吸相通。不似漢刻唐拓，非出于手筆，徒有霧里看花之感。

《四時令》塞克勒基金會2012年提供

張懷瓘《六體書論》稱：“隸書程邈所 造，字皆真正，故曰真書。”按分、隸之興，非自秦始，此特指秦隸耳。今觀楚帛書已全作隸勢，結體扁橫，而分勢開張，刻意波發，實開后漢中郎分法之先河，孰謂隸書始于程邈哉？惟帛書用圓筆而不用方，以圓筆而取橫式，體隸而筆篆也；若吳《天璽碑》則作方筆，以方筆而取縱勢，體篆而筆近隸也。此為二者之異趣。至于行筆之起訖，則有其共通之處。姚鼐跋《夏承碑》，謂隸書有三種，“一為未有波磔者，一為波磔興而未有懸針之體，一為晉以來師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者”，楚帛書用筆渾圓無所謂懸針，而起訖重輕，藏鋒抽穎，風力危峭，于此可悟隸勢寫法之所祖。

《四時令》（甲篇）

胡小石論八分占極長時間，“隸書既成，增加波磔，以增華飾，則為八分。”又云，“今人作書，亦能避去撇捺之筆，在唐，虞、褚齊名，虞書內擫，分勢少；褚書外拓，分勢多。”楚帛書亦傾向于外拓，分勢特多，具有褚之神理，體為古文，其實即當日之真書，真書由八分變來，亦帶波挑，由帛書可追尋分勢之所始，足為書史提供嶄新資料，況出于寫本真跡，不更可貴耶！？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1版

楚帛書及相關問題雜識

陳松長 | 文

楚帛書不僅在形式和內容上具有極大的研究魅力，而且其文字書寫也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且在書體演變的歷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四時令》（乙篇）

從整體上看，楚帛書的文字布局整齊勻凈，文字大小基本一致，字距略大于行距，其行列分明，布白疏朗，整飭而清爽。楚帛書的文字構形多橫向取勢，字體扁平，且大都呈左低右高之態，如“旁”字、“黃”字，本應是形體縱長的字，但都寫得比較扁平，特別是“旁”字，完全就是橫向取勢，其中“方”的一橫特意向右上斜聳，凸顯左低右高之態。至于“黃”字中的所有橫畫，都是左低右高，故其字形都呈傾斜狀態，特有一種搖曳婀娜的風姿。這種態勢的構成，主要源自其橫畫的用筆，可以說，帛書中的橫畫多無粗細變化，一般在回鋒起筆后，線條都向右上方運動，略帶有一定的弧度，收筆時則多下壓后回鋒提筆，字例如“二”字、“三”字等字中的橫畫，基本上都是這種態勢，這與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楚簡文字中的運行筆跡基本相同，如曾侯乙墓楚簡中的“止”字、“車”字等字中的橫畫都是如此，由此也可看出，這種筆畫應該是楚簡文字中最常見的特定筆勢之一。

楚帛書殘片

從文字書寫的用筆來看，楚帛書中的文字書寫都提按分明，節奏明快，中鋒用筆，線條粗細變化不大，很多筆畫化曲為直，改垂引為斜出，波、磔類的筆畫間有出現，特別是其文字形體的扁平取勢，已頗具幾分隸書的意味。

楚帛書殘片

或以為這種文字構型扁平取勢的書寫形態是由帛書抄寫的載體決定的，認為帛書的幅面比較寬綽，每行的空間可以自己把握，故其字體可取扁平的形態書寫。其實，此說完全不能成立。我們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中同樣也看到了這類扁平的書寫形態。

楚帛書殘片

2003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叁）》中刊布了最早的《周易》抄本，其抄寫的時代雖比楚帛書略晚，但文字構型和書寫形態卻非常相像，不妨隨便選取其中一枚簡的圖像（見圖）來作比較。這是上博藏楚簡《周易》恒卦中的首簡，簡長43.6 厘米，簡寬才 0.6 厘米，共容字 46 個，除去簡的兩端和卦象所占的空間，一個字所占的空間位置還不到 1 厘米，且字與字的距離空間比字還大，故每個字所占的實際空間還不到 0.5 厘米乘以 0.6 厘米，由此可以想見其文字扁平的程度，其中如“咎”“惪”等上下結構的字都壓得很扁，至于其他左右結構的字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文字構型的長扁與否，與書寫載體并沒多少必然的關系。

楚帛書殘片

或以為文字構型的扁平取勢是隸書的基本特征，是篆書隸變的標志性特征之一，現在看來，這種傳統的認知也許并不靠譜。首先，隸變的本質是什么？到底是由篆書變為隸書還是隸書自身的變化？這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這里只想提示一下，在戰國楚系文字中，不只是楚帛書的文字是扁平取勢的，諸如包山楚簡（戰國中期）、上博藏楚簡（戰國晚期），都有這種扁平構形的書體，這說明早在戰國古文中扁平取勢、橫向構形的特征就很常見，故所謂隸書構型扁平的標志性特征并不是隸書的專屬特征。因此，有關隸變過程中文字的形體由篆書的縱向取勢變為隸書的橫向取勢的說法，實際上是對楚系文字缺乏認知和比較分析的一種誤判。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4版

楚簡帛書對殷周書寫的繼承變異及楚、秦簡墨書比較

王曉光 | 文

春秋后期到戰國時代，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手寫體逐漸演變為晉盟書、楚簡帛書等樣式。殷周手寫體基本筆法——端尖中粗形、重頭輕尾形（釘形）——仍較多施用于東方各國。殷末周初較平直的重頭輕尾釘形（及長三棱形）筆畫，在晉盟書里變得短粗有力，起筆處增大力度，強調了隨后掃出之勢，首肥末銳、收筆細尖，有時還在收筆處做猛然回彎曲轉狀，如溫縣盟書等。后人將這類寫法稱為“蝌蚪書”。晉盟書或可反映東周中原日常手寫體面貌。楚簡書與晉盟書風格較接近，所不同的是，楚簡端尖中粗的寫法多于盟書，“釘形”筆法略少于盟書，如郭店楚簡《老子》諸篇充斥著眾多兩端尖銳出鋒的線條，但它們的中截并不十分粗厚，一些橫勢畫甚至做左尖細、右粗重的右頓筆形，這雖然和傳統釘形筆畫方向相反，卻均出于快捷書寫的需求。

楚帛書殘片

戰國中晚期的長沙楚帛書與楚簡墨書有些不同。楚帛書單字結構比較省簡，筆畫粗細一致，點線勻整，不顯鋒芒，這是與楚簡書的主要差異。楚帛書點線之“異態性”可能緣自兩方面：一是帛書書寫速度較慢，書寫態度顯然較那些竹簡認真許多，行筆工謹細致；二是繒帛材質的原因，與竹簡、石玉比較光滑的受書面有所不同，縑帛有汲水吃墨性，故帛書筆畫顯得潤澤含蓄，甚至類似秦人筆跡。在之后的西漢初馬王堆帛書上亦可看出這種特點。我們也可以把楚帛書、楚鄂君啟節銘文等看作戰國時代楚國（系）官文正體的一種樣式。從這兩種書刻可看出，楚系官文同樣推崇勻整的筆畫線條，但就結構而言，這時期的楚文正體游離于之前的西周文字規范，卻未走出篆體結構的牢籠。

楚帛書殘片

晉盟書、楚簡帛書及中山王墓玉器墨書等書跡，共同特點是線條均以弧曲勢線，即“）”形線居優勢，點畫仍以釘形、端尖型為主，結構仍為篆構。楚系簡牘書寫技術對于殷周手書技術的繼承，主要體現于對殷人寫法（用筆用鋒方面）的遙接，而相對西周人書刻而言則變異較大。比如在用筆與點線形態上，商代典型的兩種用筆樣式——端尖中粗式筆畫，頭重粗、尾輕細式筆畫——很大程度保留于楚系書寫當中。楚簡書中大量出現的釘形筆畫、即頭重粗尾輕細式筆觸，應來自西周以上的書寫傳統，周人對線條的規范（逐漸消隱出鋒筆，均勻點線，減少鋒尖芒角之筆）看起來較少對東方諸國的書寫形成規范與限制。荊楚書寫上承殷末周初的書寫技術，并日益形成地域特色，這特色更多體現在字結構方面。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7版

Part3  楚帛書之語言文字楚帛書與戰國文字研究

何家興 | 文

楚帛書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帛書，屬于戰國中晚期；作為出土實物 ，印證了《墨子·兼愛》“書于竹帛”的記載。楚帛書發現至今近60年，對古代思想史、藝術史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帛書語詞十分豐富，有時令、職官、人物等專名，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風雨、百神、贏絀、四極、黃泉”“伏羲、炎帝、祝融”“臣妾、五正、諸侯”“進退 ”“侵伐”“天柱”“聚眾”等。帛書是戰國文字研 究的珍貴文本，推動了早期戰國文字研究。其中，字形為戰國文字工具書所著錄，有些字形僅見于帛書。帛書的文字釋讀是戰國文字發展的一個縮影。經過饒宗頤、李學勤、曾憲通、李零、徐在國等幾代學者的不斷努力，帛書文字釋讀、 文本著錄 、工具書編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6版

楚帛書紅色反印文

試說楚帛書甲篇的“亢步”

張峰 | 文

結合上舉馮時先生和陳劍先生的看法，我們認為“共工亢步十日”之“亢”可能讀為“更”，訓為“更改”。《說文解字·攴部》：“更，改也。”至于“步”字，似指帛書前文“帝允，乃為日月之行”的“行”，《說文解字·步部》：“步，行也。”也即日月運行之軌跡。所以帛書第三段說的是，共工改變了日月的正常運轉軌跡，導致一年多出“十日”，所以四時失序，四神才置閏調節，最后重新迎回日月，并進一步確定了宵、朝、晝、夕。鑒于共工曾與顓頊等爭為帝，致使“天柱折，地維絕”，可能帛書第二段的“九州不平，山陵備傾”也跟其有關。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6版

楚帛書紅色反印文

Part4   楚帛書之塞克勒先生的遺愿

我一直希望我這件文物，“帶字的絲綢”，能夠“物歸原主”，重返中國，一直希望在一個合適的場合，由一個美國人，把我的楚帛書交到郭沫若手里，作為我國人民獻給中國人民的禮物。

——塞克勒

亞瑟·姆·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醫生是美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醫學出版家和藝術品收藏家。

賽克勒收藏的中國玉器

1964年，柯強把一批文物及楚帛書售于紐約古董商戴福保，蔡季襄沒有從柯強處得到一分錢。但戴福保只是替賽克勒醫生買文物的中間商。他想把這件楚帛書扣下，留作自己的收藏，結果被賽克勒醫生的朋友辛格醫生發現。辛格醫生打電話，告知賽克勒醫生。賽克勒醫生迅速趕來，才用50萬美元買下這件楚帛書。于是，這件楚帛書成了賽克勒醫生的藏品。

辛格醫生，賽克勒的朋友，也是力勸賽克勒買下子彈庫帛書《四時令》的人

1985年至1987年，賽克勒醫生先后捐建了3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館，對他的藏品做了最后的安排。

1987年，賽克勒美術館開館，《畫室》雜志為慶祝此事，特意出了專號。其中有兩篇文章都提到了賽克勒醫生的遺愿。他說，他一定要把這件文物送歸中國。賽克勒1978年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希望和郭沫若見面，希望跟他直接談送還楚帛書的事。奈何郭沫若當時病情已重，未能見面，這個機會就錯過了。但賽克勒在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里仍然表示，希望將來把楚帛書送還中國，以便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賽克勒館開幕儀式，1965年

他在文章中寫道：“我一直希望我這件文物，'帶字的絲綢’，能夠'物歸原主’，重返中國，一直希望在一個合適的場合，由一個美國人，把我的楚帛書交到郭沫若手里，作為我國人民獻給中國人民的禮物。”“疾病和死亡干擾了此事。我錯過了與郭沫若這位中國'文藝復興大師’的會面。這該是一個多么美好多么偉大的機會呀。但我仍然希望，希望這個友好舉動能夠夢想成真（正是為此，我才希望與他見面），希望用一件中國古代的歷史文物把中美兩國人民拉得更近。”

賽克勒與北京大學時任校長丁石孫簽署意愿書，1986年

1986年，賽克勒在北京大學捐建了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1986年奠基，1993年開館），供北京大學考古系（現已更名為考古文博學院）收儲北京大學考古系的發掘品和收藏品。曾言明一旦新館落成，即將給中國文物界一份大禮，即把楚帛書捐給北京大學賽克勒美術館，但賽克勒先生不久去世，此后再無人提及此事矣！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2-3版

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

Part5  楚帛書之大事記

1942年，楚帛書出土，盜掘者為任全生、漆效忠、李光遠、胡德興，出土地點為長沙東南郊子彈庫。

1943年冬，蔡季襄于唐茂盛古玩店店主唐鑒泉處購買楚帛書。

1944年8月，蔡季襄在安化寫成《晚周繒書考證》。

1945年1月，《晚周繒書考證》在漣源縣藍田鎮出版；8月15日，日本投降。其后，蔡季襄回到長沙。在日本投降（8月15日）前，柯強受美國海軍陸戰隊派遣，抵達上海，住霞飛路戤司康公寓17號1206室。

1946年，蔡季襄到上海，住吳宮大酒店。6月左右，柯強在上海與蔡季襄會面，借楚帛書照相。8月，舒爾特斯（Frederic D.Schulteis）受柯強委托，把楚帛書帶到美國，交給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的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柯強在上海霞飛路的寓所被轉賃于猶太人升茂（Samuels）。

1947年1月7日，福格博物館應史克曼之請，把楚帛書寄往弗利爾美術館，進行拍照，12月9日楚帛書才寄回福格博物館。同年，蔡季襄委托立約經手人傅佩鶴與升茂交涉，請柯強于9月底之前付款，反復致電去信，均無結果。

1948年5月12日，吳柱存（吳受珉子，柯強的學生）赴美留學。蔡氏托他帶信，斥柯失信，云再不回信，將與中美政府交涉，訴諸法律。

1949年，柯強將子彈庫完帛借存于大都會博物館，存期15年；殘片和書笈借存于福格博物館。

1957年，《長沙發掘報告》出版。

1960年，李學勤考證，楚帛書十二月名即《爾雅》十二月名。蔡季襄退休。

1964年4月10日，柯強取走他借存于大都會博物館的文物（包括楚帛書），把它售予紐約古董商戴福保（蔡季襄的老友）。戴福保是替賽克勒醫生買文物的中間商。

同年，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發表。

1966年，辛格醫生（Dr. Paul Singer)在戴福保的古董店看他替賽克勒醫生買下的上述文物，發現戴氏將楚帛書藏于另室，趕緊打電話叫賽克勒醫生前來，買下楚帛書。

1967年，大都會博物館將楚帛書拍成紅外線照片。8月21日至25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和考古系，由賽克勒基金會贊助，舉辦“中國古代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集3卷。

同年，嚴一萍考證，楚帛書中間8行開頭的神話人物是伏羲、女媧。

1968年，金祥恒考證，楚帛書中的伏羲，是假“雹戲”為之；饒宗頤《楚帛書疏證》發表。

1969年6月13日，柯強取走他借存于福格博物館的楚帛書殘片和書笈。

1971年，賽克勒醫生請巴納博士（Dr. Noel Barnard）研究楚帛書。

1972年，巴納博士據大都會博物館的紅外線照片，出版《楚帛書釋讀、翻譯和歷史考證前的科學鑒定》。

1973年，巴納博士據大都會博物館的紅外線照片，出版《楚帛書譯注》。

1974年，《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槨墓》發表。

1980年1月，蔡季襄去世。同年夏，李零撰《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

1985年，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在中國大陸出版；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在香港地區出版。

1987年5月26日，賽克勒醫生在紐約去世。9月28日，賽克勒醫生捐資修蓋的賽克勒美術館在華盛頓開幕，他收藏的楚帛書被借存于賽克勒美術館。

1990年4月27日至28日，李零參加賽克勒美術館舉辦的“東周楚文化討論會”，目驗展出的楚帛書。

1991年，李零《楚帛書與式圖》《楚帛書目驗記》發表。8月，借便開會，李零在長沙調査，拜訪何介鈞、胡德興、漆效忠、王宗石。

1992年6月12日，柯強將他手中的楚帛書殘片和書笈匿名捐獻給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

同年，商志    《商承祚教授藏長沙子彈庫帛書殘片》發表。

1993年1月至5月，李零應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亞洲部主任蘇芳淑博士邀請，前往華盛頓，與巴拉德（Mary W. Ballard）女士合作，揭剝楚帛書殘片，研究這批殘片，并在美調査。4月22日，李零在賽克勒美術館演講：《楚帛書的再認識》。5月27日，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正式開館。

1994年3月10日，巴拉德寄楚帛書殘片的幻燈片給李零，與李零討論揭剝（通信5次）。

同年，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二篇《楚帛書研究》在臺灣地區發表。李零釋出楚帛書中的“熱氣寒氣”，論二氣即陰陽二氣。

1995年，巴拉德與李討論揭剝（通信3次）。

1996年，巴拉德與李討論揭剝（通信2次）。

1997年11月10日，“紀念商承祚先生誕辰95周年學術討論會暨楚帛書捐贈儀式”在湖南省博物館舉行。

1998年，蔡季襄遺稿《關于楚帛書流入美國經過的有關資料》發表。

2000年10月20日至22日，李零去普林斯頓大學參加“古代中國的文獻和禮儀”會議。21日，與會的27位國際學者聯名致函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館長畢齊（Dr. Milo C. Beach），呼吁重啟楚帛書殘片的揭剝。

2001年9月1日至7日，李零、白榮金應弗利爾美術館實驗室主任賈寶（Dr. Paul  Jett）邀請，前往華盛頓，與大都會博物館的紡織品保護專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研究進一步揭剝。

2005年7月29日，柯強卒。

2007年10月21日至26日，李零和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去華盛頓目驗揭剝封存的楚帛書殘片。

2009年6月1日至7日，李零與夏德安教授在長沙考察。

2010年，李零開始撰寫《子彈庫帛書》。

2012年5月，柯強遺物中的書信、手稿、照片和中文書由他的外孫女埃敏海澤（Ms. Stephanie Eminhizer）捐獻給芝加哥大學圖書館。

2013年5月18日至6月10日，李零訪美，在芝加哥閱讀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柯強檔案。

2017年7月，李零《子彈庫帛書》出版。

——《中國書法報》261期第2-3版

Part6   楚帛書殘片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不正當貿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國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間，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余萬件。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國力增強，追索流失文物的力度加大，越來越多的海外流失文物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而今我們更加期盼在海外漂泊了70多年的楚帛書能夠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