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伯達晚年說：毛主席其志向之大，一般人難以窺探，是非對錯，也不能簡單論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舞臺上，功利主義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卻寥若晨星，而像毛澤東這樣執掌政權后仍然對建構理想社會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絕世少有。 1950年11月，新中國召開第一屆戲曲工作會議，會上有人提出戲曲應該“百花齊放”。周揚認為這個提法很好，向毛澤東作了匯報。1951年4月3日，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建院題詞，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1953年，中宣部約請史學家翦伯贊、邵循正、胡華撰寫《中國歷史概要》，請示毛澤東如何解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把稿子印發全國歷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 1953年，中央決定要中宣部就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言教學問題3個委員會加以研究。中央批準了中宣部提出的委員會名單。要毛澤東批示，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達任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所工作的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 1955年九十月間，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中共黨史編寫問題的意見，毛澤東又回答說：百家爭鳴。有個單位的同志要中宣部對某個學術問題先作一個結論，再進行學術批評。為此，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讓馬克思來當中宣部部長，讓恩格斯當中宣部副部長，再加一個列寧當副部長，也解決不了那么多的學術問題；學術問題就是要百家爭鳴。 1956年1月，知識分子會議上，陸定一在發言中說：在學術、藝術、技術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藝術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自由發展嚴格區分開來），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決不要戴大帽子；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國學術、藝術、技術的水平，并且使新的一代也能得益；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斗爭。 1956年2月，毛澤東在他的寓所頤年堂召開會議，在討論怎樣領導科學工作時，陸定一指出和批評蘇聯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上的教條主義，以及對我們的不良影響，提出應該破除對蘇聯的迷信。 陸定一講了三件事：第一，在遺傳學界，貶摩爾根學派，說其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學派；褒米丘林學派，說其是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學派，蘇聯以米丘林學派為權威，不允許摩爾根學派的存在和發展，我們不要這樣做；第二，在醫學界，有人認為“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照這樣認識，就應該反對西醫和中醫，用巴甫洛夫的醫來包治百病；第三，郭沫若與范文瀾兩位歷史學家對于中國歷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這是學術問題，要憑考古發掘出來的實物，由歷史學家自己去討論決定。 陸定一認為，各門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另一個學派。毛澤東同意陸定一的意見。 1956年3月8日，劉少奇在聽取文化部黨組匯報時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花齊放，就允許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 1956年4月27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時，陸定一發言說，對于學術、藝術、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藝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來，把那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 28日，陳伯達發言說，當時請問過主席，說到學術界的路線和方針問題，主席提了一個“百家爭鳴”，我在歷史委員會上傳達了這個口號，這是一個方針，即是說，要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一尊毛主席給文學藝術界提出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現在看來，起了很大作用；在文化科學問題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去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 同日，毛澤東作總結發言說，陳伯達同志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有人插話說，是周揚提出來的）；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多年前的事實，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