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問題突出，有可能涉及“套路貸”（詐騙罪）、“職業放貸人”（非法經營罪）、高利轉貸罪、虛假訴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非法討債犯罪（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等）等。民事檢察監督處于司法審判的后置位，所遇到的刑民交叉問題更為復雜。如何正確把握民間借貸 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抗訴標準，是擺在檢察機關面前 亟需解決的現實難題。

一、對刑事判決能否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的認識問題

刑民交叉并不是一個嚴謹的法律概念，也稱為民刑交叉、刑民交錯、刑民交織、刑民結合。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在法律事實、法律主體方面存在完全重合或者部分重合，從而導致案件的刑事、民事部分之間在程序處理、責任承擔等方面相互交叉、滲透。在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現象較為普遍：有的出借人在獲得生效民事判決后，覺得判決難以執行，又以借款人行為構成犯罪為由到公安機關申請刑事立案；有的借款人在民事判決生效后主張自己的行為涉嫌犯罪，甚至去公安機關自首；有的出借人憑借偽造的借條、虛增金額的借條向法院起訴獲得生效民事判決后，借款人又向公安機關報案，如此種種。通過梳理現有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當前民間借貸領域可能涉及刑民交叉的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六種：涉及“套路貸”（詐騙罪）、“職業放貸人”（非法經營罪）、高利轉貸罪、虛假訴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非法討債犯罪行為（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等）。

檢察機關在民事監督環節遇到的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案件通常涉及同一問題，即申請人以生效刑事裁判為由申請檢察監督，具體包括以下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同一筆借款的民事判決生效后，出借人涉嫌“套路貸”（詐騙罪）、“職業放貸人”（非法經營罪）、高利轉貸罪、虛假訴訟罪、非法討債等犯罪行為被生效刑事裁判認定為犯罪，借款人或者擔保人以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作為“新的證據”，亦或者案涉借貸合同無效申請檢察監督；第二種情形為，同一筆借款的民事判決生效后，借款人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者集資詐騙罪被生效刑事裁判認定為犯罪，借款人或者擔保人以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作為“新的證據”，或者案涉借貸合同無效申請檢察監督。此時，能否以生效刑事判決啟動民事抗訴程序， 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關聯案件中，生效刑事判決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的，必然影響民事案件認定的事實、合同效力等，故可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第一，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高于民事案件，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當然影響民事決認定的事實，故可從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審判或者原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等方面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第二，涉及犯罪的合同當然無效。涉嫌刑事犯罪的合同，可從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或者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等方面認定涉罪合同無效，并以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第三，刑事案件中的證據當然適用于民事案件，且優于民事案件中的證據。即使同一筆借款未在刑事判決中予以認定，但基于刑事案件中的證據優于民事案件，仍可以刑事案件的證據已經達到足以推翻原審判決或者證明原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程度等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第二種觀點認為，刑、民案件在證據采信、事實認定、責任承擔上均存在不同。第一種觀點其實是變相認可刑事判決的效力高于民事判決，但事實上現有法律并未對此做出明確規定。基于維護生效民事判決的既判力和穩定性，不宜認定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必然影響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以及合同效力。此外，判斷刑事判決能否啟動民事抗訴程序在于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7條規定的再審理由，而不是只要構成犯罪就可直接啟動民事抗訴程序。

二、刑事判決并不當然成為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的依據

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證明標準、責任認定規則，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先后優劣之分。判斷刑事判決能否啟動民事抗訴程序，要從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對生效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以及合同效力的影響等方面去分析論證。

（一）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并不當然影響生效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3條第1款之規定，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般可作為后訴民事案件中的免證事實予以認定，除非當事人有相反的證據足以推翻。但是，對于在后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是否影響在先生效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現有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可作為民事案件中的再審新證據予以認定，但是在民事法律關系、合同相對人認定等事實方面應尊重民事審判權的獨立性，按照民事法律法規進行認定，而不能直接將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作為足以推翻生效民事判決的新證據予以采納。一方面，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一般不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如果直接以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規制民事法律關系，顯然有違程序正義。另一方面，即便是同一客觀事實，因刑、民法律規范不同，也可以引起不同法律關系的發生。比如，刑事判決認定行為人以法人名義對外吸收公眾存款，此時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主體是行為人。但是在與之相應的民事判決中，可能存在法院結合全案證據，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從而認定與相對人訂立民間借貸合同的主體系該法人，由該法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此時，如果直接以刑事判決認定的責任主體系行為人為由，主張生效民事判決認定的責任主體錯誤，有刑事法律關系統轄民事法律關系之嫌，也不利于維護民事審判權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二）涉嫌犯罪并不當然導致合同無效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規定》） 第12條之規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的，或者已經被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的，民間借貸合同并不當然無效，而是根據民法典以及本解釋第13條進行認定。結合上文提出的民間借貸涉嫌犯罪的六種情況，筆者分析如下：第一，涉嫌套路貸犯罪的民間借貸合同當然無效。第二，涉嫌職業放貸人（非法經營罪）、高利轉貸罪的民間借貸合同，根據《民間借貸規定》第13條之規定，也應認定為無效。第三，涉嫌虛假訴訟罪的民間借貸合同，基于虛假訴訟罪的特征為“無中生有”，根據民法典第146條第1款之規定，也應認定為無效。但是，對于“部分虛增”的虛假訴訟所涉及的借貸合同則應認定為有效。第四，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的民間借貸合同并非當然無效。從犯罪事實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由多個“向不特定人”借款行為的總和，但具體到每一筆借貸關系中，均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違反的是市場準入資質，其違反的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故每一筆借貸合同應認定為有效。而集資詐騙罪包括詐騙行為和合同行為。其中，集資詐騙罪聚焦的是單方詐騙行為，而民法關注的是雙方合同行為，故詐騙行為構成犯罪與合同有效并不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此，集資詐騙罪一方所涉及的詐騙行為應認定為民法上的欺詐行為，案涉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第五，涉嫌非法討債行為的民間借貸合同，由于涉嫌犯罪的是非合同行為，故該類犯罪所涉合同一般為有效合同。

（三）刑事案件中的證據并不當然在民事案件中予以采信

基于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高于民事案件，且刑事案件中的證據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負責，實踐中對于刑事判決中已采用的證據，在民事檢察監督環節一般會作為證據予以采納。但是，民事檢察監督環節常常有此類情況，申請人提供了其從公安機關處獲取的尚未經庭審質證的詢問筆錄或者訊問筆錄等，并主張該證據屬于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新證據。對于此類證據，能否直接作為新的證據啟動民事抗訴程序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一般會按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予以審查認定，即審查該證據是否符合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并結合其他在案證據綜合判斷是否屬于再審新證據或者達到證明原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程度等。如，在某起擔保人申請檢察監督案件中，出借人在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中陳述案涉借款另有其人，但是該證據與其他在案證據認定的事實相矛盾，且該證據系證明案涉借款另有他人的唯一證據， 而出借人在原民事庭審過程中均否認案涉借款另有他人，考慮到民事抗訴的嚴謹性，不宜僅憑該詢問筆錄就啟動民事抗訴程序。

三、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審查思路

從抗訴依據看，刑事判決并不是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的法定理由。實踐中之所以會產生刑事判決可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的觀點，是傳統觀念“先刑后民”作用的結果。但是，“先刑后民”僅是一種訴訟程序上的先后處理原則，而非裁判效力上的優先。判斷刑事判決能否啟動民事抗訴程序，仍應從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理由去分析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是否足以影響民事判決中認定的事實以及合同效力等。比如，刑事判決主文中認定的確定性、具有刑事性質的事實，是可能影響民事判決的事實，但因證據不足而判決無罪的事實并不當然影響民事判決。而刑事判決理由中認定的基本事實，即犯罪構成的要件事實，在民事案件中具有免證效力，可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否屬于足以推翻原判決的新證據仍需要綜合全案證據予以認定。因此，審查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案件首先要轉變刑事優于民事的辦案理念。

在轉變辦案理念的基礎上，考慮到無論是《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和第10條之規定，還是《民間借貸規定》第5條之規定，均確立了刑民交叉案件的受理適用“同一事實不予受理、不是同一事實分別審理”的原則。結合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會議紀要》）對涉眾型經濟犯罪與民商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特別規定，檢察機關在辦理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案件時，可以將刑、民案件的事實關聯度作為區分標準，把民間借貸領域刑民交叉案件劃分為同一事實、涉眾型案件、關聯事實三個維度進行審查。

（一）刑、民案件屬于同一事實

同一事實是指客觀行為事實，需從行為主體、相對人、行為本身三個方面進行認定。如果刑民案件行為主體同一、刑事受害人是民事法律關系相對人，且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實是民事案件爭議的事實，則刑、民案件系同一事實。具體到民間借貸領域，同一事實主要包括涉及“套路貸”犯罪、職業放貸人、高利轉貸罪、虛假訴訟罪四種情況。依據《民間借貸規定》第5 條，應裁定駁回起訴。同時，為防止犯罪分子將非法行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決侵占被害人財產，檢察機關應及時提出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監督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

（二）刑、民案件屬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同一事實

《會議紀要》第129條對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等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民商事案件程序作了特別規定，對此類案件中受害人就同一事實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為被告的民事訴訟，裁定不予受理。受害人的民事權利保護通過刑事追贓、退賠的方式解決。但是實踐中，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當事人眾多、涉案人員分布地域廣等原因，仍有部分被害人獲得了生效民事判決。此時，借款人往往以其行為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者集資詐騙罪，民事案件應裁定不予受理為由，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對此，檢察機關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以涉眾型犯罪只作刑事處理為由，提出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監督法院撤銷原民事生效判決，將債權納入刑事訴訟程序一并解決。另一種是不對兩份判決的效力進行評價， 建議法院在執行程序中解決。筆者認為，此類案件的審查，要注意區分生效民事判決是否已經執行完畢。對于民事判決已經執行完畢的，考慮到民事判決的清償范圍大于刑事判決，且執行回轉存在“空轉”等實際問題，除非存在虛假訴訟、非法轉移贓款等嚴重侵害其他債權人權益的情況，可視為當事人在案發前已經歸還借款，檢察機關不宜再啟動民事抗訴程序。如果當事人存在雙重受償問題，可建議法院在執行程序中協商解決。對于民事判決尚未執行完畢，又存在其他被害人且被告無力全額退賠的，可視案件具體情況提出抗訴或者再審檢察建議，亦或者向法院制發檢察建議督促法院對執行款進行合理分配。

（三）刑、民案件屬于關聯事實

結合《會議紀要》第128條之規定，民間借貸領域刑、民案件關聯事實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情形：一是借貸合同的債務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判決認定起構成犯罪，債權人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二是行為人以法人、非法人組織或者他人名義訂立借貸合同的行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判決認定其構成犯罪， 合同相對人請求該法人、非法人組織或者他人承擔民事責任。在刑、民案件事實存在關聯但不是同一事實時，需要判斷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是否足以影響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以及合同效力等。如，擔保人以借款人的借款行為構成詐騙罪為由主張案涉借貸合同無效。此時，雖然借款人的借款行為構成犯罪，但是民法關注的是雙方之間的合同行為，即使借款人在簽訂合同時存在欺詐行為，案涉借貸合同也應認定為可撤銷，而非無效。此時，如果出借人不主張撤銷合同，則擔保人仍應承擔擔保責任。但是，如果刑事判決認定借款金額存在虛增或者部分借貸合同系虛假的，則該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可作為再審新證據啟動民事抗訴程序。另外，刑、民案件屬于關聯事實時檢察機關何時啟動民事抗訴程序？筆者認為，只要符合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審判決或者原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等法定再審理由即可啟動民事抗訴程序，并非一定要等到刑事判決生效后再啟動。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刑、民案件事實不存在關聯性，則民事判決不受刑事判決影響。如，借款人以出借人存在非法討債行為被刑事判決認定犯罪為由，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此時，刑事判決認定的是討債行為構成犯罪，和民事判決認定的借貸行為之間并無事實上的聯系，借款人以此為由申請檢察監督，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本文刊登于《中國檢察官》雜志2022年6月（司法實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