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婚姻是舊時代的產物。母親為他挑選的妻子，他極不滿意，但因為不想傷母親的心，他違心地接受了這一特殊的“禮物”——朱安。婚后，他曾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么一句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把朱安介紹給魯迅的是周家一個遠房親戚。魯迅母親魯瑞聽信了這位遠房親戚的一面之詞，爽快地答應了這門婚事。據周作人回憶，自己的母親可能被媒人騙了，因為朱安“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媒人是熟人，但顯然沒說真話。

魯迅當時在日本，得知家人為他訂了親，寫信回來要求朱家姑娘另外嫁人。魯瑞則找本家親戚寫信告訴魯迅，這門親事是自己求來的，不能退。魯迅是孝子，向來聽母親的話，也就不再堅持退婚，但提出讓朱家姑娘放足、進學堂。朱家的回答是，足，已放不大了；女子讀書不大好，進學堂，姑娘不愿意。過了幾年，朱安２６歲了，這在當時算老姑娘了。朱家一再催促周家辦喜事讓兩人完婚。魯瑞沒辦法，只得寫信給仍在日本求學的魯迅說自己病了。等魯迅回家，新房已布置完畢，婚禮箭在弦上，不能不辦了。

 成親后，魯迅只在新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搬進母親房間。婚后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一去多年。

 回國后，魯迅和朱安雖在北京一個屋檐下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兩人并未同居一室，相互間的交談也少之甚少。

朱安私底下曾吐過苦水：“老太太（魯母）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么會生兒子呢？”

話都幾乎不講，又何來肌膚相親？

魯訊曾對密友談過自己的生活：“Wife，多年中，也僅僅一兩次。”這里的“Wife”顯然有特定的含義，指性生活。

平心而論，魯迅和朱安之間的差距委實太大，一個是滿腹經綸的海龜，一個是大字不識的村婦。不可逾越的差距，帶來了無法消融的隔閡。

不過，朱安一直在努力，她想以自己的勤勉、溫順、賢淑來挽救自己無望的婚姻，贏得丈夫的心。

然而，終歸沒有受過起碼的教育，又一直生活在閉塞沉悶的生活環境中，她的一些努力反而加深了兩人間的隔閡，加劇了婚姻的破敗。

魯瑞曾問兒子：“她有什么不好？”魯迅答：““和她談不來，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么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魯迅搖頭，嘆氣：“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

 朱安原本是想迎合夫君的，但因沒文化不得法，反而弄巧成拙，落下話柄。

周氏兄弟交惡后，魯迅搬出八道灣，買房另居。搬家時，他征求朱安意見，留在八道灣；或者一道搬出；或者回娘家居住，生活費由魯迅支付。朱安堅持一道搬出八道灣，和魯迅、婆婆住在一起，侍奉婆母。

從外表來看，朱安似乎過于普通。她矮小跡近侏儒，消瘦幾近干枯，不過，在她的身上卻蘊含著鄉下女子特有的溫婉、善良和堅忍。盡管魯迅幾乎從來沒給過她一張笑臉，她依然把丈夫的衣食起居當成頭等大事，對丈夫的照顧永遠是無微不至。曾住在魯迅家隔壁的俞芳曾回憶道：

“大師母（朱安）每次燒粥前，先把米弄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買糟雞、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時喜歡吃的菜，給大先生下粥，使之開胃。她自己卻不吃這些好菜。”

朱安不識字，但她知道魯迅的“寫字”是神圣不可打擾的。所以，她白天都在廚房忙活，幾乎不去書房，以免打擾丈夫。有時，同院的俞家小姐妹吵鬧，朱安也提醒她們不要吵大先生，甚至低聲下氣懇求她們：大先生回來時，你們不要吵鬧，讓他安安靜靜地寫文章。

朱安和魯迅很少交談，她并不知道魯迅愛吃什么菜，但她自有辦法。她從飯菜的剩余來判斷魯迅的口味，假使一道菜吃剩得差不多或吃光了，她就揣摩魯迅一定喜歡吃，下次就多做一點。這一細節顯露出一個女人的細膩，一個妻子的苦心和一份難以訴說的深愛。

魯瑞知道兒子不喜歡朱安，但兒子畢竟是兒子，當母親的舍不得責怪。怨氣，偶或控制不住就發泄到兒媳身上。

魯迅在北京時，即便在嚴寒的冬天，也只穿單褲（有人說這是抑制性欲），母親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嗔怪朱安：“無怪乎他不喜歡你，到冬天了，也不給他縫條新棉褲。”于是，朱安奉老太太之命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上衙門后，偷偷放在魯迅床上，希望他能穿上，可魯迅卻將棉褲扔了出來。老太太不甘心，又托孫伏園勸魯迅穿上，魯迅回答：““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

魯迅的話，冠冕堂皇，令人肅然起敬。然而，對朱安來說，這句話卻像一柄匕首，閃著寒光。有妻子的人，卻堅定不移地過著獨身生活？聽到這樣的話，朱安的心只能像冰窖一樣涼了。

魯迅堅定地過著“獨身”生活，但他對“獨身”生活的危害性卻洞若觀火：

“至于因為不得已而過著獨身生活者，則無論男女，精神上常不免發生變化，有著執拗猜疑陰險的性質者居多。歐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維新前的女內侍，中國歷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別的獨身者也一樣，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狀也就大變，覺得世事都無味，人物都可憎，看見有些天真歡樂的人，便生恨惡。尤其是因為壓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妒嫉。其實這也是勢所必至的事：為社會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裝作純潔，但內心卻終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牽掣，不自主地蠢動著缺憾之感的。”

魯迅這番話是針對楊蔭榆的。而他的論敵顧頡剛也借此反唇相譏：

“彼與朱氏結婚，出于父母之命，遠在清末，尚無反抗之覺悟，僅為無感情之同居而已。然性欲者，人類與一切生物所同，感情者，人類之所以異于其他生物。既兩不相協，名為同居而實無衾枕之好，其痛苦何如？聞孫伏園言，魯迅晨起未理床，朱氏為之疊被，彼乃取而投諸地，其感情惡化如此，故絕未生育。魯迅作文詆楊蔭榆，謂其獨身生活使之陷于猜疑、暴躁之心理狀態，故以殘酷手段施諸學生，雖非寡婦而有寡婦之實，故名之曰'準寡婦’。以此語觀魯迅，則雖非鰥夫而有鰥夫之實，名之曰'準鰥夫’可也。”

不過，朱安也曾反抗過，陰冷的磚塔胡同上演過這樣一幕。

一次，魯老太太壽誕，家里請了些賓客家宴。開席之前，朱安穿戴整齊走了出來，跪在親友面前，說：“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魯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說罷，叩了頭，退回房中。魯迅對朱安的這次突然“襲擊”很不以為然，對朋友說：“中國的舊式婦女也很厲害，從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爭取了去，大家都批評我不好。”

朱安是個老實、本分、木訥、寡言的鄉下女人，她做出這樣的舉動完全是被逼無奈，并且，這次過激行為，恐怕耗盡了她一生的勇氣和智慧。這是一個泡在苦水中的女人，向命運作孤注一擲的抗爭，盡管是無望的；這是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棄婦，向夫君作破釜沉舟的回擊，盡管是徒勞的。

朱安沒有放棄，她孜孜矻矻地努力著，她望眼欲穿地等待著，期盼命運能發生轉機，期盼自己溫熱而柔軟的心能感化另一顆冰冷而堅硬的心。然而，她等來的卻是魯迅和許廣平同居的消息。于是，一切的努力都化成泡影。她命中注定只能凝固成一座望夫石，供后人憑吊、灑一掬同情之淚。

徹底陷入絕望中的朱安，說出這樣一番話：“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墻底的蝸牛，多么精彩的一個比喻！它概括了朱安的一生，那么傳神，那么一針見血！在飽嘗了孤獨、凄楚、絕望之后，朱安終于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并通過“蝸牛”這個比喻將其活生生展示在世人面前。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

“墻底的蝸牛”這個意象濃縮了朱安漫長的凄楚的一生。是一輩子的苦熬，煉出了這個比喻。真正的蚌病成珠。

魯迅去世了，魯母也去世了。北京磚塔胡同只剩下朱安一個人，形影相吊，煢煢獨立。盡管上海的許廣平對朱安的生活時有接濟，但在物價飛漲的動亂歲月，朱安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不得已，為了活命，朱安想到出售魯迅的“遺物”——藏書。得知這一消息后，上海的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許廣平、內山完造等紛紛寫信勸阻，還推舉唐弢和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唐弢、劉哲民見到了朱安。唐弢在一篇文章里介紹了會面經過：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去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來，里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幾塊醬蘿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去精干。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女友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沖著宋紫佩說：

'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誰也沒想到，朱安會把自己說成是魯迅的“遺物”，但我們卻不得不嘆服，“遺物”這個詞用在這里顯得精準無比。事實上，沒有任何詞能像“遺物”這樣準確道出朱安的身份、地位、處境以及她一生的意義所在。

我想，心如死水的朱安，已經能坦然接受她作為“遺物”的殘酷命運。讓她凄楚和憤懣的是，即使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是所有遺物中排名最后的，最微不足道的。你看，當魯迅的遺物(藏書)將要被出售時，整個文化界都不安了，竟然派人克服重重困難，從上海趕赴北京解決這一問題，而當同樣是魯迅遺物的她，面臨生活的絕境時，卻沒有人風塵仆仆趕到北京予以救濟，相反，人們總是說，因為交通不便，匯兌困難，無法給她寄去最低限度的生活費。

朱安不知道，早在魯迅活著時，在《兩地書》中，她就有了一個“遺產”的別號。不是魯迅的“遺產”，是舊社會留給魯迅的“遺產”。

其實，青年魯迅同意和朱安結婚，不僅是因為不想傷母親的心，也有另外的原因。這另外的原因，魯迅明白地告訴了許廣平：

“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預料是活不久的。后來預料并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再后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

原以為活不長，母親包辦的婚姻就聽之任之；后來想改變，又有了顧忌。而這顧忌，不是怕影響自己在眾人中的形象，而是擔心自己的言行會因此失去力量。魯迅這番表白誠懇實在。

魯迅和許廣平相愛，最大的障礙是朱安。當魯迅、許廣平的戀愛進入實質性階段時，魯迅猶疑了，彷徨了，因為他不知如何處理自己和朱安的婚姻。魯迅只得求助許廣平：

“因此又常遲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么事都不做，顧自己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做些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倘連所謂'同人’也都從背后槍擊我了，為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

魯迅說，第二條已實行了兩年，覺得太傻；第一條“托庇于資本家，恐怕熬不住”，最后一條又覺得危險，“而且又略有所不忍”。魯迅承認，自己“實在難于下一決心”，只能“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

許廣平當然知道，魯迅顧忌的是什么，不忍的是什么，在回信中，她快人快語捅破了窗戶紙：

“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舍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

對于魯迅所提的三條辦法，許廣平拋開已被魯迅否決的第二條不談，分析了第一和第三條：“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謀后享，三是且謀且享。一知其苦，三覺其危。”接下來幾句話就是許廣平給魯迅的“光”：“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的，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質言之，許廣平給出的“光”就是：盡人事，求生活，努力去做。

許廣平的“光”照亮了魯迅后來的路，在回信中，魯迅不再猶疑不再彷徨：“離開此地之后，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為社會方面，則我想除教書外，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或其他更好的工作，……”

所謂“農奴”，是許廣平的特定用語，指魯迅的“死守遺產”，而魯迅說他“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則表明他不會像以往那樣“死守遺產”了。兩人戀愛最大的障礙自此不復存在。

許廣平上述那番話為何像靈丹妙藥讓魯迅一粒服下心疾頓除？關鍵在于，許廣平給朱安準確定了位。倘若把朱安定位于魯迅的妻子，魯迅的戀愛將面臨兩大障礙：外，物議沸騰，影響清譽；內，于心不忍，猶豫不決。倘若像許廣平這樣把朱安定位于“苦痛的遺產”，魯迅的戀愛則會滋生兩大動力：告別農奴，追求新生。正是依靠“苦痛的遺產”這個精準的意象，許廣平才一語驚醒夢中人，讓戀愛中的魯迅，不再為舊“遺產”“彷徨”，轉而為新生活“吶喊”。消除心魔，拿定主意的魯迅，忍不住在回信中夸許廣平“比我有決斷得多”。

朱安的悲劇在于，魯迅生前，她是舊社會留給魯迅的“遺產”；魯迅死后，她則成了魯迅的“遺物”，恐怕只有出嫁前，在娘家，她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雖然身材矮小，發育不良。

經過文化界人士的勸說，朱安終于變得深明大義，她終于決定，寧死也不賣魯迅的遺物。身染沉疴后，她這樣對來訪的記者說：“我的病是沒有好的希望了，周身浮腫，關節已發炎，因為沒錢，只好隔幾天打一針，因先生的遺物我寧死也不愿變賣，也不愿去移動它，我盡我自己的心。

不賣遺物，不愿接受來路不明的捐助，許廣平的接濟又是那么有限，而且還是斷斷續續，那么，朱安怎么活下去？只有苦自己了，也就是把褲腰帶勒緊再勒緊了。營養不良，當然就抵擋不了病魔的侵入，終于在貧病交加中結束了灰暗的一生。

 其實，為了生存，為了改善一下生活，出售魯迅的藏書，又有什么不對的呢？倘若魯迅地下有知，對朱安出售藏書的想法，他即使不贊成，但也不會反對。魯迅臨終遺言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

 朱安去世后，有記者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朱夫人寂寞的活著，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這樣一個寂寞的人。……。魯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無聲無息地活了六十九個年頭，如今又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間，然而她確曾做了一件讓人欽敬的事，魯迅死后任憑窮困怎樣地逼迫她，也不忍賣掉魯迅先生的遺物，當我們憑吊與瞻仰這時代的圣者的遺物時，誰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這些遺物的苦心呢？”

其實，朱安出于生活所迫，是想賣掉魯迅的遺物的，只是，勸她的人多了，她才于心不忍了。原本窮困的她只得更加儉省地生活，病了，因為無錢，得不到正常的治療，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

眾多文化界人士想保護魯迅的遺物（藏書），勸朱安顧全大局，節衣縮食，這一點無可厚非。——朱安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不過，眾人的熱心與朱安的妥協，在我看來是有違魯迅初衷的。如果魯迅知道，為保護他的那些藏書，一個困苦中的女人，生活變得更為困苦，他會作何感想呢？

魯迅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可有些人為什么一方面背著魯迅語錄，一方面卻做著魯迅根本不贊成的事？

畢竟，人命比書更值錢。

其實，許廣平對魯迅的話記得很牢，只是何時聽魯迅的話何時不聽，她有自己的想法。1947年，朱安自知離大去之期不遠了，就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了封“遺書”，交代了自己的后事。朱安雖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但仍記著紹興風俗，對入殮時穿的衣服、蓋的被子都有詳細交代。可許廣平收到信后，卻在給北平的委托人的信中表示：“喪事從簡從儉，以符魯迅'埋掉拉到之旨’。但因病人沉重，恐難理解'魯迅精神’，此節不必先向其征求意見。”　　我們知道，魯迅所說的“埋掉拉到”是針對他自己而非要求別人。事實上，當魯迅去世后，在處理魯迅后事時，許廣平并未遵循“埋掉拉到”之“魯迅精神””，甚至根本沒提魯迅的話，而現在，朱安只不過要求像一個普通的紹興人那樣有尊嚴地死，許廣平卻強行按魯迅的教導安排朱安的后事。朱安活著一直生活在魯迅的陰影中，死了也得“按魯迅精神”去死。這倒驗證了朱安說的那句老話：生是魯迅的人，死是魯迅的鬼。　　大人物魯迅要求死后“埋掉拉到”，許廣平及其眾人卻全然不顧。因為葬禮不隆重不足以向大人物表達敬仰、愛戴、膜拜；小人物朱安，只想如故鄉人那樣死去，許廣平及其眾人卻強行將其抜高到魯迅的高度：“埋掉拉到”，其實，是大家不想為一個小人物浪費時間而已。　　世態炎涼這杯苦酒，朱安生前已經飽嘗，死后，又被強灌一口。

朱安臨死前一天，有記者曾探望她。那天，朱安談到魯迅，說：“周先生對我并不算壞，彼此間并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對許廣平，她說：“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不斷寄錢來。物價飛漲，自然是不夠的，我只有更苦一點自己，她的確是個好人……”她還流露出想看海嬰的想法，說：“海嬰很聰明，你知道嗎？有機會的話，我愿意看到他……”雖是舊式女子，但識大體，顧大局。

朱安去世一年后，北平《新民報》刊載了一篇朱安小傳：

“夫人朱氏，紹興世家子，生于勝清光緒五年七月。父諱某，精刑名之學，頗有聲于郡國間。夫人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擇婿頗苛，年二十八始歸同郡周君豫才。夫人柔色淑聲，晨昏定省饈饋以事其太夫人魯氏數十年如一日。民國三十一年春，太夫人病歿。夫人曾親侍湯藥，數月不懈。夫人以女子無才為德，因不識字，而又無所出，故其夫魯迅，常卜居春申，然夫人以善從為順，初無怨尤，迨勝利后，米珠薪桂，夫人以所得魯迅版稅余潤，幾無以自存。蒙蔣主席賜予法幣十萬金，始延殘喘，可謂幸矣。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夫人病于平寓，享年六十有九。嗚呼！夫人生依無價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物價殺人，識字者已朝不保夕，彼又安得不貧困而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