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對手機欲罷不能？為何短視頻一刷就停不下來？為何社交媒體成為我們情緒宣泄的主要陣地？在信息爆炸的數字時代，媒介早已超越工具屬性，成為重構人類認知、情感與社會關系的“第二環境”。早在1976年，傳播學者梅爾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與桑德拉·鮑爾-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便以前瞻性視野提出媒介依賴理論（Media Dependency Theory），系統解構了媒介、受眾與社會系統的三角互動關系。

媒介依賴理論，又稱為媒介系統依賴理論，由學者梅爾文·德弗勒（Melvin DeFleur）與桑德拉·鮑爾-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于1976年在《大眾傳播媒介效果的依賴模式》(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一文中首次提出。依賴關系的定義是“在其框架內，關系一方需求的滿足或其目標的實現取決于關系另一方所掌控的資源?！币簿褪钦f，個體為滿足需求或實現目標，須依賴媒介控制的稀缺信息資源。他們將受眾的目標訴求分為理解需求、行動定向需求和娛樂需求三類，而每種類型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自我導向和社會導向兩種。因而，媒介依賴理論將個人媒介訴求具體分成自我理解、社會理解、自我定向、社會定向、自我娛樂和社會娛樂六種形式。

圖1 媒介依賴理論框架

媒介依賴理論將媒介作為“受眾一媒介一社會”這一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做出了解釋。在微觀的個體層面上，用戶對媒介的依賴程度越高，則媒介信息對用戶認知、行為以及態度的影響就越大。在宏觀的社會層面上，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依賴于媒介，那么媒介的整體影響力將不斷增強，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將變得更為重要。這種宏觀依賴雖然是由所有個體對媒介的微觀依賴的總體構成的，但宏觀的媒介依賴又絕不僅僅是個體微觀依賴的簡單累加，社會對媒介的需求與個體對媒介的需求顯然是有巨大差異的。社會需求更多體現在對信息的公共性和權威性的重視，個體需求更強調個性化和即時性。但無論如何，媒介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是源于媒介在特定社會系統中滿足了特定對象的需求。

媒介依賴理論認為，不同個體或社會系統對媒體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決定依賴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媒體所提供信息的數量和集中度。如果一種媒體能夠滿足受眾更多的需求，那么受眾對該媒體的依賴程度就會高于對其他媒體的依賴程度，并將更頻繁地使用該媒體。其二，社會的（不）穩定性。在如選舉、自然災害、戰爭等社會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下，受眾為了降低模糊性，會希望了解有關當前主題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最新信息，因此，可能會高度依賴媒體，以期挽回失去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此外，還包括媒介系統的結構壟斷性、個體與媒介資源的匹配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依賴程度。

此外，鮑爾-洛基奇和德弗勒還討論了媒介依賴對受眾產生的不同影響。首先，對認知的影響。媒介依賴理論認為，當人們依賴媒體來消除模糊性時，媒介信息的影響力會增強。由于受眾依賴媒體的信息資源來面對如此多變的世界，他們的個人觀念與價值觀會受到媒體的影響，他們也會通過媒體來擴展和更新個人知識體系。其次，對情緒的影響。媒介依賴理論認為,如果媒體不斷向受眾提供充滿恐懼、焦慮和現實苦難的信息和刺激，那么當人們面對真實社會中的殘酷時,可能會變得情緒鈍化或過度焦慮。最后，對行為的影響。媒體會影響受眾做出或放棄某種行為的意愿——如果個體依賴媒體，那么他/她可能會在受到媒體影響后，做出以前不會做出的行為，或者放棄做出以前會做的行為。媒體還可以通過塑造社會規范認知來間接影響行為決策。

傳統媒介依賴理論強調媒介作為信息系統的工具屬性，即認為用戶依賴媒介主要是基于信息獲取、社交互動等理性需求。然而，新媒體時代的技術融合通過功能聚合與算法嵌入重構了依賴形式，媒介依賴的底層邏輯從單向的資源獲取轉向多元的敘事共建。數字時代的用戶通過參與敘事生產重構了依賴關系，用戶不僅是媒介的消費者，更是敘事的共同作者，媒介依賴的本質從“我需要媒介”轉向“我與媒介相互需要”，但是在平臺的強效應下，這種雙向依賴并不對稱。

從依賴的權利結構來說，智能手機、社交平臺等聚合型媒介將信息生產、社交互動、娛樂消費、商業交易等多元功能熔于一爐，在全場景依賴中形成“需求預判—算法推薦—流量反饋”的閉環，重構了媒介依賴的權力結構。以微信為例，其早已從通訊工具進化為涵蓋社交（朋友圈）、消費（微信支付）、信息（公眾號）、服務（小程序）的數字生活操作系統，這種一站式滿足的特性，使得全場景依賴的形式更為突出，當然其中媒介平臺化的發展助推了這一關系，平臺型媒體通過超級應用實現了生態綁定而將用戶鎖定于系統當中，這種依賴關系已經超越了傳統媒介時期。算法與數據構成了新型依賴關系的隱形杠桿，平臺通過算法實現數據監控與行為預測，從而影響用戶的信息獲取習慣，加劇用戶對平臺的結構性依賴，促使依賴模式與權利結構發生質變。

1.短視頻平臺：感官刺激與情感補償

短視頻平臺通過精準推送個性化、碎片化、娛樂化的內容，不斷為用戶提供即時感官刺激，吸引用戶沉浸其中，逐漸形成對平臺的高度依賴。用戶不僅能夠在虛擬世界展示自我、分享生活，還能通過點贊、評論等互動方式獲得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以此彌補現實生活的焦慮壓力、孤獨迷茫與情感缺失。然而，這種基于感官刺激和情感補償的使用模式，容易使用戶沉溺于虛擬世界中，忽略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需求和復雜性，從而加劇對媒介的依賴。

社交型短視頻平臺受眾的媒介依賴研究

（郭曉真）

近年來,網絡技術的賦權為媒介生態帶來了顯著變化,其突出特征之一便是社交型短視頻的迅速走紅。社交型短視頻平臺以其'生活化、實時化、社交化、互動化'等特點改變了受眾接受信息、傳遞情感、社交互動的方式。然而,社交型短視頻平臺所具有的娛樂化、碎片化的文化氛圍也催生了媒介依賴度極高的傳播生態環境。在這種受眾過度依賴媒介的新型傳播生態環境中,精英文化的話語權逐漸被瓦解,娛樂性和非理性信息增多,受眾的批判意識逐漸消解,受眾的媒介素養也迎來了新的挑戰,隨之而來的便是媒介、受眾與社會三方系統的失衡。因此,研究社交型短視頻平臺的受眾媒介依賴,并提出針對性策略對于塑造健康良性的傳播生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社交媒體：圈層依賴與情緒共振

圈層依賴是指用戶基于共同的興趣、價值觀、社會背景或其他特征形成特定的社交圈層，并對這些圈層以及社交媒體平臺產生高度依賴的現象。在這些圈層內，用戶之間互動頻繁且緊密，不僅增強了個體對特定社交圈層的歸屬感，還加深了他們對平臺的依賴性。當某一熱點話題引發公眾熱議時，受眾迅速聚集在所屬圈層內并形成集體情緒反應，這種共同的情緒體驗又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平臺的依賴。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 in Malaysia: A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Perspective

（Nul Widaya Mohamed Nawi, Syed Agil Alsagoff, Mohd Nizam Osman, Zulhamri Abdullah）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 by buil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related with the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In Malaysia, public concerns continue to rise about the risk of excessive new media use among youths. This paper applies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to study the use of the new media among youth in Malaysia. Researcher are watching the phenomenon among youth in the use of new media is different from most use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 new media is the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well built. In Malaysia, wireless networks are in use and Facebook is the main social media widely accepted by users for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ident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lens, researcher can see the use of new media from a media perspective where the media plays a role in this society. Malaysia's social background is unique, therefore, the media us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observ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searcher conclude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unwanted new media use that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knowledge. 

3.智能終端：全場景滲透與行為馴化

智能手機作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全場景滲透。無論是學習、工作還是休閑娛樂，智能手機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多功能性和便攜性使得用戶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獲取信息、溝通交流以及享受各種服務。這種全天候的接入方式，讓用戶逐漸形成了對手機的高度依賴，甚至在無明確使用目的時也會頻繁查看手機，體現了行為上的馴化現象。

媒介依賴理論視角下的智能手機使用心理與行為

——中國與新加坡大學生手機使用比較研究

（蔣俏蕾, 郝曉鳴, 林翠絹）

論文采用問卷調查與焦點小組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嘗試將媒介依賴理論的視角應用于智能手機這一新興媒介的分析,比較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個特定語境中大學生的智能手機使用心理、行為與依賴表現。研究發現,兩國大學生智能手機使用的心理、行為與影響呈現出一些共性特征,但也由于社會語境的差異而表現出若干具體的差別。一方面,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新加坡,大學生智能手機使用者均呈現出兩大類手機依賴的表現——無法控制對手機的渴望及由此帶來的效率下降和逃避與焦慮感;個人媒體依賴訴求和心理特質(自尊感、閑暇無聊感和刺激尋求感)與手機依賴是顯著且正向相關的;個人媒體依賴訴求對智能手機的非上網功能和移動互聯網的使用都具有強烈的影響,而手機使用和心理特質也顯著影響著大學生的手機依賴;兩國大學生中的女性使用者都表現出更高程度的手機依賴。另一方面,兩國對網絡沉迷問題的社會關注、國土面積、兵役制、大學生活、手機資費、流行內容、網絡管理、法律法規等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及由此帶來的影響,也造成兩國大學生智能手機使用與依賴方面的具體差異。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