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民國第一大案，指孫美瑤挾近百名中外人質，與當時的政府對峙37天。

綁票是匪類生財的古老門徑，土匪、黑幫，以及零星的見財起意的人們，無論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這樁不花錢的買賣來。綁票的目的，就是要贖金，不要贖金，綁票何為？不過，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兒總免不了，民國年間，有一樁大的綁票案，綁票的土匪，就是不要贖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進入山東境內，經過臨城附近的時候，突然遭遇攔截，車頭出軌，幾百土匪，明火執仗，涌將上來，車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個洋人，一說35人)，除個別逃脫外，全數被掠走，成為“肉票”，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案的黑手，是抱犢崮的土匪頭子孫美瑤。孫美瑤得手之后，將肉票押上抱犢崮，然后放掉幾個洋人女票，下山傳信，提出條件，不要金不要銀，只要求招安收編，弄個官軍的師長旅長干干。抱犢崮是沂蒙山區很著名的一崮，山勢險峻，但山頂卻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犢時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無論如何是趕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難攻，可見一斑。雄踞于高崖險山之上，押著有二十幾個洋票，孫美瑤自信手里有牌，官軍不敢把他怎么樣。在此后的一系列談判中，孫美瑤的價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翻云覆雨，弄得當時的曹錕政府很是狼狽。

那個時候，國際上對于這種“恐怖主義”行為，還沒有像今天那樣態度堅定，一致取不妥協主義，而且也沒有反恐的特種部隊，有各種先進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國，在事發之后，對自己國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個勁地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只許妥協，不許弄強，事件涉及國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國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樣，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障人質的安全。說起來，當時當政的直系政權，算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對西方最硬氣的一屆政府(因為民族主義情緒頗濃的吳佩孚的緣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屆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鬧窮，政府各部幾個月開不出工資，北京大街上，盡是討薪的政府官員在游行示威，駐外使館因經費不繼，紛紛下旗回國。盡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對土匪，不能打，只能談。畢竟，自晚清以來，洋人不僅代表著強大，而且意味著文明，洋人的命，無論如何都是金貴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們所倚仗的是什么，他們可以時不時地殺幾個中國的肉票(土票)加壓，卻不動洋票一個指頭，洋票在山上，住的條件都比土票好，還允許洋票有“通信自由”，讓他們寫“匪窟通信”，交到上海報上發表，讓外國輿論壓政府，外國政府再壓中國政府。不過這么一來，一時間，辦報的和讀報的，都興奮莫名。

唯一讓外國人放心不下的是，當時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東地方，說起來并不是直系的地盤，壓力加在北京政府頭上，到底有多大用處，其實是個未知數。反過來，這一點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國人談判的價碼，抵制他們要求對綁匪無條件妥協的壓力。利害相關的洋人，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國政府估計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轍，最后還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國通們厲害，說動了上海黑道很有勢力、后來成為青幫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讓黃親自出馬，帶上各位黑道老大的親筆信，上抱犢崮跟孫美瑤談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實上，在當時，沒有土匪傻到跟幫會為敵，否則，他們販毒走私的買賣就沒戲了(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溝通起來很容易，黃金榮上山之后，談判漸入佳境，孫美瑤不再漫天要價，山東軍閥田中玉卻得以就地還錢，孫部編成一個旅，由山東地方解決給養，先送上大批的糧食和2000套軍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釋放，孫美瑤下山接受改編，一場塌天大案，宣告結束。

不過，孫美瑤的旅長沒有做上幾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兗州鎮守使在棗莊中興公司設下鴻門宴(中興公司有個北方著名的富豪俱樂部，吃喝嫖賭，一應俱全，孫美瑤也是常客)，當場，一個石灰包打在孫美瑤的眼睛上(韋小寶的伎倆)，被熏得昏頭的他，被一頓亂刀給捅了無數個透明窟窿，腦袋還給切下來傳命各處，孫美瑤的部下，群龍無首，在重兵包圍下，也只好繳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計大部分還是當土匪去也。

從晚清到民國，是亂世。其實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個地方，當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時候，就會有匪類出來“幫忙”，官兵要當家，匪兵也要當家，爭斗的結果，往往達成一個均勢，各收各的“保護費”，維持一個雖說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種秩序。不見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燒殺搶掠，道理很簡單，都燒殺掉了，他們吃什么去？土匪的燒殺，往往針對那些不肯服軟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裝，抵抗過他們的村鎮，燒殺主要是為了殺一儆百。盡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規模多大，最大的心愿還是受招安，從非法狀態的收費，轉到合法狀態來。從晚清開始，也的確不斷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況下，有意招撫一些匪幫，讓他們變成官兵，再去打別的土匪，一如《水滸傳》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臘。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戰斗中逐漸成長，變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邊的張作霖，南邊的陸榮廷，都是這個模子，當時有諺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當然，這種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會太好了，無論官兵還是土匪，有時紀律都差不多的壞，說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可能有點夸張，但駐兵與駐匪都時常擾民卻是真實的。那些由匪變兵的軍隊，比如張作霖的奉軍，一直到小張(張學良)時代，還以紀律差聞名，在老張時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說，南有干帥(陸榮廷字干卿)，北有雨帥(張作霖字雨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各地的土匪，都紛紛效法，也有條件效法。事實上，袁世凱死后，由于混戰不止，各地軍閥，都在招撫土匪，借以擴展勢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撫的方式，有收撫的，也有打撫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東督軍田中玉跟抱犢崮的土匪之間，從原來的相安無事，各管一邊，變成了真刀實槍地對打，兩個混成旅開到兗州，其實，真實意圖是剿是撫，還是以剿逼撫，還真說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沖突中，孫美瑤的哥哥孫美珠一個沒留神喪了命，所以，激得孫美瑤使出了拼命的招兒，釀成一場大案。

不過，在那個大家都怕洋人的時代，這招雖然很靈，足以讓官方滿足他的條件，拿到一筆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別贖金，卻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動外國人，免惹大麻煩，黑道白道，殷鑒不遠，都還記得義和團的教訓。所以，事過之后，孫美瑤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韋小寶的下三濫的招數，也得讓他死。

孫美瑤綁了一筆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贖金，然后全賠了，以后，這種賠老本的買賣，土匪就再也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