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豐鈺（1873—1923），字元章，察哈爾都統何宗蓮的侄子，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首席參議何豐林（絞殺李大釗先生的判決書就是他簽署的）的弟弟。

何豐鈺出身山東何氏望族，平陰縣城南門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

張之洞第二次擔任湖廣總督的時候，將在江蘇訓練的“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往湖北，將湖北原有的武愷軍、武防軍、武建軍等舊軍隊，將這些舊軍隊改編練成新軍，所以，何豐鈺畢業回國后，任新建陸軍左翼二營管帶、后來晉升統帶，率部駐守閩縣龍川。

但是，問題在于“當兵吃糧，吃糧當兵”，這些新軍的軍餉可是地方自籌的，清政府就出一張任命書。所以，新軍的軍餉經常欠發，可是新軍的底子還是武愷軍、武防軍、武建軍那些舊軍隊，鬧餉可是他們的看家本事，所以武建軍率先發難鬧餉。但是，日本留學回來的何豐鈺治軍甚嚴，所以就算武建軍全部都鬧起來了，但是何豐鈺所部仍然照常出操，不動如山，別的武建軍看見何豐鈺所部沒有動靜，嘩變也就平息下來了。

辛亥革命爆發，心向革命的何豐鈺率部響應，民國（1912年）建立后，何豐鈺升任二十五團團長兼海州民政長。

1911年12月1日，在沙俄策劃和援助下，以庫倫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部王公及上層喇嘛在庫倫宣布外蒙獨立，至1912年5月，叛亂武裝在俄軍的配合下基本上控制了外蒙全境。1912年底，蒙古叛軍出兵進攻內蒙，熱河、察哈爾、山西、綏遠等地，各地駐軍奉命進行還擊。1913年9月以來，叛軍集中主力猛攻多倫，北京政府不斷向多倫增調援軍，力圖擺脫被動局面，新任多倫鎮守使王懷慶率部與外蒙古叛軍激戰，至11月底多倫附近的叛軍被王懷慶及援軍全殲，從此，駐扎內蒙的各地駐軍改變了被動防御的局面。在此次戰役中，何豐鈺率領偏師助戰王懷慶，成功收復奎蘇、昭朵蘇兩處戰略要地。

民國六年（1917年）7月4日，居正按照孫中山要求，開始整編山東的民軍，“使成勁旅，以為國用”，但是整編山東民軍的后面是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居正、吳大洲、北京特使曲同豐、山東督軍張懷芝、省長孫發緒各自心懷鬼胎意見不同，還發生了山東民軍的部分將士嘩變、編制員額及編遣費爭議，萬般無奈之下，只能派何豐鈺前往安撫協調各地民軍，這才使改編順利完成，何豐鈺在各種勢力的調和下，升任新軍訓練司令，1920年，唐天喜部第七旅兵變，富商數戶被劫。唐天喜被革職，何豐鈺升任兗州鎮守使兼陸軍第六旅旅長，8月正式接手兗州防務，開始對滋陽、鄒縣、寧陽、汶上、滕縣、嶧縣、陽谷、壽張等地的進行剿匪，經過兩年多剿匪行動，兗州的匪患得到了肅清。特別是1922年秋，何豐鈺擊斃兗州最大的匪首孫美珠，當地土匪基本上就絕跡了。

那么，時間線就來到了1923年。何豐鈺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剿匪殺的那個土匪孫美珠竟然會給自己惹這么大的麻煩。

話還得從1917年說起，孫氏是兗州有聲望的富家大戶，孫美珠受官府的迫害，只得變賣家產與五弟孫美瑤一起落草為寇，1918年，孫家兄弟與抱犢崮的主要首領周天倫結成盟友，效仿“水泊梁山”聚義，公開劫富濟貧。但是由于孫家兄弟性格有異，于是就各自單拉一伙人馬，自立為王。孫美珠匪軍紀律嚴明，對百姓友善，被當地人稱為仁義馬匪。而孫美瑤所領的團伙被稱為紅頭馬子。1920年清明節那天，孫美珠聯合西部山區五股大土匪，在龍門觀的廣場上扯旗放炮，敲鑼打鼓，公開建立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自任總司令，孫美瑤任副總司令。

1922年8月，孫美珠伙同孫美瑤夜間偷襲西集紅槍會，但是孫美瑤途中貪賭誤事，而孫美珠殲敵心勝，率領本部200余人身先士卒攻進西集的北門，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死后敵方割其首級懸掛臨城火車站示眾，據說尸體葬埋時換個錫頭。

當為了消滅“山東建國自治軍”，北洋政府委任山東督軍田中玉為剿匪司令，統轄山東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師等部隊，對抱犢崮山區的土匪武裝繼續進行強力圍剿。

1923年4月間，抱犢崮的山上彈盡糧絕，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自治軍”為死里求生，他們的狗頭軍師郭其才的建：由孫美瑤等率領一批基干力量，突出重圍，在津浦鐵路攔劫常有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來華人員乘坐的特別快車，通過綁票“洋人”的辦法，對政府進行要挾，逼迫政府下令不再圍剿他們，畢竟洋人可是比大總統還厲害的。

很快，孫美瑤等根據在上海、南京等地所設聯絡站提供的情報，獲知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乘有幾個“十分重要的洋人”，于是他們便乘路警都去韓莊警務段段長張文通處祝壽之際，在沙溝、臨城間的姬莊附近，把路軌拆開。

6日凌晨兩點的時候，這列列車果然經過了這里，孫美瑤一開始的時候試圖讓部下站在鐵路上，以此來逼停列車，結果由于天色太暗，司機在看到這些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減速停車了，他只能做出緊急制動，這讓列車失去了平衡，再加上之前孫美瑤已經破壞了這里的鐵路，松散的鐵軌沒有辦法負擔列車的重量，這讓“藍鋼皮”快車的第406號機車、第2713號郵車、第4405和4406號三等車的車廂直接沖出了軌道，隨后1000多名土匪從四面八方涌了上來，將火車上的乘客全部劫持上山，39名外國人(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墨西哥籍旅客，其中美國人最多)和一百多名名中國人成了肉票，英國人洛斯門因反抗而殺死。

情報里說的“十分重要”的洋人：是正準備去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外國記者和各國的使節。

消息傳播開來，全世界震驚，美、法、英、意、比等國紛紛向北洋政府施壓，駐北京外國公使團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于7日晚和次日連續召集各國駐華使節會議，向中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一、限期將被擄外國人安全救出；二、死亡之外國人應從優撫恤；三、懲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四、切實保障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不允許解救的軍隊使用火炮等武器，而在采取軍事行動的時候也務必要小心，絕對不能傷到人質。

美國國防部長臺維士公然向國務卿許士建議出兵中國，心懷叵測的日本人雖然與此事無關，但是也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亂的宣城要組成國際聯軍全面接管中國鐵路，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在重壓之下，只能就范，派人與孫美瑤談判。

所以從5月20日起，北京、濟南、徐州各處都有大人物來跟孫美瑤談判，包括：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通總長吳毓麟、曹錕的代表楊以德、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溫世珍。這些人哪一個不是權勢熏天的人物，現在都跑到這個抱犢崮來了。

其實在談判還未開始的時候，孫美瑤就曾經讓人下山將初步擬定的贖人條件送給了北洋政府，在這份最初的文本中，孫美瑤要求：北洋政府應當馬上后撤包圍抱犢崮的軍隊，將自治軍收編為正式軍隊，編制要給到一個旅的番號，以孫美瑤為旅長，并給予自治軍各級頭領相應的官職，還需向自治軍提供一批新的軍火。由于當時的北洋政府面對洋大人的施壓，感到壓力極大，因此談判前線的幾名高官在商議后，大致同意了孫美瑤的條件，并約定于5月15日在中興煤礦公司進行正式談判。

5月15日當天，雙方均派代表（官方是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出席了這一次會議，自治軍方面的要求并沒有改動，不過，北洋政府表示自己的槍械都不夠用，補充軍火的條款想都別想了，因為這不現實。由于自治軍方面當時斷水斷糧的情況還沒有結束，因此他們急于和北洋政府達成協議，于是便接受了這個退步，并正式的簽署了相關協議。

但是，凡是就怕“但是”，孫美瑤一方單方面撕毀協議，表示之前的條件全部作廢，需要進行新一輪的談判。之所以孫美瑤會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既然山上的人質重要到北京政府都派人下來談判，而且之前提的條件答應的那么爽快，肯定還遠遠沒有達到北洋政府給予的贖金的下限。

于是他們重新修改了之前的條件，提出北洋政府不但要收編自己的隊伍，還要讓孫美瑤能夠在周邊地區收編其他土匪，并獲得臨近三縣的統治權，讓張敬堯代替田中玉山東督軍的職位。其他的條件都好說，反正番號、地區統治權什么的，政府有的是辦法收回來，可是，土匪竟然要插手北洋政府督軍這一級別的人事調動，督軍這一級別的調動，那可是連大總統說了都不太算的。這樣的條件北洋政府是肯定無法接受的，這也讓談判再次陷入了僵局。

為了給官方施加壓力，孫美瑤命令部下殺了5名中國人質，孫美瑤還放話說：如果官方不答應他提的條件，他就要開始殺外國人質。

這時候，時任徐海鎮守使的陳調元（這也是個人物，最后官至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共”預備軍總司令、追授陸軍一級上將）出現了，，陳調元赤手空拳帶著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美國人安德臣、嶧滕兩縣士紳及上海總商會代表孫壽成等一行二十多個談判代表爬到了抱犢崮腳下，又被繩索吊到崮頂，陳調元的操作實質上就是自作人質，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是如果最終促使談判達成，也會累積他的政治資本，而且陳調元見風使舵，能說會道，處事圓滑的能力是絕對的一流，雖為高官卻能與土匪、士紳、官兵等人打成一片，孫美瑤等部眾見陳調元沒有官腔又大方豪爽，因此，陳調元很快就贏得了孫美瑤和老當家孫桂枝的信任。

5月30日，經過陳調元的一番討價還價，雙方達成協議：圍剿抱犢崮的政府軍一律撤回原地；北洋政府方面按“有槍者改編”的原則，由田中玉派人上山核點人數，幾次反復，6月12日，北洋政府決定收編3000人，番號定為“山東新編旅”，由第五師節制，以孫美瑤任旅長，另由官府給款85000元作為孫部經費。隨后，孫美瑤倒是講誠信的釋放了全部洋人，到25日方華人全部釋放。

6月25日，孫美瑤提出要殺何豐鈺替兄報仇，同時外交團也要求北京政府懲處山東負責的長官，何豐鈺自然就成了背鍋俠，

6月27日，抱犢崮土匪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當上了少將旅長，周天松、郭天才為團長，指定郭里集為這一旅的防地，老當家孫桂枝當了旅部的軍需長。

至此，轟動一時的臨城劫車案以人質平安獲釋、孫美瑤部被收編為正規軍而告解決。

多說一句，孫美瑤只做了六個月的旅長，曹錕就為了徹底消滅孫美瑤部于12月19日通過新任山東督理鄭士琦指使新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何豐鈺已經背黑鍋被免職），在棗莊中興煤礦公司擺下“鴻門宴”，在席間以“怙惡不悛”、“野性難馴”、“抗命不遵”等罪將孫美瑤當場槍斃。

1923年，曹錕賄選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全國上下一片嘩然，孫中山以大元帥的名義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不承認曹錕當選；云南省長唐繼堯也宣布否認賄選結果。時任曹州鎮守使的何豐鈺從山東南下上海去幫助哥哥何豐林（時任淞滬護軍使）料理軍務，不久病死，終年5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