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之爭是湘軍歷史上的一大公案。兩人本來是至交好友，卻因為軍政觀點的分歧而導致互生嫌隙，直至互相攻擊甚至反目。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生于嘉慶十七年，較曾國藩年輕一歲。與曾國藩在官場中的年少成名相比，左宗棠可謂大器晚成。他雖然于道光十二年捐資為監生，并參加鄉試中得“搜遺”舉人，但之后三次赴京參加會試卻都名落孫山，沒有取得進身之資，最后只能以塾師為業。

在三次會試失敗之后，左宗棠便絕意科舉，專心于農學、兵學、史學以及輿圖之學等經濟之學。由于其聰明果敢、慷慨激昂的個性和淵博的學識，左宗棠深受眾多儒學士大夫的欣賞，被譽為“湖湘第一才子”，其自視也頗高，自比諸葛亮，號稱“今亮”。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奉旨赴長沙幫辦湖南團練，而左宗棠此前則以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僚的身份參與指揮著長沙保衛戰。二人于張亮基的府上進行了首次會面，相談甚歡。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初次印象還是比較好的，說他“正派而肯任事”，二人也“甚相得”；左宗棠認為曾國藩“才具稍欠開展”，意即說他在才能方面有所欠缺。

左宗棠此處對曾國藩的評價非常重要，這是探究兩人后來關系發展變化的關鍵之處。正因為兩人“甚相得”，所以在后來一系列的艱難困頓中，曾、左二人總是能互相支持、患難與共，最終合力實現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但由于左宗棠從一開始便認為曾國藩“才具稍欠開展”，對其能力表示出了一定的質疑，再加上他自許“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的高傲個性，所以他從心底里一直對曾國藩有種不服的精神，這也是導致他后來與曾國藩分道揚鑣的深層次原因。但兩人初次合作時間不長，轉年正月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去了武漢，曾國藩則開始湘軍的訓練和籌備。

但由于處處受當地官員的掣肘，曾國藩的練兵進展并不順利，在綠營軍的排擠下憤而出走衡州。咸豐三年九月，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返回湘陰老家，曾國藩聞訊后馬上修書請其出山協助練兵。曾國藩急切希望身邊一幫朋友能夠說服左宗棠出山，助其練兵。但曾國藩的一片熱忱之心，左宗棠并沒接受。左宗棠再次出山是在咸豐四年三月，出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此后便開始了與曾國藩的第二次合作。從咸豐四年到咸豐七年，可謂是曾、左之間的蜜月期，在此期間二人之間合作密切，互相幫扶，左宗棠為曾國藩的軍事行動籌集餉銀，訓練兵勇，曾國藩則時時保舉左宗棠，為其索要官銜。在經過了一年多的準備后，曾國藩于咸豐四年揮師出征，開始了與太平軍長達十一年的戰斗。

豈料出師不利，首次大規模會戰便大敗于靖港，湘軍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曾國藩也一度跳水自殺，幸而被手下兵勇救起。此時的左宗棠則特意從長沙趕來看望曾國藩。生死之間見真情，雖然率直的左宗棠對曾國藩一陣數落，但從中卻看出二人之間的真情厚意。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奏保左宗棠獲得朝廷批準。之后，湘軍接連取得大勝，攻占武昌后沿江而下，試圖一舉攻占南京。但由于輕敵冒進，曾國藩的湘軍大敗于湖口，之后困守于江西境內。曾、左之間第一次矛盾激化是在咸豐七年。當時，曾國藩困守于江西，軍事行動無從展開，糧餉又受制于人，內心無比苦悶。二月，突接其父訃告，于是扔下軍務便回籍奔喪。對于曾國藩的做法，左宗棠深表不滿。左宗棠心頭之氣仍未消。

此后，兩人中斷書信往來達一年多的時間。咸豐八年，在曾國荃的調解之下，曾國藩修書一封給左宗棠，二人之間不計前嫌，又恢復了書信往來。同年五月，左宗棠代駱秉章起草奏折，奏請起用曾國藩督軍援浙。于是，曾國藩第二次墨絰從戎。經過這次的沖突，曾、左二人雖然和好，但他們之間的嫌隙從未彌縫，摩擦和矛盾時有發生。咸豐十年四月，朝廷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同時又命左宗棠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之后由于四川軍情危機，朝廷又欲派左宗棠入川辦理軍務，左宗棠不愿，于是曾國藩上疏請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這次左宗棠從湖南募得五千兵勇開赴江皖前線。咸豐十一年，在曾國藩的力薦之下，朝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成為獨當一面的地方要員。

也正因此，曾、左二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出來。除此之外，左宗棠與曾國藩的爭執主要集中于具體的事例上，多是就事論事的意見分歧。如咸豐七年曾國藩棄軍務于不顧，自顧自的回籍奔喪，致使左宗棠大為義憤，在信中罵曾國藩“非禮非義”，導致二人之間一年多沒有書信往來。咸豐十年，在軍事戰略上，左宗棠提出湘軍應先取吳越、再謀皖贛，曾國藩則拒絕了這個建議，駐軍祁門，左宗棠聽說后，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滌公于我極親信，毫無間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鄉，恐終非戡亂之人。”結果曾國藩在祁門差點全軍覆沒。另外還有同治二年曾、左之間的厘金之爭。所有這些都是二人在具體事務上的爭論和分歧，于個人恩怨無關，至此兩人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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