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正確并充分地展開對某一具體法律利益的研究，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解決日常法律實踐問題，必須充分理解一般法律關系，而對法律關系的清晰理解、有序表達以及最終正確解決法律問題，離不開對基本法律概念的正確認識和理解。霍菲爾德首先將法律概念與非法律概念進行了區分。法律概念與非法律概念經常被混為一談的原因有二：其一，法律概念與非法律概念在觀念上本就聯系緊密；其二，法律術語的模糊性和隨意性使二者傾向于混為一談。而法律術語的模糊性和隨意性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最初這些術語僅僅被用來表達物質對象，但是這些用來表達物質對象的術語在經過比喻或者擬制后也被用來表達與這些物質對象相關聯的法律利益。以“財產（property）”這一詞為例，在司法實踐中，這一詞語時而表示作為財產權所指向的對象的物之本身，時而表示財產權人所擁有的物上的權利。與之相似的例子還有“讓與（transfer）”一詞。在非法律概念中，這一詞語可以用來表達將約定物轉移占有的這一實際行為；而在法律概念中，這一詞語指的是法律利益的讓與。在司法實踐中，使用這些詞義混亂、模棱兩可的術語的例子不勝枚舉。

霍菲爾德緊接著對與特定法律行為有關的事實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些事實要么屬于構成性事實（operative fact），要么屬于證明性事實（evidential fact）。前者是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發生變動的事實；后者是一經認定可作為推斷其他事實的邏輯根據的事實。為了更好地厘清二者的區別，霍菲爾德舉了合同法中一個二者易被混淆的例子：通過書面合同訂立的合同之債在陷入訴訟時，作為證據提交的合同文本，通常被認為是導致合同之債形成的構成性事實。但實際上，合同文本現在存在的形態和特定內容只能證明合同訂立時便存在這樣一份文件，并與現在內容相同這樣的證明性事實，用來推斷構成性事實是否成立，而不能直接作為合同之債成立的構成性事實。

法律術語的濫用導致了法律實踐中出現了諸多錯誤和混亂，而造成這些混亂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人們不加區分地將一切法律關系都簡化為“權利”和“義務”的關系。霍菲爾德從對信托、排他性購買權公司利益等復雜的法律利益的分析中意識到這一問題嚴重性，企圖從“權利”和“義務”復雜而混亂的涵義中剝離出清晰而明確的幾個概念。通過對大量的案例、法律實踐中的各種現象進行分析和總結，最終他選定了八個“基本法律概念”，并稱這八個概念是“法律的最小公分母”。

霍菲爾德提出了足以描述一切法律問題的八個基本概念，并用法律上的相反（opposite）關系和相關（correlative）關系將它們關聯起來。這里的相反關系中的一對法律概念是就同一主體而言的;而相關關系的中一對法律概念是分屬于同一法律關系中相對應的兩個主體而言的：

在關于基本法律概念的第二篇論文中，霍菲爾德的下一步研究計劃是對上篇所列八種法律關系所適用的重要分類進行分析，這些分類包括對人關系與對物關系，普遍關系與特殊關系，合意關系與建構關系，第一性關系與第二性關系，實體關系與程序關系，完備關系與瑕疵關系，相容性關系與排他性關系。在下篇中，霍菲爾德僅對第一對關系，即對人關系與對物關系進行了詳細論述。

對人（in personam）和對物（in rem）這一對術語，被普遍應用于諸多領域和情形中，大多數法律人往往認為其含義一成不變且十分清晰。但事實上，關于這對術語的表述也存在模棱兩可之處。霍菲爾德指出，這對術語至少是四對含義不同的分類的基礎：對人權與對物權、對人之訴與對物之訴、對人判決與對物判決以及判決相對應的司法程序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并且在這四對分類中這對術語的含義也不大相同。此處僅討論這四對分類的第一對，即對人權和對物權。基于上篇對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和解釋，霍菲爾德指出，對人權包括對人權利，對人特權，對人權力，對人豁免；對物權也包括對物權利、對物特權、對物權力和對物豁免。為了避免術語的模棱兩可帶來理解上的困難，霍菲爾德用“特定（paucital）”和“非特定（multital）”這一對術語來代替“對人”和“對物”的表述。

特定權利（對人權利）是指某人或者某些人享有的并針對另一個人或者另一些人的一項獨一無二的權利，也可以是某些針對特定人且究其根本而言彼此相似的權利之一。非特定權利（對物權利）總是一大類就其根本而言彼此相似的權利之一，無論是實有的還是潛在的，也無論其歸屬一人還是多人，此類權利總是各自針對不特定的一大類人。霍菲爾德指出，“對物權”這一術語被過于頻繁的誤用從而造成了用語的混亂。因此，他對“對物權”的語義進行了更詳細的解釋。

第一，對物權并非“針對某物”的權利。對人權是針對某人的權利，對物權是針對某物的權利，這是人們最容易根據術語的字面意思產生的誤解。霍菲爾德所列舉的大量例子也體現出，司法實踐中實際上也大量充斥著這樣的誤解。事實上，一切物權皆是“對人”，對物權也是針對某人的權利。只不過從外觀上而言，相比于對人權，對物權伴生了一系列雖有所不同卻就其根本而言相似的權利。奧斯丁早在其《法理學》講義中就說明：“對物”表達的是權利的范圍而非對象，即該權利針對一般人，而非對某物的權利。例如，甲乙分別擁有一塊土地，甲與丙訂立合同約定丙不得進入乙的土地。在這樣的法律關系中，甲關于丙的土地對丙擁有的權利屬于對人權，因為甲對除丙之外的其他人并不擁有相似的權利。甲關于自己的土地對丙擁有的權利則屬于對物權，因為甲不僅對丙有權利，對于除丙之外的其他人也擁有相似的權利。而這兩項權利，本質上都是針對丙的權利，都是“對人”的。

第二，對物權并非總與有體物有關。對物權的概念包含了以下幾種情形：與特定有體物有關的對物權；與特定有體物或人身皆無關的對物權；與權利人自身有關的對物權；特定人享有的與他人有關的對物權；與權利人的身體和有體物無確定關系的對物權。

第三，對物權只與一人的一項義務相關，而不是與非特定的一大類人中所有的成員的多項（或一項）義務相關。多數觀點認為，人們普遍負擔與對物權相關的義務，一項對物權所對應的是所有人負擔的一項義務。但霍菲爾德認為并非如此，對物權應當是存在眾多相互獨立且彼此不同的權利，且每一個權利都與某人的一項義務相關，他們之間存在相互獨立、彼此無涉的權利-義務關系，只不過它們彼此相似。有多少義務人，便有多少這樣的權利-義務關系。霍菲爾德之所以強調它們之間的獨立性，是因為上述任一獨立權利的消滅皆絲毫無礙其他權利。仍以土地為例，假設甲分別要求乙丙丁不得進入其土地，則乙丙丁分別承擔不進入甲土地的義務，他們義務的內容是相同的。但是，甲可以通過賦予乙進入土地之特權來免除乙的義務。這樣一來，甲對乙的獨立權利消滅，但并不影響甲對丙、丁的內容相同的權利繼續存在。

第四，對物權不應與任何擁有此權利者關于同一標的之并存特權或其他法律關系混為一談。這里是指，對物權不應當與對物特權、對物權力以及對物豁免相混淆，這同他的上篇論文中將權利、特權、權利、豁免相區分是一致的。

第五，對物權應區別于因其受到侵害而產生的對人權。這實際上是第一性權利和第二性權利的區分。例如，甲為土地所有權人，如果乙侵占甲的土地并造成損害，甲由此產生的請求乙支付賠償金的權利是不同于第一性權利的對人權。

第六，對物權不應與此權利的確權程序相混淆。霍菲爾德指出，這種混淆會產生兩種錯誤傾向。首先，人們通常會認為，當作為對物權標的物的有體物遭受非法侵占時，權利人可以憑借自助行為或訴訟的方式恢復對該物的占有。霍菲爾德認為，這是將實體關系與程序關系混為一談了。縱然非法侵占行為在實際上剝奪了權利人的法律利益，但權利人仍然擁有令其他人不得損毀或褫奪該物的對物權，這樣的對物權即使不采取恢復占有的救濟也是存在的。其次，就是在衡平法是否能容納對物權的問題上。要梳理清楚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理解霍菲爾德對于“第一性權利（primary right）”和“第二性權利（secondary right）”的認定，國內學者也將其譯為原生權利和次生權利。假設甲擁有一片土地，甲所具有要求任何他人不得侵害其土地的權利屬于第一性權利。如果乙侵害了甲的土地并造成損失，甲因此獲得的要求乙賠償其損失的權利就是第二性權利。簡單來說，第一性權利是因某一有效事實而不是因侵害先在的權利而產生的權利，可以是對人權或者對物權。第二性權利是因在先的權利被侵害而產生的權利。在該例中的第一性權利，或者更準確地說，第一性對物權被侵犯的情況下，權利人甲尋求普通法院或者衡平法院的救濟，會導向不同的程序。

假設甲尋求普通法院的救濟，該普通法院具有管轄權，甲依據普通法起訴乙，在程序的第一階段，甲獲得令乙賠償其損失的對人判決。如果乙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該判決，則會引起程序的第二階段，通過執行令拍賣乙的財產以執行判決。霍菲爾德認為，將這兩個程序階段一并考慮，可稱之為“準對物（quasi in rem）程序”。如果該普通法院沒有管轄權，甲不能對乙提起對人之訴，那么甲便可對乙的財產提起對物之訴，并通過拍賣該財產的方式獲取賠償。這樣的程序便是對物程序。因此，普通法院對第一性對物權的確立，可以視情況采取對物程序或者準對物程序。

假設甲尋直接求衡平法院的救濟，程序的第一階段衡平法院作出對人判決，這與普通法程序并無區別。判決作出后如果乙仍不履行，程序則會進入衡平法院程序的第二階段——乙因蔑視法庭而被監禁，這是一個對人執行的程序。此時，對于甲的第一性對物權只能通過衡平法程序確認，而衡平法程序的兩個階段都屬于對人程序。

由此，“衡平法只能對人”的觀念成為一種傾向，使得人們認為對物權與衡平法是不相容的。而霍菲爾德指出，這種傾向的產生實則是人們把對物權本身與對物權的確權程序的性質糾纏在一起的結果，衡平法對第一性對物權的救濟程序屬于對人程序，并不意味著衡平法上不存在對物權。他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土地所有權人甲將有關其土地的普通法權利讓與乙，約定土地由乙占有。在乙占有土地期間，丙對土地實施破環。此時，甲無法獲得普通法上的救濟，因為普通法對物權已經被賦予乙。顯然在此時，甲仍然可以請求衡平法院的救濟，對丙發出禁令。這也就意味著，甲擁有對其土地的排他性衡平法對物權，這與程序是何性質是無關的。

在霍菲爾德的另一著作《衡平法與普通法的關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Equity and Law）中，他論述了衡平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沖突。他在本文下篇開頭所提及的相容性關系與排他性關系就是為了說明衡平法與普通法之間沖突的。前者是指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均承認其效力的法律關系，后者是指僅為衡平法院所承認其法律效力的法律關系。同對人與對物的分類一樣，相容性與排他性的分類也可應用于一切基本法律關系——權利、特權、權力、豁免與他們各自的相關概念。但是，由于霍菲爾德的英年早逝，他對這一課題以及后續其他分類的研究也止步于此。他的基本法律概念體系理論在問世后，許多學者也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批評或延續。例如，科賓為幫助初學法律者確立清晰而準確的術語，曾對諸多基本法律概念的進行詳細的定義和解釋，而他的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以霍菲爾德的理論為基礎的。在他所著《法律分析與術語》中，除了對霍菲爾德的法律概念分析體系進行解讀之外，也提出了現時權利和未來權利、附條件的權利和不附條件的權利以及共有權的概念。盡管霍菲爾德在百年前就已經逝世，僅其未完成的理論留存于世，但他所建構的這一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理論時至今日仍然對指導法律實踐具有重要意義。今天的學者仍在以霍菲爾德的權利理論為工具對不同領域的法律概念進行分析和研究。這也許正回應了霍菲爾德寫作初衷：“本文的主旨乃是強調那些有助于理解和解決日常法律實踐問題，但又往往為人所忽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