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7日，北半球“占屋運動”風暴過境的兩個月后，南半球的占屋者出人意料地登上了政治新聞版面：一名俄羅斯外交官在澳大利亞法院裁定為“非法”的俄駐澳大使館預租領土“占屋”十余天后，離開了這座廢棄的建筑物。

這則多少有些無厘頭的新聞發生在俄澳關系惡化之后：6月15日，作為支持烏克蘭的最大非北約捐助國，澳大利亞政府通過緊急立法，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裁定俄方不得在堪培拉國家議會附近的土地上建造俄羅斯駐澳大使館。

6月18日，一名不知何時搬進該區域廢棄建筑物的俄羅斯外交官引起了附近行人的注意。在俄澳關系的劍拔弩張中，這個“潛入”的“占屋者”挑起了堪培拉的神經。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法專家唐·羅斯韋爾形容此舉為“外交上的非暴力反抗”。

●廢棄的俄駐澳使館建筑 / 網絡

堪培拉或許不想讓澳大利亞的“占屋文化”如此進入大眾視野——在這個國家，占屋（squatting）并非完全是“強盜”、“蛀蟲”的代名詞。40余年來，主流視線之外的人群成為穿行于城市荒林中的幽靈，無數的殘垣涂鴉和縱情嘶吼中催生出各種勃勃生機的亞文化，平權和反抗都是這里的主題。

租房昂貴，社會住房短缺，流離失所的人們再利用被廢棄的房屋也成為了解決澳大利亞住房危機的答案之一。國家愿意保護占屋者——澳大利亞法律允許“逆向占有”，即某人占有某房屋一定年限，就能合法擁有這棟房屋，即使他沒有經過真正屋主的同意。

懷念者深情講述悉尼棚戶區的燃情歲月，不計其數的受害者的憤怒一點不亞于歐美國家的反占屋浪潮：長年旅居國外的澳大利亞人很難防止自己的房產被占有，除非他們離開前直接變賣房屋。

“一個偉大的、偉大的所在”

7月初，悉尼港的冬季季風吹過伍盧莫盧手指碼頭一排高檔餐吧的水晶吊燈，也會一視同仁地光臨毗鄰碼頭旁的三層磚瓦小樓——前海軍倉庫the Gunnery。

●80年代后推倒重建的新The Gunnery外景 / 網絡

郁蔥的枝椏遮住了這棟方正體面的棕黃色建筑，但澳大利亞著名畫家、劇作家和動畫導演托比·佐茨（Toby Zoates）還記得它40年前的樣子。

“很久以前，the Gunnery是藝術家、怪人、朋克、異教徒和癮君子的天堂。”佐茨在博客中寫道，“當時的它，像一座令人生畏的暗黑立體堡壘。正如許多都市傳說一樣，仙女、精靈、食尸鬼和女巫匯聚于此，成為一個完美的藏身之處。”

這座廢棄的海軍倉庫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悉尼棚戶區文化的標志之一。像這樣尚未發霉、無人管理的房屋，在當時的悉尼并不少見。它們免費，隨意進出，無人在意，可以遮風避雨，正好供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貧窮而天馬行空的年輕人們容身和聚集，一片亞文化土壤醞釀出了欣欣向榮的生命力。

1984年出版的一本棚戶區改造手冊估計，當時悉尼大約有500個棚戶區。

“從我1977年新年夜第一次來到悉尼時，我就開始占屋。先是在悉尼的達令赫斯特內城區，1978年搬到了皮爾蒙特棚戶區，在那里住了12年。”佐茨告訴The Aither雜志，“因為不需要付租金，我可以隨性所以購買畫具和顏料，進行我的藝術創作。在棚戶區的生活也給我的繪畫提供了大量的靈感。”

在棚戶區的生活中，他參加過悉尼白灣的反鈾游行，為游行被捕的朋友們舉辦了一場慈善音樂會，還畫了海報。“自那次后我意識到，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實踐：參與一些社會政治活動，為慈善活動畫海報，和音樂家們相處，放映反抗主題的電影，例如保護婦女權利、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保護囚犯權利等，我也開始自己制作一些電影。”

在此期間，佐茨做了21張絲網印制海報，大部分后來被堪培拉美術館收藏。“我的作品被達令赫斯特畫廊拒絕了，所以我把整個悉尼都當做我的畫廊，在街邊墻上貼了數千張我的海報。1978年，我在棚戶區附近貼海報的時候，一個動畫制作公司的制作人經過，向我拋出了橄欖枝。接下來二十年里，我一直在做動畫電影。”佐茨說道。

對于佐茨而言，悉尼街頭的占屋潮就是他藝術生命的起點，他盡情享受著無人打擾的創作自由。佐茨并不缺乏同行者：在悉尼格里布城區的棚戶區，女權主義活動家在一棟廢棄的平房中建立了澳大利亞第一個婦女庇護所；各種形式的藝術展品和行為藝術展示出沒在建筑物中，供好奇的路人們留連；無政府主義者們和活動家在這里組織游行和抗議；在每年的固定時間，悉尼的占屋者們會舉行“占屋節”（Squatfest），他們在大樓里放映一整夜的電影并狂歡。

像佐茨一樣的年輕人，傾向于選擇繁華、新潮、文化元素聚集的地段占屋，他們的紋身、涂鴉和鼻環沒有被排斥。“這里什么樣的占屋者都有，從普通的中年白領到流浪者，它取決于寮屋的環境、偶然性，占屋者的興趣和承擔風險的意愿。”藝術家和占屋者馬克告訴VICE。

被訪者中，不乏從棚戶區成長為著名藝術家、學者、社會精英的前占屋者，他們不約而同都表現出對那段自由又野性的歲月的懷念。

但悉尼科技大學的新聞學副教授溫蒂·貝肯一直記得那一天。

1973年底，澳大利亞的明媚初夏，卡車載著一群手持拆除工具的工人開進了悉尼內城區帕茨角的維多利亞街。他們和數十名警察一起，將占屋者從一排排舊排屋中驅逐出去，為即將新建的一座大住宅區騰地方。

●一種典型的占屋者形象 / 網絡

“這非常可怕，”當時年輕的貝肯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他們使用撬棍和其他工具強行闖入寮屋，所有人都被捕了。”

另一位活動家艾倫·里斯（Allan Rees）當時住在格里布的棚屋里，他也記得那一天。“我們甚至看到了一個人站在一棟三層樓的煙囪上，而一些瘋狂的強拆者試圖將他腳下的磚塊敲掉。”里斯說。

沿著維多利亞街往上走一點，能看到達令赫斯特棚戶區居民佐茨在墻上繪制的暗黑涂鴉“親愛的，它傷害了我”以示抗議。涂鴉背景是一條高速公路，正是這條高速公路的修建才讓政府下令拆除佐茨所住的寮屋。這場抗議最終以失敗告終，高速公路最終還是將棚屋夷為平地。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占屋幾乎成為反對建筑開發商和政府夷平部分城區的年輕活動人士的必備活動。成千上萬的棚戶區居民和工會成員聯合起來保護寮屋，他們親身參與到抗議推土機和大錘的活動中，通過占屋和游行和政府商人對峙。

失敗的反抗者不計其數，勝利者至今仍被人銘記。2001年8月，在悉尼百老匯街，居住在該區廢棄議會大樓的占屋者們成功和大樓的所有者——悉尼南區議會達成了一份協議。占屋者們獲得了居住的許可，同時答應議會照顧好這些建筑物。在大樓不得不需要拆除的時候，占屋者們才會搬走。

——在此之前，市政大樓預備拆除，占屋者們被要求在2000年9月之前搬走。但他們通過不懈的奔走、宣傳和游行，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最終逼迫悉尼南區議會妥協，和他們坐到了談判桌前。

這份屋主和占屋者之間的“君子協定”至今都被傳為美談。百老匯占屋者們還組建了一個在當時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和活動家團體SquatSpace，并在大樓里設置了一整條壯觀的SquatSpace畫廊，掛滿了他們的作品。

藝術家和活動家彼得·斯特朗（Peter Strong）親身經歷過在百老匯90年代的地下抗議和聚會。“那真的是一個偉大的、偉大的所在，”斯特朗充滿感情地回憶道，“我參加了一個叫'Ohms Not Bombs’的團體。我們的棚戶區后面還有一個巨大的倉庫，有一次我們甚至在那里停了一整輛巴士。”

推土機的轟鳴聲，一直伴隨著占屋者們不知疲倦的狂想曲。80年代的主要寮屋區the Gunnery被推倒，拔地而起的是政府所有的藝術中心和昂貴的住宅區；百老匯棚屋區最終被拆除后，斯特朗和朋友們又不屈不撓地找到了一家20世紀20年代的廢棄豪華電影院，在警方闖進電影院將所占屋者們趕走之前，他們在水晶吊燈下舉辦了很多如夢如幻的演出和聚會。

“直到今天，那家電影院還在，它還是用木板封著，里面空無一人。”斯特朗唏噓道。

“沒有人會被拋棄”

2023年，是30歲悉尼人杰克占屋的第15個年頭。這個游牧民族電影制片人的兒子笑道：“這種相當自由的生活誘惑著我，也許我生來就應該過這種生活。”

如今，悉尼乃至整個澳大利亞的高房屋空置率和可住房源短缺短缺形成的悖論，讓占屋不僅是物質貧瘠者進行精神狂歡的方式，也讓它成為解決澳大利亞社會問題的一個可能性。

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目前，整個悉尼有超過16萬套空置房屋，包括受占屋者垂青的廢棄建筑物以及寧可空置也不會低價出租或售賣的地產項目。與此同時，買不到房和租不上房的人比比皆是。

巴尼·加德納是眼看著悉尼港海邊飛地米勒斯角(Millers Point)，從昔日熱鬧簇居著各種工人家庭的平民社區，變成了空曠華麗的聯排別墅區和度假村，達到了34%的房屋空置率。

“這里幾乎所有的房子都被Airbnb買下了，它們被改造成了單人臥室。”加德納說道。

●巴尼·加德納坐在他住了大半輩子的房子外面，該房子現在再次被出售 / 網絡

北帕拉馬塔16%的空置率更好解釋——這個悉尼郊區的中心地帶，三居室房價中位數高達106萬美元——2022年，澳大利亞的人均GDP為39201美元，沒有多少普通家庭愿意傾家蕩產付這筆錢。而根據CoreLogic的數據，米勒斯角的住宅價格中位數略低于210萬美元，周租金中位數為1056美元。

房價是天文數字，租金也在飛漲。據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AIHW）的報告顯示，2022年，澳大利亞有45.7%的低收入家庭都處于房租壓力之中，連購買食物，支付取暖費和醫療費用都成了一個大問題，與2020年的29.4%相比有大幅增長。澳大利亞國立庇護所主席艾瑪·格林哈爾介紹道，疫情期間民眾收入的驟減和經濟下行是原因之一，租金上漲是另一個原因。

“我們看到的是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一群人擠在一間房里，和住在大篷車里的家庭......在第一線的人告訴我們，目前無家可歸者的情況是他們所見過的最糟糕的。”格林哈爾說道。

為了減少租金壓力，一些家庭會搬到租金更低的地區，這不僅犧牲了自己的上下班通勤時間，給生活造成不便，也會導致一些偏遠地區房屋供不應求的情況，而中心地區則有大量房屋閑置。“一些地區房屋空置率達到了零，另一些地區卻超過了10%，這令人難以置信.....健康的房屋空置率應該是3%-4%。”格林哈爾解釋道。

“我們的公共住房系統和社區住房系統，長期以來沒有受到聯邦政府的充足重視。租賃市場的問題也很嚴重，高收入者和Airbnb的動作正在推動租價上漲。”西悉尼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的住房研究員和副教授路易斯·克拉布特里-海斯說道，“很多空置的房產，如果有人在其中居住，是很有好處的。我們應該學習棚戶區居民使用居住空間的創造性，而不是單純給占屋者定罪。”

據AIHW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在整個澳大利亞，等候購買公共住房的名單人數超過了16萬人，比2021年同期增長了超過8000戶。增加的家庭普遍都處于“急需住房”的狀況。

然而，澳大利亞政府全國范圍內只新建了不到4000套社會福利住房（包括公共住房和社區住房開發商出租的房產），一些州，譬如維多利亞州和西澳大利亞州，社會住房總數還下降了。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2021年，悉尼33個區議會中的19個都沒有達到之前定下的2016-2020年建房目標。

政府新建住房的低效遠遠跟不上澳大利亞民眾對社會福利住房的需求。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為例。該州社會住房的等待名單從2014年6月的59354人減少到2022年6月的57550人，但申請者的數量卻增加了11.3%。

昆士蘭州的克里斯蒂·塞佩爾，被迫從社會住房中搬出，并重新帶著兩個孩子住回街邊的二手帳篷時，她心都要碎了。“我可以付得起每周450美元的社會住房租金，但我卻租不到房子。在街邊生活太危險了，我現在感覺快要崩潰了。”塞佩爾說道。

因此，澳大利亞作家羅斯·蘭恩（Rose Lane）成為了占屋者的支持者。她曾經和一家占屋者成為鄰居，體會到了在異常寒冷的冬日，一杯熱咖啡和一張厚毛毯可以給無家可歸者多大的慰藉。

“他們住在一間搖搖欲墜的腐朽建筑里，圍欄似乎隨時會倒塌。那戶人家里住著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他們的面前擺的不是針管和毒品，而是一罐罐顏料。墻壁上畫著美麗的彩虹旋渦，房間里是幾個人從河邊收集來的石頭，臥室門上寫著'Love’。家里有一張很薄很臟的毯子，床板是泡沫做的。女人說她叫貝絲，他們都是藝術家，是一家人，'沒有人會被拋棄’。”

第二個星期，這戶家庭被警方驅逐，貝絲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我對將人們趕出房主似乎并不急于居住的房子的感到憤怒。但我學法律的丈夫告訴我，如果房主知道人們住在不安全的房子里，可能會有問題。”貝絲說道。

“真的需要改變了”

在日益嚴重的住房危機前，占屋對于無家可歸者，尤其是被迫失去住房（如從家暴家庭中逃離）的人群而言，是一根珍貴的救命稻草。因此，支持占屋者的矩陣常常會拋出類似的質問：為什么我們的社會更重視私人房屋所有權，而不是生活在這里的人的安全和福祉？

對此，私人房產的所有者們也可以回答——占屋的受益者或許不總是那些不幸的無家可歸者，但受害者總是房主。

以2018年的一樁著名案件為例。一個悉尼房地產開發商比爾·格托斯（Bill Gertos）通過“蹲守”在一處價值170萬美元的房屋里長達19年，從一戶家庭手中奪走了這棟房子。

這所房屋是這戶家庭中已故長輩的遺產，之前沒有人知道這份遺產的存在。而格托斯就是簡單地跳進房子里，換了鎖，修理和翻新了房子，并開始對外出租，賺取不菲的租金。負責此案的法官認可了這種占屋行為，并最終裁決格托斯才是這所房屋的真正主人。2020年，他將這所房子以14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賺得盆滿缽滿。

62歲的萊爾·克雷菲爾德（Lyle Creffield）則不小心成為了一名“東郭先生”。這名卡布爾徹的男子和占屋者達成了2022年9月23日搬出他家車庫的協議。在此之前，他允許他們免費居住。

“我之前就認識他們，他們有時會給我修剪車庫前面的草坪，所以當我需要對這個地方進行施工時，我說他們可以住在那里，我每天付給他們100美元，我最后給了他們將近4000美元的工程費。”克雷菲爾德說道，“但現在，時間到了，他們卻拒絕搬走。”

“我不敢再去車庫了，我怕他們傷害我，警察也不管，他們說我允許占屋者免費居住，因此他們沒有權限將占屋者驅逐出去。這段時間，我每天都提心吊膽，用垃圾桶堵著門，然后將門鎖上。”

盡管最后法院裁決占屋者在30天內離開克雷菲爾德的家，但克雷菲爾德仍然心有余悸：“我現在的打算是，一旦占屋者離開，就把整個房子賣掉，然后離開這個鬼地方。如果允許居住在這里的人對我構成威脅，那就真的需要改變了。希望這個故事能警告其他人。”

根據澳大利亞法律的“逆向占有”條款，該國公民只要占據一處房產達到足夠長的時間，就可以合法獲得房屋產權。在昆士蘭州、西澳大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這個時間為12年，而在維多利亞州和南澳大利亞州，該期限為15年。尤其在南澳大利亞州，雖然占用房屋是非法的，但占用者如果可以證明他們在那里已經居住了足夠長的時間，仍然可以合法獲得房屋所有權。

澳大利亞法律對占屋的默許，讓長年旅居國外的澳大利亞人開始提心吊膽。越來越多的法律咨詢機構開始教房主如何對付占屋者。比如在獲悉有人居住你的房子時，第一時間報警，控告占屋者“非法入侵”；如果報警不起作用，你可以向法院申請依法將寮屋居民趕走，但這是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花費大量金錢。

更直接的方法是在門窗上安裝一些打不開的鎖和高質量的安全防護網，或者裝上報警系統。

莫名其妙將自己財產拱手送人的滋味并不好受，占屋者們的不請自來更不是什么禮貌之舉，因此，盡管有一部分聲音呼吁占屋可以緩解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拯救一些不幸的流浪者，但官方口徑仍然對這個說法慎之又慎。

昆士蘭州綠黨議員喬納森·斯里蘭甘納森（Jonathan Sriranganathan）就一直在推動無家可歸者的占屋行動。在一條引發爭議的臉書帖子中，他批評布里斯班數千套空置的房屋，“如果這些房子被需要住房的人占用，那會好得多。”隨后，他詳細介紹了如何辨認可以蹲守的社區。“這些社區有大量空置房屋，你更容易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去蹲守。”

據斯里蘭甘納森事后解釋，這條帖子是為了督促政府對那些寧愿讓房屋空置的投資者采取行動。但布里斯班市議員瑞安·墨菲（Ryan Murphy）還是無法認同：“議員們自己發布占屋指南，這太瘋狂了。”

而格林哈爾始終不愿意責怪任何一方：“能解決這一切的還是政府。我們需要徹底的租房租賃系統改革，我們需要增加民眾收入以緩解他們的住房危機，我們需要政府的立即行動。”